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明白无误的确证：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同时，也给那个可怜可悲的渺小的王道士一个公允的评价。

在敦煌这个曾经被判为“学术伤心地”的历史文化高地上，作家雒青之不失理性地认为：有些人，有些事，永远不可轻言忘却。

本书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以澄怀观道的精神对“盛大辉煌”的敦煌文明，作出了充满人文情怀和思想考量的反思、追寻。

本书本着问史、求实、求是的治学态度，雒青之在书中较为翔实可靠地披露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敦煌莫高窟的一系列非正常现象，无奈地道出了“大佛脚下无净土”的悲声。

作家雒青之以深沉博大的视野，纵览以敦煌藏经洞为历史坐标的风云流变，向世人展现了敦煌和敦煌学的独到魅力，充分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的人文精神。

对本土文化的心灵倾诉

引 言

第一章 千秋功过王圆篆

道士塔与墓志铭

功过是非王道士

藏经洞悖论

王圆箓纪念馆

第二章 叩问莫高窟

欲说当年好困惑

百年恩怨藏经洞

第三章 旷世大师斯坦因

一个受洗礼的犹太孩子

中亚探险与考古

“强盗”日记

较量敦煌

垃圾堆里的博士

魂断阿富汗与世界的致敬

第四章 亚洲十字路口的巨人们

漫话敦煌学

伯希和——天才的敦煌学家

法国“接力赛”和日本“军团”

从六国饭店起步的中国敦煌学

第五章 大千世界一大千

敦煌“专列”

甘肃一桩荒唐案

“中外声名归把笔”

第六章 别梦依稀

穿越凯旋门

沙墙与陈县长

莫高窟的“繁漪”

“细雨骑驴人剑门”

“四川帮”

军管莫高窟

飞天翩翔

重庆画展费思量

土地庙里的六朝写经

错把“敦煌”作“东方”

抢画风波

云障雾罩“北京展”

第七章 走向敦煌

革命激情

西行为“饭碗”

夜宿安西城外

一块金子

第八章 神秘的榆林窟

佚闻水峡口

何方净土变

象牙佛的传说

革命道长郭元亨

第九章 大佛脚下无净土

人生无悔却有烦

沥血岁月

毕克之死

第十章 大漠孤烟直

无话可说

墩湾两年

一个可敬的女性——龙时英

晓声

峰回路转

大潮涌起

窦占彪浅识

第十一章 敦煌的反思

尾 声

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后 记

敦煌，古称三危。敦煌东南二十里的三危山，据说就是那个传说中“怒而触不周之山”，造成“地倾东南”，害得女娲补天的共工氏，被舜流放之后的住处。

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在现今敦煌被称之为“古董滩”的地方，就有先民们生存。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经著名的“漠北战役”后，受到汉军重创的匈奴被迫远遁，汉王朝设置武威、酒泉二郡，结束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十年以后，即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地更置张掖、敦煌两郡，是为“河西四郡”。同时置建阳关、玉门关两个军事要隘，实现了东汉对河西的牢固控制。

“敦煌”一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随着“敦煌热”，近年来流行说法是这样：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者，大且盛名也。乍听起来似有道理，其实是一种流俗的望文生义，尽管持此说法汉唐已有，也算是据之有本。历代学者倾向于“译音”说和“少数民族语”说。笔者认为少数民族语一说最有可能。以“兰州”这个词为例，来自“皋兰”这个少数民族语音的汉译。故“皋兰”之“兰”，绝非“兰花兰草”的“兰”。有人据字面认为“兰州”就是因为地多有兰而得名，这是不对的。同理“敦煌”当为少数民族语的汉文音译，只不过译者可能在选词上遵循了“雅译”的原则，玩弄了文字技巧而已。

但是，敦煌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确是事实，那就是南北朝以降直至汉唐盛世。

南北朝时期，由于“五胡乱中华”之故，河西地区(指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辰州、沙州等)由于独避战乱，相对安定。因而当南朝文化衰落时，北朝则因为原在南方的文人学士的大量涌人而使“汉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不但使凉州，也使敦煌受益匪浅。正如胡同庆所写：“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原人士大量流寓河西，使凉州一时成为‘多士’之邦。其中许多人士来到敦煌，使敦煌成为一个人文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河西地区在文化教育上有重大影响的文人学士，差不多都出在敦煌。加之在“河西儒学”中占有很大分量的敦煌大儒们的存在，敦煌成为一枝独秀的文化之邦。名家辈出，不同凡响。

