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北平西南部卢沟桥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自七七事变爆发后，几十年以来不少当事人、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史学工作者都在写有关这一事变的历史，记录下这一天前前后后的真实情况，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近几年又出版和发展了不少历史档案汇集、专辑和回忆的文章。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一些日本军人，受到良心的谴责，痛心疾首，也著书立说，或公布自己的日记，或站出来为历史作证，使人们对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部书的内容包括有：几十年来各界人士发表的有关七七事变的记事和文章选编；日本侵华阴谋的文献资料；防守冀察的第二十九军军史和该军营以上军官的小传，使二十九军的英雄形象更加丰满、具体。

七七事变是日军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

当时负责守卫平津、河北、察哈尔两省两市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1933年的长城保卫战，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以大刀和手榴弹打败了拥有机枪大炮的日本兵，夺回了已被日军占领的长城喜峰口。1937年形势更为复杂，日本依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处有驻军权，二十九军则处于被动地位，但自7月7日日军发动战争时起，二十九军各处的守军皆给入侵者以重创，不幸的是在上层主帅中出现了主和、主战两派，意见不一致，行动更不统一，其结果是平津迅速沦陷，二十九军部分部队几乎流失，几位高级将领流血牺牲。为此编者将战后日本公开的档案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省、市档案馆陆续公布的有关卢沟桥战争的会议记录，当年二十九军领导人和国民政府领导人往来函电，台湾方面的档案资料以及有关书籍，集中对比阅读，选出有关历史资料汇集成册，由大家去思考、分析以收“知古鉴今”之效。

前言

序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蚕食

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逐步扩大 姚洪卓

中日《塘沽协定》的签订 江绍贞

当事人的回忆

七七回忆录 王冷斋

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 李世军

忆七七事变 萧振瀛

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 刘汝明

“七七事变”后实况 张克侠

1937年北平血腥突围录 刘汝珍

记北平七七事变前后的两件事 刘自珍

与张自忠在北平分别 阮玄武

萧振瀛与张自忠的关系 张俊声

天津沦陷前的最后一战 刘景岳

历史的见证

一、中日两国军政当局档案

(一)日本军政当局有关档案

1．《国策的原则1936年8月7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

2．《1937年度用兵纲领》(1936年8月)

3．《昭和十二年度作战计划要领》(1937年)

4．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等向东京汇报

中国形势(要点)(1937年2月)

5．日本内阁拟定的《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1937年4月16日)

6．日海军情报官员向日海军省报告华北形势(1937年5月20日)

7．《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声明》(1937年7月11日)

8．日本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参谋本部决定)

(1937年7月29日)

9．七七事变《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

(1937年7月19日夜11时一20日凌晨3时)

(二)中国军政当局有关档案

1．毛泽东致宋哲元的信(1936年8月14日)

2．蒋介石致宋哲元的信(1937年6月22日)

3．中共中央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

4．国民政府外交部重要声明(1937年7月11日) 

5．宋哲元发布战字第一号命令(1937年7月16日)

6．蒋介石庐山讲话(1937年7月17日)

7．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六次会议记录)

8．七七事变前后重要军政电报

9．国民政府关于撤职查办张自忠的明令(1937年lO月8日) 

二、有关七七事变的新闻报道

(一)1937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

(二)1937年7月9日上海《申报》

(三)1937年7月10日上海《立报》

(四)1937年7月14日《香港日报》

(五)1937年7月17日《华美晚报》

(六)1937年7月27日上海《时事新报》

(七)1937年7月31日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内部通报

(八)1937年8月7日上海《大公报》

(九)1938年8月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上海版

对七七事变有关史实的考论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事变动 张春生

《华北防共协定》考 常 凯

对天津抗战日期的考证 陈德仁

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 鲁荣林

关于几份二十九军抗日史料的考证 李惠兰

日本军离间宋哲元与张自忠的阴谋 明道广

冀察政权的解体 马仲廉

附录：

 二十九军简史

 二十九军沿革序列表

 二十九军将领小传

宋哲元

萧振瀛

张维藩

秦德纯

佟麟阁

张克侠

张自忠

冯治安

赵登禹

刘汝明

李文田

何基沣

黄维纲

吉星文

刘汝珍

张寿龄

王冷斋

过之翰

姚景川

刘家鸾

金振中

张俊声

大刀进行曲

后记

热河失陷后，张学良下野出国，东北军大部交由当时任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节制，官兵为数达17万人。这样于学忠就成了当时华北举足轻重人物，也成为日本妄图分离华北，谋建“华北国”的首要策反和暗杀对象。

为此，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工人员指使与于学忠有特殊关系的人物，多次鼓动于学忠宣布河北省“独立”，进而建立“华北国”，但被于所拒。这就激怒了日本特务机关，进而指派白坚武、何庭鎏策划了三次暗杀于学忠的行动：第一次是收买了以王玉珍为首的三十余名暴徒，欲趁于学忠赴省府(天津二马路)途中予以杀害；第二次是收买了于的副官巫献廷与司号官傅鉴堂伺机杀害；第三次是收买了被于学忠撤了职的部下曲子才，贿赂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在食物eFT毒。然而三次谋杀阴谋均未得逞。

