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为己之学”，是笔者幼时即在家父督导下读《论语》，对这部中国第一典籍，有一种特殊疼爱的介入和坚持真诚面对的理念。该书运用了多种方法来分析儒学义理，它是按照笔者理解的《论语》本义与现代价值的关联来解释《论语》的。全书对孔学有褒有贬：一方面，读者看到的是笔者基于疼爱，对先哲的认同和赞誉；另一方面，读者也能看到笔者基于真诚，对《论语》的分析与批评，而在这些认知和分析中，读者也能够看到笔者从经典中发现现代价值的努力。

本书非辞章之学，也非考据之学，乃是义理之学。本书是一部以《论语》为基点，以先儒为主体，以后儒为参考，体悟圣贤原典意义系统的义理之作，该书借用“鼓吹”概念，有“弘道”之意。《论语》所言，当然无须侍人“鼓吹”而能远达，但笔者犹来“鼓吹”，是有“弘道”之愿。所欲“弘”者，在讲述圣贤之同时，寻求现代儒学之可能。

前言

全书义理概言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参考书目

后记

[原文]1·0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鼓吹]

孔子儒学在“政治一伦理”框架内，志在推演“内圣一外王”之道或“公道一仁德”理念，以此教化天下。“内圣一外王”之道，或“公道一仁德”理念，乃孔门圣贤体认之“天命”所在。“天命”，演而为“天道”。“天道”，是孔门圣贤理解儒学正当性的最重要的形上背景依据。

孔子儒学的根本动力在此。

孔子所谓“学习”，其目的在于“内圣-外王”之道或“公道-仁德”理念之实现。这是孔子儒学之所以提倡“学习”的终极目标。朱熹有言：“为学与为治，只是一统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明]丘濬编辑《朱子学的》，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美国汉学家H.G.顾立雅说：“如果国家不想坠人无政府状态的话，某种权威还是一定得有的。孔子情愿把这种权威托付给人们。但不是任意的人，而是有道之人。”(《孔子与中国之道·跋》，高专诚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所谓“有道之人”，在孔子那里，就是必须经过“学习”而闻道、得道的人。

“学习”，与“公道”有逻辑关联，那就是学以致公。大儒章学诚，最早体悟到儒学“天命”、“公道”与“学习”之关联，《文史通义·说林》云：

“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孔子学周公，周公监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

孔门圣贤论“学习”，“学习”有道，不可以寻常之“学习”视之。

孔子之教学，是属教化之道。

孔子论“学习”，对象为“道”。但是所以载“道”，对象有二：一为具体之文献；一为具体之德行。

《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后有人(如清刘宝楠等)据此认为：这一章是孔子于定公五年整理诗、书和制定礼、乐，教育学生的心情自述。“学而时习之”是指“修订《诗》、《书》、《礼》、《乐》”说的。《论语》这部书，凡是讲到“为学”，大都是指删定或学习“《诗》、《书》、《礼》、《乐》”。

孔子教学，贯注明确的保守思想。所谓“《诗》、《书》、《礼》、《乐》”，是“先王”文献。所以《尸子》说：“孔子云：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恢复先王之道，是孔子致力于政治清议和教育、教学的一大目标。《韩诗外传》六，托名孔子话说：“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闻于四方”，“昭于诸侯”，也是孔门学者经由学习可以达致的效果之一。在春秋之际，贵族世袭的惯性轨道上，孔子主张五分等级，人人皆可以经由“学习”改变身份，进入邦国管理，是一种崭新的“选贤任能”思想。这个思想直接与“贵族世袭”相抗衡，是孔子儒学“日日新”的机制在起作用。孔子儒学在保守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新。

不仅如此。事实上，就孔子的努力，它所生成的影响而论，儒学教学在本土文化史上的功用还要大得多。在人类可能的文明创造中，《诗》、《书》、《礼》、《乐》(再加上《易》、《春秋》)构成了中华本土最重要的文明渊薮，是中华本土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它们从深层影响或型塑着族群的灵魂，(在孔子点拨下)培育出一批文化托命之人，演绎丁东方儒学这一文化文明的精神重镇。