首先开发敦煌的，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苻坚。他“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目的是将敦煌变成征服西域的桥头堡，但淝水之战粉碎了他的这一梦想。

第一个开莫高窟洞子的是乐傅和尚，时间是公元366年，初秦建元二年。第二个洞是和尚法良开的。

五凉时期河西佛教传播和发展，除了表现在大量的翻译佛经外，还表现在开窟建寺上。隋、唐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共建洞窟近四百个，大大超越前代，而且塑像壁画的精美程度，从总体艺术性上来看，其他建窟朝代难以望其项背。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政治、军事发达的折射。

吐番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大事礼佛，莫高窟建窟的速度继续加快。归义军张议潮、曹议全时期，社会相对安定，丝绸之路畅通，莫高窟新开重建工作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壁画创作上，大有建树，给后世留下了如“张议潮出行图”这样的一些宏构巨制。

西夏之后，经蒙元帝国，三百余年间，莫高窟数次易主，但由于统治阶级礼佛不衰，或开新窟，或修旧洞，或覆壁重绘，或营造塑像，皆有功德在世。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敦煌由元转为明辖地，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为吐鲁番占领，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明朝闭嘉峪关。敦煌遂沦落到异教徒手里，佛教圣地屡遭毁坏。此时，真所谓“春风不度玉门关了”。

藏经洞，与西夏占领敦煌有关。西夏是古代党项羌人政权，几经波折，于公元1036年占领瓜、沙、肃三州，此后统治近200年，是敦煌建郡以来历时最长久的少数民族政权。

关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及缘故，目前推测不下四五种，其中以宋初避西夏之乱说和“垃圾说”较为普遍。前者依据的是藏经洞写本的下限纪年，持此说者又以写本中不见有西夏文书为佐证，因而推测由于慎祸于西夏，莫高窟住持把寺内珍藏佛经、典籍封存于洪■影窟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藏宝之人消而失之，藏经洞就此密闭八九百年，直至王圆篆把它打开。

持“垃圾说”者认为，藏经洞虽然藏的东西不算少，但内中连一个整齐划一的“宗卷”都没有，也不曾发现整部大藏和珍贵物品。好多东西断简残篇，只言片语，形同废纸且品类纷杂，虽然在我们看来弥足珍贵，但在当时人来说不一定有很多价值，甚或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本来就不是什么藏经洞，充其量也就是寺院里堆放的杂物而已。年长日久，无人管理，终于为流沙所淹没。

这两种推测，第一种影响比较大。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斯坦因，他在其著作中指出：“这些卷子的年代大概自第五世纪的最初以迄于第十世纪的终了。研究所得的这些年代以外，再加以伯希和教授的材料，比观互较，可知道一部大藏书室之封闭，一定在十一世纪初期左右，其时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据中国经卷文书所记的年代，藏书之最后封闭约在西元后十一世纪初年，同绘画上发愿供养人所记的年代完全相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这所小小的秘室，在以前有一时期，也许曾作为各寺院不需用的祭祀物品收藏之所。无论如何，石室封闭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为时已经很古，那是一定的。”

P31-33

渺渺宇宙，茫茫星海。当距今460万年前南方古猿一声长啸后，作为太阳系骄子的地球，便在旋转中开始了快速构筑其人类文明的进程。

公元前六世纪，佛教诞生。释迦牟尼的信徒们以自我为烛，照亮了雪峰戈壁。他们穿越荆棘，在吟诵中东进。自此之后，一种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与华夏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元四世纪，前秦苻坚迎天竺鸠摩罗什于龟兹。后秦姚兴复奉罗什为三藏法师于长安，阐经译述，皈依日众，佛教法运由此而盛。降及唐代，玄奘大师取经归自印度，博通经纶，译述愈广，佛教日益弘扬，受封几遍寰宇。佛教大盛于华夏。

公元366年，即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樽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此山，指三危山，由乐樽发愿始建并由后继者相继构建佛窟的这片地域，就是举世闻名、被斯坦因称之为“亚洲的十字路口”的敦煌。

