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本书精选了梁启超的几十篇著述，从专著和文论两个部分进行分类，具体内容包括《文野三界之别》《惟心》《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国之旧史》《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该书可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对其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

梁启超一生手不释卷，勤于著述，并世学人，无出其右，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和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开山鼻祖。梁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他以高屋建瓴之势批判旧史学，号召进行“史界革命”。梁启超一生著述等身，本书辑有其重要史学作品《中国历史研究法》、《新史学》以及《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少年中国说》、《论不变法之害》、《人权与女权》等重要文论，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深邃的史学观和治学用心。

梁启超先生学行小传

一、专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说史料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新史学

中国之旧史

史学之界说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

论书法

论纪年

二、文论

 论学会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政变原因答客难

 论公德

 论进步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论立法权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论不变法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少年中国说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释革

 痛定罪言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人生观与科学

 惟心

 文明与英雄之比例

 倡设女学堂启

 成败

 文野三界之别

 干涉与放任

 三十自述

 学与术

 学校读经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

 儒家哲学的研究法

 儒家哲学是什么

 呵旁观者文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情圣杜甫

 人权与女权

 美术与科学

 美术与生活

 敬业与乐业

 为学与做人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附录

 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日中国史。

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

一 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是故非活动的事项——例如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皆非史的范围；反之凡活动的事项——人类情感理智意志所产生者，皆活动之相，即皆史的范围也。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日活动之产品，二日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曰也。

二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复次；言活动而必申之以“赓续”者：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此目的地辽远无垠，一时代之人之所进行，譬犹涉涂万里者之仅颐一步耳。于是前代之人，恒以其未完之业遗诸后代，后代袭其遗产而继长增高焉，如是递遗递袭，积数千年数万年；虽到达尚邈无其期，要之与目的地之距离，必日近一日；含生之所以进化，循斯轨也。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率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

三 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账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

四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今人韦尔思有言：“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为史者。”(注一)夫中外古今书籍之以史名者亦多矣，何以谓竟无一史？则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涂，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偻数，一无漏讹；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一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乃真无极也。不宁惟是，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试举其例：如巴蜀滇黔诸地，自古本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其次第同化之迹，治史者所亟欲闻也。而古代史上有两大役，实兹事之关键。其在巴蜀方面，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其在滇黔方面，为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平蛮。然而《史记》之叙述前事，仅得十一字；《三国志》之叙述后事，仅得六十三字。(注二)其简略不太甚耶？又如隋唐间佛教发达，其结果令全国思想界及社会情状生一大变化，此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隋书》、《新、旧唐书》，此种印象，竟丝毫不能印入吾脑也。如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我文学界辟一新纪元，亦共见之事实也；然而遍读《元史》、《明史》，此间消息，乃竟未透漏一二也。又如汉之攘匈奴，唐之征突厥，皆间接予西方史迹以莫大之影响，明时欧人之“航海觅地热”，其影响之及于我者亦至巨；此参稽彼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然而遍读汉唐明诸史，其能导吾以入于此种智识之涂径者，乃甚稀也。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P7-10

梁启超先生学行小传 夏晓虹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笔名有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沧江等多种。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公元1873年2月23日) 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1929年1月19曰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得年仅57岁。其家族于2月17日开吊，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亦于是日假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同时，上海各界由陈三立、张元济主持，于静安寺设席公祭。

梁姓自北宋始由秦地同州迁入广东。先生祖上居茶坑村，十世皆务农，至祖父维清(号镜泉)先生，方有志向学，捐为附贡生。先生幼时，于诸孙中最得祖父喜爱，日则教读，夜则随寝。熊子为一小岛，地当西江入南海口，南距宋帝赵■自沉殉国之崖山约七里。祖父每与儿孙讲说南宋故事，“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哀启》)。父宝瑛先生，字莲涧，亦习举子业，不得售，遂教授于乡里。先生兄弟少时，均普由其父亲教。而初识字之启蒙老师，则为其母。其家教慈而严，不以常儿视先生。

先生生性聪慧。4、5岁开始读书，即习“四书”“五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7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此前两年，已就读于阮元创办之广州学海堂，治学之范围与兴趣亦随之由帖括转为词章、训诂。18岁时，其人生道路发生变化。此年入京会试，下第途经上海，购读《瀛环志略》并接触西学译书，为之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同年，谒见康有为，拜服师从，又为之开启了研治新学的大门。次年，入康氏设教之万木草堂学习。草堂教育“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南海康先生传》)，借公羊“三世说”宣传维新变法，予先生影响至深，自谓“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

