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2003年秋因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判刑，现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午中学的校长。

从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企业家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2005年的鞋套风波、网络之争等等。从儿时生活到上述这些事件，书本均有所涉及。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有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生：2003年秋因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判刑，现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午中学的校长。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2005年的鞋套风波、网络之争等等。从儿时生活到上述这些事件，书本均有所涉及。

引言 先有鸡，先有蛋?

第一章 鸡鸣于野

1．郎五庄记忆

 “狼窝庄”的传说

 爱说大话的母亲

 “人吃动转之食”

 “憋闷疙瘩”

2．养鸡状元

 一顿散伙饭 

 “这是一万块钱”

 危辱之地

 大午回乡

 悬赏万元征下联

3．大午庄园

 老报人的打油诗

 鸡鸣报晓

 “20年后，这里会是一座城市”

第二章 击壤之歌

1．大午发家史

“粮食多了怎么办”

“粮食银行”

小岗精神辩

中南海初放直声

2．自由劳动生财富

远古的农民

 “宁看贼挨打，不看贼吃饭”

 “互为劳动”

 劳动的玄机

 农民的“合作社”

3．追问财富真谛

 养殖户的“财富论坛”

 嵊泗列岛随感

 “基金”变奏

 财富与生命价值

第三章 但求无讼

1．土地之争

 “非法”生存

 新疆之行

 与学者的争论

2．但求能讼

“牛皮拧鞭鞭打牛”

税务官司

“有理不怕见朝廷”

3．大午说“法”

 跑“证”记

 法无定法是法，法有定法是律

4．建议出台《临时乡村法》

 初衷

 问题

 运作

 建言

第四章 悟道参禅——

1．守道如一

 道、术之间

 人们活在希望里

 “1”和“0”的思考

2．社会如何主义哉

 “社会就这样，主义自己拿”

 “欧游心影录”

大午办社会，求共不求公

3．从先富到共富

大午技校的诞生

“企业家精神”之辩

共富只需政策

第五章 桃源记——

1．庸人相聚的地方

平常人干平常事

八方风雨

怎么当干部

财不散，人不散

2．桃花源里好耕田

 大午读经典

 乡村梦，都市魂

 乌托邦与桃花源

第六章 服法

1．“我无罪，但我服法”

 庭审

 蒙难

 劫后

 疗伤

 安抚

2．“监狱也是人去的地方”

“有思想是多么痛苦”

死刑犯的故事

“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在监狱里”

3．草根金融乡村路

 “郎五庄模式”

 “礼失求诸野”

 民间金融的三个路径

第七章 大午立宪

1．“私企立宪制”独辟蹊径

 “唯此为大”的传承难题

 “私企立宪制”的前世今生

 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

 目击大午“私企立宪制”选举

 和大学生的通信

2．公、私之间

 私营企业不姓私

 社会常态是“共有”

3．改制之后

 管理与治理

 制度·道德·文化

 人与钱的共和

第八章 情理之间

1．大午教子

 十元钱的故事

 比尔·盖茨有没有私人飞机

 “家有逆子不失家”

 组织功能的威力

2．“我要真，不要纯”

 “和氏璧”故事新编

 女企业家的命运之问

 “我是伺候人的人”

 醉酒之人最真

 “我要真，不要纯”

3．大午齐家

 寻找道德自我

 以孝齐家

 家齐未必国治

4．钱的背后

 “亦朋亦友，还是朋而不友?”

 “这是我无法猜出的谜”

 猴子的故事

 富人是这样富起来的

第九章 文化之惑

1．鞋套风波

对不起，我不愿套鞋套

各执一端

“谈谈待客和做客”

2．网络之争

儒家学者的争论

学界时评

民间回声

3．“我要站到阳光下”

 鞋套事件的反思

 草根格言的争议

 文化复兴，自民问始

第十章 家园之思

1．善恶都是道

 四条路，四条根

 修路的故事

 “对好人的惩罚是永恒的”

2．信仰与宗教

 “上帝最爱的是他丢失的那只羊”

 世界的原点是什么? 