“学”的另一个特定意义是：德行。“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里说的“学”，乃是学“德行”。孔子儒学论“学”，除了论《诗》、《书》、《礼》、《乐》，往往就在论“德行”。这是孔儒教育教学一大特色。

所谓“习”，也有二意。

一是学习之后的练习巩固，如《为政》篇提出的“温故而知新”。

一是学习之后的使用、实践，如曾子所论“传不习乎”的“习”。

前一种意义，看似寻常，但却是学人人门之阶，登高必自。朱熹于此发为议论说：“书也只是熟读，常记在心头，便得。虽孔子教人，也只是‘学而时习之’。若不去时习，则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门弟子编集，把这个作第一件。若能时习，将次自晓得。十分难晓底，也解晓得。”程颐论及“学而时习之”说：“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悦也。”朱熹对此发挥道：“‘浃洽’二字，宜仔细看。凡于圣贤言语思量透彻，乃有所得。譬之浸物于水：水若未人，只是外面稍湿，里面依前干燥。必浸之久．则透内皆湿。程子言‘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悦’，极有深意。”(《朱子语类》卷二十·《论语二》。以下引用，只注《语类》，亦不标卷数篇名，盖自卷二十至卷五十皆说《论语》，自与章节对应。)P1-2

本书陆续写作近20年，早于1996年就已经完成初稿40万字，近年开始重新整理。

严格说，这是一部“为己之学”。笔者幼时即在家父督导下读《论语》，对这部中国第一典籍，有一种特殊疼爱的介入和坚持真诚面对的理念。“特殊疼爱”，就是沉浸其间，乐此不疲的求索，就是一种抱有同情理解的姿态；“真诚面对”，就是坚持理性分析的姿态。

按照笔者理解的《论语》本义与现代价值的关联来解释《论语》；冷静对待先儒，不激情夸誉，也不肆意贬抑，是笔者力图坚持的书写原则。所以全书对孔学有褒有贬。笔者追求的目标是：完成对《论语》现代价值的钩沉与梳理。因此，一方面，读者看到的是笔者基于疼爱，对先哲的认同和赞誉；另一方面，读者也能看到笔者基于真诚，对《论语》的分析与批评。

阅读传统文献，当视为一种与古为伍的“交流”。古斯塔夫·荣格曾经说：“每一个文明人，不管他的意识发展程度是如何的高，但在其心理的深层，他仍然还是一个古代人”(参[瑞士]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143页)。与先儒交流，过度的仰视和俯视都可能是一种短视；笔者主张平视。孔子是一个校正人类道德方向的伟大先知，也是一个高明、幽默、严肃、温和的老师，还是一个可以围炉夜话，互相打趣的邻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既抱有“同情的理解”，又不乏“批判的理性”，应当成为现代儒学最具现代性的姿态。

笔者不试图重新建构儒学体系，也不试图致力解构儒学体系。读者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认知和分析。但在这些认知和分析中，读者也能够看到笔者从经典中发现现代价值的努力。

本书运用了多种方法来分析儒学义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辨伪学方法

历史上伪书很多，“经部”伪书更多。如果没有辨伪的功夫，今天所理解的儒学很可能就是伪儒学。

所以本书重考信，特别推重清代辨伪学家崔述。考信是必要的。它是阅读经典文献求真的方法论，也是阅读理解经典文献的第一门径。而求真，自身就有义理的价值，也是孔学题中应有之义，不得忽略。《近思录·致知》说：“凡解经，不同无害，但紧要处不可不同尔。”这个“紧要处”如果是“求真”，这话说得就有意义；若非“求真”，就有问题。崔述的“求真”，不仅还原了先儒的真相，还造就了经由怀疑而达致诚信的方法路径。

此外，因为辨伪学的介入，后人栽于孔子头上的“冤案”就可以得到澄清，譬如，“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夹谷之会”问题、“公山弗扰问题”等等，辨伪之后就会明白：有关这类公案，都是后人所编造。