随之日本特务机关又把暗杀对象直接指向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如：收买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司机，对张进行暗杀。由于司机的惊怕而自首，阴谋告吹。接着日本特务机关就对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进行暗杀。为使这一阴谋付诸实现，日特探得宋哲元将军将于1937年7月19日上午7时30分乘火车从天津返回北平，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暗杀方案，即在这列火车必经之杨村大桥的桥墩上安装炸弹，谋图重演“皇姑屯事件”。由于计算有误，火车过桥后才爆炸，杀宋未成。

(四)印刷伪钞，扰乱金融，破坏经济

中国政府在1935年11月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这个政策却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11月5日，日本藏相高桥称：“如对华借款有引起政治发展之威胁，使中国入于国际共管一途，则日本将予以反对。”①日本在华的正金、三井、三菱、台湾、朝鲜、住友等银行议决：反对中国币制改革。提出：(一)华方事先未征求日方谅解，而片面发布白银国有令，作为事实再求日方支持，实不能协力；(二)白银之交易价格固定在一先令二便士半，与海外银价相差四成，无何补偿，则不能支持。如华方强行收回日本银行现银，则将以违反治外法权相对抗。与此同时，日本于11月9日，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冀察政务委员会禁止白银南运，声称日本将以实力实现这一目的。同时，日本在制定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中，也提出了要华北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华币，并与日本货币发生通融。表明了日本控制华北金融的野心。

原北平市公安局保存的日伪在华北扰乱金融，破坏经济情况的报告，现摘录部分如下：

①1936年12月19日

(A)伪满中央银行现决定着手扰乱华北金融，在平津收买铜元，每元按450枚算价，并电派伪承德中央银行出账员野沟昌雄来平。目前已收买崇内大街五昌银号及新街口苇坑8号、绒线胡同路北107号瑞通祥洋货兑换庄等，各小兑换摊亦代为收买。以前市价每元可换500枚，现只换480枚。

(B)日人山元根及日使馆特务课长饭岛正隆之助，在平市东单西裱背胡同51号开设三府洋行，专事收买平绥察晋白银，并拔发中交银行伪钞每百元售价40元。

②1937年6月4日

近奉大藏省秘密嘱托，着在华北组织威胜社，伪造我国交通、中央各银行钞票，冀图扰乱华北金融。由滨崎武雄自任社长，聘日大使武官今井为最高顾问，现已组织就绪。

足见日本破坏中国金融、使用了官方和非官方，分开与秘密等手段。

(五)拉拢名人、政客、叛徒公开从事“华北自治”活动

早在“七七”事变前，土肥原等就会同日本驻华北各地的特务机关长进行策划，企图利用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1935年9、10月间土肥原正式向宋提出建立辖有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华北防共委员会”，并允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11月又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在20日前照其方案首先宣布“自治”。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则声言：土肥原的要求必须实现，无商量余地。为此，多田骏亲飞济南引诱韩复榘，派人去保定诡称宋、韩对“华北自治”已表同意，以胁迫在医院治疗的河北省主席商震返平“协商”事宜。日外相亦在各种外交场合上宣扬：对华北自治运动，无理由取消等等。日本驻华大使有吉奉命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①

在土肥原等人的策划下，汉奸殷汝耕在1 1月15日致电宋哲元和韩复榘劝其接受“自治”方案，23日在津宣布停战地区实行自治，24日在通县发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宣言，25日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一个月以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这样，冀东22个县的大片国土就通过汉奸殷汝耕的傀儡政权置于日本的绝对控制之下。

由于日本侵略活动有增无减，继续鼓动华北早日实现“自治”，对中国政府不断施加压力，中国政府被迫下令撤销了北平军分会，于1935年12月在北平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但其政权仍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对此日本则多次催促宋哲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独立，与冀东伪政权合并组成“华北防共自治政府”。

催促宋哲元宣布“独立”的工作由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负责，高桥武官和樱井、松岛参加。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亲自出马对宋进行诱胁，1936年底邀宋到津会谈。会谈一开始，田代皖一郎便直截了当地向宋声称：“我认为现在救亡的办法，第一是‘倒蒋’，第二是‘反共’。委员长(指宋)和二十九军官兵，若能上下一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冀察独立’，进而组成‘冀察防共自治政府’，那么，我日本国就可以与委员长签订‘日中合作’、t共同防共’的协定。这不仅可以保持你的原有势力，还可以支援你扩大势力范围。中国若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不仅是中国的愿望，也是日本的要求。”呵见所谓天津会谈，只不过是田代皖一郎对宋施加压力，要宋及二十九军叛国投日而已。为迫宋就范，日人还造谣中伤，制造了许多嫁祸于人的事件。1936年日本通过汉奸散布宋接受了日本一千万日元及武器，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上已签了字等谣言，以离间宋与部下关系，打击宋的威信。日人还高价收买北洋军阀余孽程国瑞、赵文杰等人，组织恐怖团体，冒充共产党人的名义破坏平汉、津浦等路的交通，扰乱平津治安，制造恐怖现象，以便以“防共”为藉口，武力胁迫宋哲元就范。