 有宽恕，才有未来

《圣经》是上帝之作吗? 

我们也是先知，我们也是祖先

惩恶扬善不是上帝精神

3．没有乡愁的人

 守望家园

 “这些已很遥远，永不再现”

 寻根之旅

 “乡村路，带我回家”

附录1 孙大午草根格言

附录2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组织架构图

附录3 个体化趋势下私营企业主的身份重构

及其潜在的社会风险

后记

“狼窝庄”的传说

郎五庄村旧称郎五庄洼，原是徐水境内的九片碟形洼地之一。

在北方的乡村，在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上，最常见的通用地名就是“村”或者“庄”，二者惯常并举，实际相差着数百年的悠悠时光。

“村”原是先民较早建立的一批相对稳定的聚落，周围是大片的可耕地；“庄”则是先民在开发远处的洼地时，为便于收割和守护庄稼，临时搭建的庄院。每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周期过后，只有少数几个“庄”能够保留下来，她要像“村”一样传衍成为稳定的聚落，通常需要三五百年的时间。

汉之前，“村”、“庄”连同它周围的桑田或洼地一起，统统被称作“野”，可以想见当时的大平原上聚落萧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旷野无边，郎五庄微渺得如同夜空之星，沧海之粟，传说和民谣构成她全部的历史。在光绪33年的徐水测绘图上，郎五庄还被记作“狼虎庄”，老百姓叫它“狼窝庄”。

传说古时候，有个南方来的风水先生行至此处，对村民们说，这个村子将要出十八个高官，但是必须在村东北挖一个大坑。村民们信以为真，齐心协力地挖坑，结果挖出了许多沾满血水的石块。村民们去找风水先生，哪知他早已悄悄溜走。原来这个风水先生不怀好意，是专门来断龙脉的。本来，这条龙很快就能喝到东河沿的水，马上就要成气候了，不意被南蛮子所破。不久，村里出了十八个强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官府到处追杀他们，一村民众受其牵累，屡遭血光之灾。村子因而得名“狼窝庄”。后来，村民们嫌其不雅，改称郎五庄。

当地民谣描述人们的生活：“春季返碱白茫茫，夏季沥涝水汪汪，秋季高粱无几粒，冬季枯草一片黄。年年只见种下地，就是不见粮归仓。吃的高粱面，喝的苣菜汤，稀粥照人影，糠菜充饥肠，十有九年闹饥荒”，总之，“烂泥塘，土坯房，半年苣菜半年糠，有女不嫁郎五庄”。

有女不嫁，无以为继——这大概是农民对贫穷最常用的诅咒。

在中国六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上，洼地是北方农民一个漫长的噩梦。《诗经》中到处都有它的影子，人们叫它“隰”。

洼地的主要特点是只会越来越加重的水涝和盐碱，通常只能种植高粱之类生命力顽强但品质低劣的作物。洼地的开发极其艰难，一次次充满希望的投入和劳作，常常继之以一次次颗粒无归的湮没，但是先民仍然前赴后继，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承担起了卑微的劳作，好比希腊神话讲述的“西绪福斯的苦刑”。

西绪福斯原是柯林斯城的国王，为了说服河神向柯林斯城供水，他背叛了宙斯，遭到了诸神奇特而残酷的惩罚：他被迫在有生之年，永无止息地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但是巨石每一次快要到达山顶之时，都会因自身重量滚落下来。

诸神不无道理地认为，没有什么比徒劳无望的劳作更可怖。但是，西绪福斯怀着对诸神的轻蔑、对大地和人间的热爱，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承担并超越了自己的命运。

现在，天气晴好时，站在大午庄园最高的楼顶，四面俯瞰，能看到绿野无边，古老的村庄彼此守望，像安详的岛屿，散落在宁静的海面。

一位好文墨的乡亲，题赠大午庄园：“自古丁郎翟马，荒野满目芦葭，而今午骏奋起，沃土培育英华”。“丁郎翟马”指的便是庄园四周的丁庄、郎五庄、翟庄、马庄。这些“庄”多建于清咸丰年间，只用了100多年，就演变成了“村”。

