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这样评价张居正：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明王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能人辈出，群星灿烂，宰辅更是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在梁启超心目中，要数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让同为大政治家的梁启超如此倾倒?

北京读书人VIP俱乐部中国文化讲堂主讲人、明史研究专家刘志琴从历史中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重现其万历年间的改革全貌!

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通过修明法度、强化监督、近民便俗、惠农利商，使衰败的明王朝一度恢复生机，人称“救时宰相”。在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用人不当，以致祸起萧墙。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

本书正是以十六世纪宏阔的历史为背景，向人们展现了张居正不凡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开创的不朽业绩。

序言：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

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

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

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

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

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

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

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

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

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

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

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

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

后记

权力较量中最后的角逐

在内阁混战中，张居正基本上保持中立，且与交恶的双方都能保持友好的关系，这使他在频繁的人事更迭中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他的左右逢源，并非是浅薄之举，而是工于心计，在关键时刻显露峥嵘，往往能成就大事。

徐阶罢相后，内阁中还有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李春芳是个老滑头，权在徐阶的手里时拥护徐阶，徐阶的对手高拱上台，又拥戴高拱。他自认为精通老子的阴柔之术。这位好好先生，八面玲珑，成事不足，当不了大任；陈以勤年迈多病，已不可能有所作为。论资排辈，张居正还得在这两人之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赵贞吉入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自幼酷爱读书，成年后以博学闻名，在朝廷中“议论侃直，进止有仪”，言谈、举止、风度都深得皇帝的欢心。他也因此恃才傲物，对同僚视若小辈，直呼张居正为“张子”，有什么疑难政事，往往甩出一句话：“唉，非尔少年所解!”让人下不了台，其傲慢可想而知。他既有温文儒雅、进退有仪的风度，又轻慢大臣，随意直呼其名。彬彬有礼与无礼之举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不是不懂礼貌而是轻蔑同僚，可见他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狂妄之徒。他自视为张居正的前辈，又岂能排名在其后?这对张居正来说是一大威胁。使张居正忧虑的是，这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却受到皇帝的青睐，这就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对付的事了，于是他推出高拱来抵制赵贞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张居正的谋略。此举虽出私利，但从实践结果来看，不失为明智之举。高拱本是隆庆皇帝的老师，与其关系密切，又与张居正有私交，对时局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正是高拱再度入阁后与张居正密切合作，才取得了军事改革与蒙汉修好的重大胜利。

张居正与高拱的交好，还留下了不少佳话。起初他俩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有一次早朝相遇，高拱一见张居正脱口说出：“晓日斜熏学士头。”湖北人有“干鱼头”的绰号，张居正是湖北的学士，那张居正的头就是“干鱼头”了；张居正不甘示弱，随即对答：“秋风已贯先生耳。”“秋风贯驴耳”是一谚语，河南人常被称为“偷驴贼”，那高拱的耳朵也就是驴耳了。他们相互用“干鱼头”、“偷驴贼”这不雅的外号来取笑对方，不以为忤反以为乐，说到高兴处，两人拍手大笑，几乎从马上跌下来，可见二人的交谊不同一般。高拱去世后，张居正非常难过，他自称与高拱“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从相互戏谑的愉快和相知的默契来看，这是张居正的由衷之言。

对于他俩的交恶，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源于高拱的刚愎、褊狭、树敌众多。入阁后的高拱与赵贞吉犹如两虎相视，时刻窥测对方。高拱一入阁就兼任吏部尚书，抓住人事大权，以内阁重臣兼管吏部，把行政与人事权集于己手，无所顾忌地用人，这连首辅李春芳都不敢做，高拱却轻易做到了，这在明朝历史上从无先例。赵贞吉哪能罢休，也以内阁重臣身份执掌都察院，一手把持了监察权，专事纠劾百官——你若随意任用私人，我就劾你个人仰马翻。人事与监察本是一组互有牵制的职守，由两个互不相让的大臣分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

以高拱的个性哪能容得赵贞吉的干扰，他立即唆使亲信弹劾赵贞吉既平庸又蛮横。赵贞吉这书呆子还在横与庸的关系上做辩解，哪知高拱下手既快又狠，使对方无还手之力就被罢官。高拱还利用主管吏部的职权大肆网罗自己的门生，肆意贬斥异己言官，对于共事的阁臣凡是不以为意的，就设障碍，处处刁难。陈以勤因为高拱“事多忤戾”，主动辞职；李春芳自感不是高拱的对手，辞官回乡；殷士儋则与他大打出手。从隆庆四年到五年(公元1570～1571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高拱一连赶走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四位大学士，这在明朝确实罕见，其骄横之状不可一世。