在迫使宋哲元就范的同时，日本对山东的韩复榘加紧了策反，对山西的阎锡山也进行了劝诱，胁诱他们宣布“独立”，共建“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达到成立“华北国”之目的。然而这个卑劣的阴谋，遭到了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及其部属的反对，未能实现。

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政局和国际形势骤变。日本妄想建立“华北国”的阴谋终于破产，最后只得以发动战争来达其侵华目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七七事变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对外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的结果，是其“争夺世界”、“独霸亚洲”阴谋的进一步暴露。七七事变发生前，东京消息灵通的政界人士就已流传出“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正说明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事先策划好了的。所谓七七事变是“偶然”的说法，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本书后文将以历史资料充分加以论证。P14-17

在历史上，有的岁月悄悄地消逝，被人遗忘；有的岁月因发生过重大事件，经过几十年、几个世纪或者更长的历史阶段，永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变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历经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一直引人注目，令人难忘。

1937年的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北平西南部卢沟桥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所采取的赤裸裸的军事进攻。驻守这一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表现出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国抗战军人为保卫中华民族而进行正义战争的英雄气概。

卢沟桥的炮声，促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御外侮，全国男女老幼同仇敌忾。这场抗日战争一打就是八年之久，各国反法西斯力量汇合一起。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彻底胜利的纪录。日本甲午之战算起，半个世纪之中横行亚洲，最后的命运是投降。

自七七事变爆发后，几十年以来不少当事人、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史学工作者都在写有关这一事变的历史，记录下这一天前前后后的真实情况，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近几年又出版和发展了不少历史档案汇集、专辑和回忆的文章。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一些日本军人，受到良心的谴责，痛心疾首，也著书立说，或公布自己的日记，或站出来为历史作证，使人们对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七七事变迎来70春秋大祭的时机，由李惠兰教授等主编的《七七事变前后》一书付梓出版，为卢沟桥事变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完整的资料。这部书的内容包括有：几十年来各界人士发表的有关七七事变的记事和文章选编；日本侵华阴谋的文献资料；防守冀察的第二十九军军史和该军营以上军官的小传。

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无法涂抹或篡改的，这是客观存在。只有正视它，才是科学的态度。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带来了耻辱和罪恶，日本应以愧疚之心进行反省。但是迄今仍有少数侵略战争的信徒，拒不承认事实，总是梦想恢复旧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其军国主义的阴魂从未停止游荡。为了说明历史真相，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七七事变前后》在此时问世，是很有意义的。

凡是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赞扬和肯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表现出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奏响了全国抗战的序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在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的日子里，读一读第二十九军的抗日战争历史，无疑会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以往，人们大多仅知晓该军的少数领导人，《七七事变前后》将营一级的领导人也作了简介，使二十九军的英雄形象更加丰满、具体。

七七事变开辟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新时期。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共同为祖国流血，显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从此，世界就用和以前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我们应该珍惜用血的代价获取的胜利和历史经验教训。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会给人以启迪。愿这部书能在读者当中产生积极的影响。

魏宏运

2007．1．10

记住历史，忘却仇恨——中华民族的宽容与仁爱，来自于五千年对人性的理解与道德的教化；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理性，同样来自于五千年对灾难的反省和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持久关注。

曾几何时，我们的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由于不正确的立国思想和不道德的国民教育，以及狭隘自私的民族利益发展战略，导致了东亚乃至全球人类巨大灾难。中国人民的苦难尤其深重，日本自己也几乎到了濒于灭国境地。

每念及此，谁也不会忘记70年前，那些愚蠢狂妄的日本军人们策划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也许他们自鸣得意，却由此把中日两大民族推向了苦难的深渊。翻检史籍，我们在抚卷叹息之余，却不知日本人民作何感想?

 为了让后人接受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即着手编纂一部集史料与研究于一体的一部卢沟桥事变的专著。所幸得到了海峡两岸及国内外原二十九军将领及其亲属后人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寄来资料和回忆文章，再证之于两岸发掘的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确立了这部书稿无懈可击的权威性。1997年5月15日，著名爱国将军张学良先生欣然命笔，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历经十余载，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想告慰先人，为本书提供资料和撰写文章的原二十九军将领张寿龄将军、刘汝珍将军、过家芳将军、朱军将军，以及为全民抗日而半生楚囚的张学良将军，都先后作古，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通过这部书稿，后人们将会懂得“和谐社会”与“和平发展”对于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重要性。可是日本国内的很多人物至今不懂得这些道理。所以，研究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出这部书也是十分必要的。

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天津师范大学潘荣教授、李学智教授的加盟，壮大了编委会的阵容；书成之后，又得魏宏运先生作《序》，使拙稿格外增辉；在收集资料时，得到了南京西北军史专家陈长庚先生和天津图书馆的肖卫津先生、王向峰先生、天津师大图书馆韩明先生的大力支持，著名作家方军先生为本书提供了资料照片，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不足之处，还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编委会

2007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