当初为了排涝治碱，低洼的地面被挖成一条条高低相问的台条田，台田用于耕种，条田用于雨水冲刷排涝；人们还在田问地头，打了很多机井，以备旱时灌溉。现在，台条田都种满了庄稼，每到春秋时节，机井日夜鸣响，地下水汩汩涌出，灌溉着辽阔的大平原。

据说，华北大平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井灌区。

爱说大话的母亲

1954年农历6月初6，在滂沱大雨中，孙大午出生在郎五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中，因生于马年，得名“大午”。他出生时，上面已有两个姐姐，随后出生的两个弟弟，被顺势叫作“二午”、“三午”。

父亲孙凯，是冀中大平原上最常见的那种朴拙勤劳又不乏血性的农民。抗战期间，郎五庄一带是游击区也是拉锯区，孙凯腰里别着一把“独一撅”，昼伏夜出，先后担任过当地的“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抗日民兵区小队队长；解放战争中，他又参加了平津战役的支前队，战争结束，他才回到家乡勤勤恳恳种起了庄稼。

他亲手夯建的三间土坯房，曾被还乡团甩手榴弹炸塌过两间，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半堵土墙。废墟东边，隔一条小巷，是孙大午当年婚后盖起的一座宅院，现在是郎五庄村音乐会的驻地。孙凯擅吹黑管，是音乐会的元老，能读懂音乐会流传下来的一些古奥的曲谱。他在年节去音乐会坐坐，平日里每天骑一个三轮车，在大午集团内外捡拾废品。多年跟在他身后的一条大黄狗，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他已经88岁，腰背弯得厉害，和老太太坐在一起，已比老太太矮不少了。他的话不多，但神色开朗，满面皱纹常被憨厚的笑容弯成一道道规则的弧形。

母亲刘凤兰，生于和郎五庄仅隔3里地的马庄。她现在已年近90，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清晰深刻。她常常坐在警卫室门口，看着人来车往。有时候也会抬头挺胸、一脸严肃地坐在老爷子的三轮车上，让老爷子载着，缓缓穿过大午城的街道，仿佛在她的领地巡逻。

土改时，孙大午家曾分得25亩地。可是郎五庄十年九涝，父母亲终年劳碌也填不满5个儿女的辘辘饥肠。老太太忆苦思甜道：

“那时候穷得没法儿。我娘家给我点接济，能吃到初一，还能吃到十五?救急的救不了穷，谁给也不如自己腰里掖着。可是我从来不在嘴头子上计较，来了人还要接济。有口吃的留给孩子们，勒紧腰带，一晌午就过去了。现在孩子们有出息了，活得才像个人了。”

她有时候劝解一些想不开的婆婆媳妇：

“人哪，三碗两碗都能吃，一点气受不了还行?你就当耳朵是放风的，这边进那边出，气大伤身。我要是心乎了，比天还高。我今年90了，耳不聋，眼不花，浑身一点病也没有。”

偶尔给小辈人讲往事：

“有一次我躲日本鬼子，从郎五庄逃到屯庄，地里谷子半人高了，有两只狼张着口，跟着我走了好远，我一点也没害怕。照样这么走法。它们到底也没吃我。就是这个，你心里没愧，没做过亏心事，没把人家的孩子投到井里去，怎么会叫狼吃了呢?它就是真吃了我，早死早超生。这都在老天爷。狼不吃你，你多活几天，吃了你，你又没害怕，还赚个胆儿大。”

“1963年8月发大水，人们都往外搬，我就是不走。你说要是逃到外边去，染上了病，更受罪。闹日本的时候，他们把我推到河里去，我也没死了。该死到井里，死不到河里。”

孙大午听说，笑道：“我母亲爱说大话!”