二、考据方法

各章节的“鼓吹”有些有考据的过程，所得结论往往与先贤、时贤不同，有的是标点不同，有的是本事不同，更多的是义理不同，这些，都在各章节的“鼓吹”中随文作了解释。相信这也是最大可能还原文本，还原语境的一种努力。

三、创造性转化方法

笔者使用现代语用学方法，对原典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价值作了有意味的比较和转化，在视阈融汇中，给出了关联性质的解释。这方面突出显示在对原典思维图像(观念)的“创造性转化”。笔者力求在《论语》中挖掘足以支持现代人建构人文道德的精神和思想资源，特别是与人道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相关的资源。在胡塞尔的时间观念里，时间是一种延展，在任何一点上，都有过去经验的滞留，也有对未来经验的前摄，时间的三个维度是交错的。作者力图在对《论语》的说解中，涵摄过去图像、当下诉求与未来愿景。作者熟悉人道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所以可以注意考索原典这类思想资源。

四、内证法

在《论语》中，有许多相似的“语录”和叙述。为了理清原典的本义，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统合处理，作者为此作了细致的比勘和整合。这种从内部寻求证据的考证方法，比较容易从语义逻辑上准确把握经典的本义。

五、比较法

《论语》中的许多思想衍化为一个个文化形态，它们构成了一个个逻辑起点。在这个起点之后，有更多类似的思想发生。笔者视阈所及之处，尽量搜集与之相似的思想、观点，或经典语录，比照、排列其间，以增强对原典精神：和渊源变化的理解。全书共引用各类书籍四百余部(书后附有“参考书目”)。

全书按《论语》传统结构，篇下分章，每一章分作“原文”、“鼓吹”、“注释”、“译文”和“旁注”五个部分。

一、原文

《论语》原文篇章，有多种版本，体例不一。本书参阅诸家所本，最后根据杨伯峻先生之《论语译注》划定篇章。《论语》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

二、鼓吹

为全书主体，是对《论语》的义理分析。

三、注释

每章有注，注释文字简约，不做繁琐考证。

四、译文

每章译文视原文难易程度给出直译或意译。原文简单易懂，就直译；原文较难懂，就意译；非常难懂，就意译加上括号说明，补足原文语义。

五、旁注

“旁注”为“鼓吹”部分的注解，共约四百余条。内容涉及人名、地名、书名、古今中外典故、理论术语、观念思潮等，有许多属于鲜见资料。所选资料都是对应于版心内容的解释性文字。

写作《论语鼓吹》，许多人给我助力。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精神的、道德的、思想的、行为的，等等——影响我完成了这一部书。

少蒙庭训，有幸与《论语》“相遇”(马丁·布伯用语)。我少年时代有冥顽之气，顽梗之习，先严先慈屡以《论语》教诲。稍长，严慈即嘱我读他书之外须读《论语》。更于耳濡目染间，我学习到了严慈那种源于儒家传统的生活方式。五十年来，我于儒学差有所得，能恪守士大夫习气不稍浮躁，应当感谢圣贤道种之所孕育；而所以孕育，严慈为我植入耳根，引我力行，当为第一因。

就传统义理之诠释而言，孔子、孟子、二程、朱熹、王夫之、顾炎武之外，我尽可能地注意到了唐君毅，以及荚国汉学家H.G.顾利雅、赫伯特·芬格莱特，韩国大儒崔根德等人的意见。圣贤话语让我看到《论语》之历史图像，海外之声让我看到《论语》之世界图像。视阈融汇下的纵深与平面，它们的边缘所及，共同构成我研究的半径。