1994年8月，敦煌莫高窟迎来了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这是继1987年10月第一届敦煌石窟研究会、1990年10月第二届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在敦煌举行的又一次敦煌学盛会。本次学术会议，云集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的耆宿和新秀。参加者有中国大陆、日本、法国、英国、印度、中国香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敦煌学专家。这是一次高规格的敦煌学国际会议。中国大陆研究人员的论文，给其他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中外学者的掌声如一浪盖过一浪的海潮穿越莫高窟的穹窿上空，穿越广袤的沙漠戈壁，余音犹壮时，当事实宣告敦煌学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时，敦煌研究院院长、著名敦煌学专家、年近古稀的老人段文杰也不由地激动起来。辉煌的一刻，却是四代人、近百年的脚印与心血铸成的啊!

敦煌学在中国的形成，是在步履维艰中实现的。比之世界主要研究这门显学的国家虽起步较早，但实际上落后了一大截。因此，当国际敦煌学于20世纪30年代确立后，我们仍旧在蹒跚之中。直至8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成立以后，经段文杰和全国敦煌艺术研究人员的苦心经营，以及有志于斯业的眼光广远人士的大力支持，大陆敦煌学的研究才真正步入正轨。通过三次在本土举办的国际学术大会，一锤定音，使举世承认了敦煌学回归中国。这也许同大陆经济改革的成就相关联。而仅仅是退回几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敦煌学讨论会，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敦煌学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会议，15国及我国台湾、香港的著名专家学者咸集一堂，研讨论文，交流学术观点，共商敦煌学发展大计。由于这次大会是为了纪念伯希和诞辰100周年，经长期筹备才得以召开，所以对于一切涉足于敦煌艺术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次会议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堪称国际敦煌学发展的里程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与会者都在此次会议上述及了发展规划，显示了敦煌学蓬勃发展的势头。例如法国整理出版著名的《伯希和笔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会议主持者、法国著名敦煌文献学者苏运鸣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科学讨论会向国际学术界宣告了敦煌学的存在，并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合作。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却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莫高窟的八月，是一年中最为艳丽炽热之时，天青山白，明亮的阳光使流沙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箔。一阵微风，那层层叠叠的胡杨便婆娑起来。第三届国际研讨会已经结束。段文杰花白的双鬓汗珠犹在。但此刻激荡于他胸臆的激情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如阳光下一浪高过一浪的沙波一样起伏。“敦煌学回归祖国”，他喃喃自语，一遍遍地咀嚼这句话的含意。蓦然，他看到了河岸边那个并不显眼甚至有点土里土气的僧人圆寂塔，也就是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添了一笔，使世界多少人对此评点的道士塔。这不经意的一瞥，却使段文杰的思维如脱缰之马，在百年时空中驰骋起来。敦煌艺术、敦煌学，这些词语，此刻和一幅幅具象与画面，联系起来，渐次而出。

《百年敦煌》一书终于脱稿了，如释重负。本书计划两年完成，实际用了整整三年。这主要的原因，在于采访和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大工作量。

这三年的时间里，为了掌握翔实的史料，我先后几次自费去敦煌采访和检索。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和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此外，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我也得到了敦煌文化馆馆长高德祥和省总工会主席王新中的帮助。在敦煌，千余年前形成的博大蓄容的艺术氛围，在今天似乎仍然以新的形式沐浴着人们的心田。

在将近一年多的星期天、节假日，我不断地去叩响迁居省城兰州的那些退休的老敦煌学家们的居室，聆听他们毕其一生于莫高窟的亲身经历，和他们一起激动与嗟叹。史苇湘、欧阳琳、李琪琼、关友惠、霍熙亮、贺世哲、施萍婷、孙儒侗、张学荣等以及胡同庆、张元林这些后来的中青年学者的述说，使我不断增添着自己的信心。当许多个公休假日倏然逝去之后，我忽然发现，在采访过程中，我那自备的录音机和高质录音带，已永远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声音。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学者们的坦诚支持，没有这些难得见到的可靠的极具史料价值的素材，要完成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敦煌、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前贤们的著述不说是汗牛充栋，也可谓洋洋大观了。《百年敦煌》无意与别人比肩，只希望在荒原上栽下一棵小树，在天地间涤出一片绿意，只有这样，作者才觉得无愧于那些曾经淡出莫高窟的诚挚的眼睛。

                          雒青之

                       1996年8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