在应付艰难困苦生活的空隙里，父母亲还为孩子们做了一些微小而重要的事情。

上小学的时候，孙大午喜欢上了乒乓球。当时的世界冠军容国团、庄则栋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母亲撺掇父亲，给孩子们在院子里搭了个乒乓球台。球台靠着院墙，台面用土坯铺成，底下结结实实地塞满了玉米秸秆。父亲还用木板给孙大午做了副铲子一样的四方形的球拍。  这是村里唯一一个像样的球台，它吸引来了很多孩子。

P2-5

大午的话

自从我被判缓刑之后，很多朋友都关心着我。再有一个多月，我的刑期就要满了。媒体的朋友曾经写过报道“缓刑滋味比秋凉”，其实，四年缓刑期间，我感觉也有更多的暖意、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其间，政府给了我很多的宽容和关照，让我外出、交游、参加各种会议，尤其是企业界的会议。从南国的广州到北疆的七台河市，从东海的嵊泗列岛到新疆的伊犁、阿克苏，我跑了很多地方，收获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的感悟。

去年和今年，我两次应邀到新疆，和当地的企业家交流。两次新疆之行，留给我许多美好的记忆，我饱览了祖国的广大和美丽，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平日里，也有很多企业家朋友们到我这里来做客交流，一住就是一周，就差抵足而眠了!

每次出门，不管事先熟识不熟识，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企业家朋友尽心尽力地招待我。他们让我住最舒适的宾馆，吃最有特色的饭菜，甚至在百忙之中，陪我旅游观光、饮酒谈天。和企业家朋友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痛快和默契。

我为企业家们演讲，与企业家们交流，少到几十人、几百人，多到一两千人的企业家大会，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们，给我的掌声最热烈。让我感到心里暖融融的，常常热泪盈眶。有个企业家说，他为我鼓掌，手都拍疼了。

我感觉我的酸甜苦辣，与这些企业家兄弟们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息息相通；我感觉企业家们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前进的主流，我从心里敬重他们的勤劳勇敢。所以我想把我的所思所想，首先献给帮我爱我的企业家兄弟们。如北京的柳传志，湖南的刘计成，新疆的张恩智、张恩良兄弟，云南的武克刚，河南的罗志元……

我的思想文化界的朋友们，像吴思、秦晖、唐立久、胡星斗、杨支柱、周士君等，很多都是对社会有担当的仁人志士，我愿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把我的所思所想献给他们。

我搞的是农牧企业，此书更多地关注了农村问题。在此，我把我所感所求的东西，献给帮助过我的杜润生、茅于轼、萧一湘、姚监复、李昌平等关注农村问题的人。我觉得人人都有思想，哪怕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也有他的思想。但我也时时警觉，害怕自己的话不过是井底之蛙的无谓聒噪，甚至误导别人。

我也愿意把我的所思所想，献给那些为民营企业家们鼓与呼的领导和新闻界、法律界、经济学界的师友们，他们是社会和正义的守望者，曾给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还有那些学养深厚的老师们，像大洋彼岸的杜维明先生，不懂中文却崇拜老子、孔子的约瑟·丹尼斯，北京的张祥平、张祥龙兄弟等。我愿意继续得到他们的关注和批评。

最后，我愿把我的所感所惑，献给所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们。

同时，也献给不爱我的人和骂我、恨我、毁我的人们。

我欠这个社会的太多了。我要说，我爱这个社会，我爱你们!

这本书，也是“述而不作”之作，其中“作”的部分要归功于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平时发言的记录与整理。有很多东西，我说过就忘了，但他们都帮我记下来了。我的原则是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废话，讲自己的话不讲套话，期望与读者共鸣。

孙大午

2007年9月

此书历时半年，起于郎五庄，止于吐鲁番。

期间，每出一章，秘书处的同仁们，梁俊青、石寒、赵红领，都要严阵以待，删繁就简、核对查证数日。这本书，内容庞杂，头绪繁复，实在不是我们几个非专业人士能够驾驭的。

我是两年前从北京辞去公职来到大午庄园的。第一次自己摸到这里来时，曾经因为没找到孙大午修的那条路，气急败坏地哭起来。两年当中，我曾为一些小事苦恼。比如冬天买不到烤地瓜，春天买不到草莓。小贩们偶尔光顾一次，都给我莫大的惊喜。