甲午战后，激于国变，先生奔走南北，著书授课，一以救国为务。先后参与公车上书、强学会、湖南新政、保国会、请废八股、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并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大批政论文，编著《西学书目表》，力倡引进西学，变法图强，势在必行。其文风靡全国，一时声名鹊起。又赴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培植维新人材，使湖南风气大变。

变法失败，先生东渡日本，开始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赴曰之初，即热中于学习曰文，广泛浏览日本的“洋学”书籍，受到明治文化的冲击，“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居日期间，仍热心政治活动，组织保皇会，成立政闻社，从事立宪运动，为此数次离开日本，赴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美洲等地。其中1903年的美洲之行，使其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反对流血革命，坚持君主立宪。而其用心最多且成效最大者，实为办刊撰文，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宣传新思想、新知识。借撰写西方思想家学案，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及其他学术思想；而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与旧学，讲求“新民”之道，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均表现出极强的开创性。所著《中国积弱溯源论》与《新民说》，最早系统检讨了国民性问题，至今仍富有启示意义；《新史学》以“史界革命”为旗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初步奠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于中国学术史首次作科学的研究，为后学提供了具体的治学范例。即使一向被视为“余事”、“小道”的诗文、小说，先生亦郑重对待，除发表《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诸文，阐述“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思想，更身体力行，创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新体诗、《少年中国说》等新体散文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稿)，对改变文学风气大有助益。

民国建立，先生遂即归国，历任袁世凯政府之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及段祺瑞政府之财政总长，并策动反对袁氏称帝的护国战争，参与讨伐张勋拥清帝复辟的战役。1917年底，自觉只能做“理论的政务家”，不能胜任“实行的政务家”之职，因而退出政界，基本结束前期显赫而并不成功的政治生涯。

随后，先生出游欧洲各国，增强了以中国文化救世界的信心。1920年回国后，虽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却谨守社会名流身份，取独立超脱姿态，倡导国民运动，抨击时弊恶行，大部分精力与时间则用于讲学与著述。对新文化运动并不抵触，迅即改用白话文写作。又举办多项文化事业，如组织共学社，刷新《改造》杂志，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并热心于到各地进行学术演讲。晚年，除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课外，主要执教于清华学校，为该校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著作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最用力，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力作。临殁前3个月，仍奋力执笔，编订《辛稼轩先生年谱》，终于不起，真正实践了其“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之言。

先生自认“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外交欤？内政欤？》)。而由于时势变迁，前期著述只求觉世，故以政治家身份而论学，开通民智、变法图强为其最高宗旨；后期著述意在传世，故主张纯粹的学者态度，终以人格修养为归宿。贯穿其间的“新民”课题，也因此呈现前期的重在批判、取法西方与后期的重在表彰、取法传统之不同。沟通二者的根基，则在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先生治学，气魄宏大。早年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拟分16章，已露端倪；晚年亦有写作《中国学术史》、《中国佛教史》等庞大计划，而总其成者为《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则为其终生念念不忘的事业。所遗留之《中国通史》与《中国文化史》全目，涉及面之广博，令人惊叹。凡此均因其兴趣多变、精力不济而无一完成，又令人叹惋。

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先生后期的学术著述，大致是前期研究题材的深入与放大(《梁任公先生》)。诸如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此时均有专门研究，而尤以史学为大宗、为指归，其伏脉则皆可追溯到《新民丛报》时代。相对而言，先生后期的著述更谨慎、细致，注重系统性与科学化，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从定义入手，经过论证，作出判断，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在论著中，先生又每每强调方法的运用得当，如以问题、时代、宗派三种研究法的交叉使用为其学术史撰述的基本策略，便可收提纲挈领之效。其毕生所求乃在“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墨经校释序》)，此为先生治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是其学虽多变，而自有不变者在。

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字数总计在1000万言以上。后死友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40册，卷帙浩繁，仍搜罗未备。因写作速度快，不免有粗疏、草率处，为白璧微瑕。

其性格喜新善变，本无成见，名言为“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政治主张之多变尝为人诟病，而能随时进步，实为其长处。学问上亦不肯故步自封，每喜推陈出新，以是开后人治学诸多门径。其为人热情坦诚，文字亦平易畅达，虽作专门研究，仍时刻不忘文化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