高拱还有极强的报复心理，他与徐阶为敌，祸及无辜。他再度入阁后，阁内有十名随员是徐阶用过的人，高拱一上任就把他们全都调走，一个不留。连他的好友刑部尚书葛守礼都看不过去了，劝他对人不能太过分，成大事者要有容人之量。可是这些话高拱根本听不进去，仍然一意孤行，史书评论他“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对于同僚动辄加以训斥，高拱已到了劝不得、碰不得的地步。

太常寺少卿欧阳一敬因为得罪高拱，惧怕受到报复，忧郁而死；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听说高拱进入内阁兼管吏部，竟然“惊悸而卒”。可见高拱的傲慢、专横、跋扈已经使得人人害怕，到了人所共愤的地步。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查继佐评论当时的六位阁臣时说，徐阶、李春芳颇能礼贤下士，郭朴、陈以勤是忠厚长者，唯独高拱暴躁乖戾，不能容人。这些老资格的阁臣为政多年，都有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有什么是是非非并不局限于几个人的恩怨，而是牵一发动全身，还要牵连一大批各自附属的同僚和门生，互相攻讦。尤其是以纠劾为本务的言官，肆意利用职权，窥测对方的软肋，趁机攻击，弄得是非混淆，黑白难分，一片乌烟瘴气。(P91-P94)

序言：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

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又何从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历经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1582)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救时”这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却万古流芳，于今不衰。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是封建社会创始、发展和挽救没落的三大功臣。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是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全家被围困，饿死十多人。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他们力筹富国强兵，功效卓著，惠及后世；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当朝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第一人。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大不相同。

王安石实施青苗、均徭、农田、保甲、雇役等多项制度，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张居正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税法，振兴了衰弱的王朝。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入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家产籍没，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由此可见，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官员、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但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以示缅怀之情。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且不顾个人的恩怨，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默默地死去，反对派犹追打不息，使其受谤七百余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召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喜耶?悲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竟然发生在明末!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后人的追叙，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

明代人说：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

清代人说：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应该说，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他们都从“日久论定”、“板荡之后”、“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动荡，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张居正就成为“起衰振隳”的偶像。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重新拜倒在他脚下，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无私的个人品节，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

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变则亡。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

晚明的历史证明，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何以只有一帝?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王朝的颓败，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其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张太岳集》，系张居正的奏疏、书牍、札记和诗文的汇编，算不上鸿篇巨著，也不是刻意为文之作，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庄雅冲夷，真醇正大!”盛赞这是典雅、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如果说这“奇人”是指他人生经历，那“奇书”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

兼有奇人和奇书的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终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在五十八年的岁月中，有三十五年参与内阁政务，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王朝，并在万历初年，以十年首辅的政绩，登上他人生的高峰。

去年应北京读书人VIP俱乐部之邀，开讲“重识明史”的系列讲座，在这期间我的《张居正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二十年前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约稿。嗣后由于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史，多年不能践约。但是萦绕在心底，挥之不去的却是对明史的思考，这不仅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晚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当世界开始走向现代化之际，晚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滋生异己的成分，还表现在文化上涌现与传统相叛离的因素，沉睡的中国不由自主地站到资本主义激流的边缘，但又未能跨出这一步，走向新世纪。它身陷泥淖，却又以澎湃的思潮，变幻的风云，绮丽的社会风光，构成王朝末世从未有的奇景异观，给今人留下说不尽的悬念和思考，这对我有永远的吸引力。

也是从去年开始，在影视、传媒和出版物中兴起了一股明史热，促使明史研究从书斋走向大众。这股热潮虽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明史情结的又一次演绎。

早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说它的原动力就是残明思想之复活；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最初是以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宗奉明代认同华夏子孙；二十世纪初，胡适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问题，主要着眼于晚明的社会思潮；民国初建，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祭明太祖文》，昭告天下；1944年的延安，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整风文件，教育共产党人勿忘明亡的教训；建国前夕，毛泽东最先召见的历史学家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与之畅谈明朝的兴亡；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与海瑞结下不解之缘；“文化大革命”是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端；毛泽东的对外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取之朱元璋的谋士朱升的对策；张学良被囚禁后，政治失意，经常阅读的是明史。一部明史，尤其是晚明的历史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在三百年后的现代中国吸引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

晚明正是处在时代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有关中国命运的选择，张居正一度跻身在风口浪尖。他的君臣共治思想，惠商利农的导向，近民便俗的政策，有没有可能有助于融化封建主义的坚冰?这也许是永远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历史没有假设，历史的发展早已打破这一厢情愿的设想，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张居正成功地创造了从政治推向经济的改革模式，但为什么立下丰功伟绩的改革家要遭受不幸的命运?应当让这种思考交还大众，凡是历史存在的，都应该由创造历史的民众共享，这是我的信念。

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将书斋式的《张居正评传》改写成了大众化的读物。首先感谢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信任，因为这一部书是他们创立时期的第一批约稿，却在最后一批交稿，多年来他们总是在耐心等待。当有改写动议的时候又得到研究中心蒋广学先生的理解和支持，为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志琴

2007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