因为这里养不住他们。大午庄园以学校和企业为主体，离县城有二十多里路，多数职工是家住周边村庄的农民。所以，这里虽然已经聚集了五六千人，要形成一个成熟的生活社区，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叫她大午城，是一种笃实而强烈的心理暗示。

也有人怀疑这里养不住我，其实我还是很好养活的。这里到处都是土地，人们过的是我熟悉的生活。社会学家、80岁的辛秋水老人曾经鼓励我：“世界上只有两棒东西最有魅力：一是真理，一是人格。”

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情景。夏天，雨前，父亲让我把院子里的农具都扛到屋子里去，等我满头大汗地完成任务，他又拿出一支旧钢笔，问我钢笔重还是锄头重。他告诉我，钢笔和锄头都能挣饭吃。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钢笔。对我们兄妹，父亲还有很多类似的非常直观的引导。当然，每一次我都是弃耕从读。后来哥哥嘲笑我，“知识分子就是奸”，我的确一直在避重就轻，逃避劳动。在童年的印象里，劳动是一种令我畏惧的暴力。

但是我慢慢明白，选择钢笔也无非是选择了笔耕。劳动是无可脱逃的真理。

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大午庄园和孙大午，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纯朴而永恒的文化良知，一套本色的价值系统，还有一些时时处处、俯拾即是的发现和感悟。

书稿接近尾声时，我跟随孙大午一家，自驾出差到新疆。

荒漠里，偶见群山连绵，寸草不生，仿佛岩浆浇铸，完全本色示人，孙大午惊呼：“看哪!看哪!原来裸露也是一种美!”

到了伊犁，接待方安排孙大午一行次日到那拉提草原游玩。当地俗语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当晚在酒店安顿下来，我兴奋地宣布：

“我要到草原上打个滚!”

“你不能去!这本书你跟出版社是签了合同的，我跟人约好的事从来没有失信过。可是你已经延期多久了?你们文人怎么这么不守信用?”孙大午说。

我于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留在酒店里干活。孙大午携妻将子去了那拉提。他从那拉提给我发短信道：“我替你在草原上打了六个滚!”

在乌鲁木齐的马场里，他骑上了一匹赛马：“我太喜欢马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马勤劳、勇敢!”

“有人喜欢马是因为马是有尊严的动物。”

“我喜欢马就是因为马勤劳勇敢!”孙大午说。

归途中，越野车在大漠中穿行。孙大午忽然说：“看，一个小旋风!”

车窗外，一个小旋风裹挟着一抹黄尘，飘飘忽忽，越旋越远。

“真奇怪!小时候常看见平地里忽然起来个小旋风，现在很少看到了!旋风也是一种生命吧!这里一片死寂，只有这个小旋风是活动的，活的就是生命!它一下起来了，一下又没了!不知道它是怎么起来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消失的。难道它是灵魂?”  途经吐鲁番时，我完成了此书的最后一章。

我的梦想是，读元气淋漓的无字之书，写字字属实的人间笔记。

我愿见证一簇簇文明之花，像大午城一样，绽放在希望的田野上。

作者

2007年9月

大午集团搞的可以说是桃花源的生活方式，但绝不是乌托邦的生活方式，我也没有乌托邦情结。我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和谐的社会形态。剖析一下大午集团，这儿原来也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空间。

20年前，这里是块荒地，水电不通，道路不通，远离管制也远离尘嚣。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创业空间又非常狭窄，与政府各部门发生的冲突也很多。就我本人来说，我的作用就是撑起这个劳动空间，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我没有真正干涉过。我让企业顺其自然，信马由缰地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保持一种很自然的和谐的状态。

我提到以共同富裕为归宿，就是要避开相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相同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富裕，生产资料的不平等能带来生活资料的大体平等。人们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政治上不讲高低责贱，在企业中做到民主决策、专制执行，就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和谐的社区。

——孙大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