将《论语》仅仅讲述为“修身”，有两种可能：文化阴谋或肤浅无知。《论语》或儒学，还应该是政治的。弘道，应有政治哲学的介入。这样，孟德斯鸠、阿克顿、托克维尔、埃德蒙·柏克、哈耶克、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福泽渝吉、古斯塔夫·勒庞、塞缪尔·亨廷顿……他们的政治哲学，就成为理当吸纳、考索的对象。其中尤以以赛亚·伯林为重要。他的多元论思想，几乎是我阐说《论语》义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没有多元论思想的背景构架，对《论语》(以及儒学)的解释(在我看来)就是有问题的——或陷入原教旨主义，或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现代儒学如果是可能的，舍多元价值思想之支援，别无他途。

刘军宁兄有一个意见，大意是：儒教或儒学的复兴应取决于儒家学术思想到底有无见证者。这是一个犀利的拷问。它的问题意识在于：谁，可以承载现代儒学？循此思路，启发我诞育了“现代士大夫”这个重要概念。我在书中回应了这个问题：“现代士大夫”，就是现代儒学的证成者。我倾向于认为：对“现代士大夫”的思考，可能是我这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曾经与徐迅兄在他那清寒的乡间茅舍有过多次彻夜长谈。他对儒学的洞见，对先贤的体悟，对国学烙入骨髓的疼爱，无不令人动容。我在与他的争论中，不知不觉接受了他的许多意见，令我渐渐感到已经不能用“是非对错”来臧否眼前这个人物。他就是可以证成现代儒学的“现代士大夫”。徐迅兄以一个美国社会学博士的知识背景，却选择了民间自由立场，井构建起儒家生存方式，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事件。看他洒脱而又执拗地“言行”，我能感觉到儒学古意的现代性存在。

张斌峰兄则从方法论方面给我以教益。他对傅伟勋精湛的解释，对哈贝马斯深刻的体悟，对“创造性转化”以及人文学科方法论的丰富而又允当的分析，对“正名”命题的逻辑论述……都让我切实感觉到解说《论语》的多种可能性；令我在“鼓吹”《论语》的思考中，不仅因此而发见了问题，且启发我因此能够做出自以为逻辑自洽的解释。斌峰兄的滔滔不绝具有一种神奇的信息密度和力量。他那种学理深厚的放射性言谈提升着倾听者人文思考的质量，同时给人以知识谱系的应有向度和安全感，不至于让我在学术规范之外胡说八道。

韩勃先生直接促使了该书的出版。他对学术理念的深刻体认与人文关怀，超越了出版商的眼光。他对儒学的申道姿态，温和而又坚定的决策模式，让我看到传说中的儒商风范。他不止一次地敦促我，要我完成这部书。我们在讨论这部书的结构、内容、形式的时候，他更不断地给我以指导性的重要意见。以我的疏懒和无所作为的生活方式，没有他的督导和支持，就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

王华人姐和绍东兄弟则在审读、编辑拙作时，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并提供了珍贵的修订意见。王华大姐对书的“前言”部分给出了结构性的建设方案，绍东兄弟则多次亲临我家，和我一字一句地修订原稿；极大地提高了全书的质量。没有他们的眼光、努力和智慧，我的著作可能还要在其他“嗅觉灵敏”(鲁迅用语)的编辑那里遭遇冷遇或拒斥。

本书出版之际，下面的话是我想要说的——

我应该追怀我逝去的父母——没有他们儒学影响下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为我植下的道种，我的“存在”都可能是另外一种面目；

我应该向历代圣贤表示敬仰——没有他们的创造与流变，我将无法寻得薪火递承的图式，也无法燃起《论语鼓吹》这一束小小的爝火；

我应该向关爱我儒学的汉学家们表示尊重——没有他们以西方思想为背景的儒学阐释，我可能无法洞见世界之大；

我应该向异邦思想家们表示钦慕——没有他们发出的人类文明之“新声”(鲁迅语)，我对《论语》的理解将无法获得政治哲学的向度；

我应该向最终给我解释方式和出版可能的各位朋友表示谢忱——二十年前，我开始了《论语》的研究；但是一直到近年，才开始找到一种说话的方式和出版的机缘，这些，与朋友相关。没有朋友们的支持，我可能至今沉默。

金纲(老金在线)

200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