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诗人布罗茨基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辨论文集，书中收录了他从不同角度对诗歌所作的思考及探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对其他诗人的评价文章、回忆录、书评、序跋、讲稿和演说稿等等，作者用他独生的的散文句式、富有张力的结构和细致的分析、独到的见解相结合、令人叫绝的比喻、字句中隐藏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来强化了散文的诗化特徵。该书极富思辨性和可读性。

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视诗高于一切文体的诗人，布罗茨基在写作散文时不可避免地借鉴了其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散文是严谨的，他似乎在于作诗一样的方法作文。本书收录了作者从不同角度对诗歌所作的思考，他试图通过对诗歌与政治之关系的探讨，来肯定诗歌的地位和使命。全书共10篇文章，具体包括《小于一》、《诺贝尔奖爱奖演说》、《第二自我》、《哀泣的缪斯》、《诗人与散文》等。任何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过有思想的生活，过有诗意的生活，正是本书给每一位读者的人生启示。

布罗茨基的矛盾

小于一

诺贝尔奖受奖演说

我们称为“流亡”的状态，或浮起的橡实

怎样阅读一本书

第二自我

文明的孩子

哀泣的缪斯

诗人与散文

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

悲伤与理智

艺术是一门无后坐力炮，决定其发展的不是艺术家的个性，而是素材本身的推动力和逻辑，是材料发展的命运，这些材料每一次都需要找到(或提示出)本质上全新的美学解答。拥有自身的演变、动力、逻辑和未来，艺术便不是同义的，但在最好的情形下，与历史同步，其存在方式就是一次次新的美学现实的创造。因此，艺术常常走在“进程的前面”，走在历史的前面，而历史的基本工具——我们要不要点出马克思的话？——正是复制。

如今有这么一个主张流传甚广，似乎作家尤其是诗人，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街头的语言、大众的语言。这个带有虚幻的民主性和显见的实际利益的主张，对于作家来说是荒谬的，这是一个使艺术(这里是指文学)依附于历史的企图。如果我们认定，该停止“智慧”的发展了，那文学便应该用人民的语言说话。否则，人民则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为一个人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因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在伦理学中之所以不是“一切均可能”，正是由于在美学中也不是“一切均可能”，因为光谱中颜色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不懂事的婴儿，哭着拒绝一位陌生人，或是相反，要他抱，拒绝他还是要他抱，这婴儿下意识地完成着一个美学的而非道德的选择。

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孔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的(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就已自然而然地，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也会成为免遭奴役的一种保护方式。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就较少受到重复的各种政治煽动形式和节律咒语的感染。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创作出杰出的保证，而且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正需要在这一更实用而较少玄虚的意义上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的看法，或是马修·阿诺德的“诗歌拯救我们”的观点。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那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特别是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这一种类的目标。

我远不是想进行作诗法和结构方面的普及教育，然而，把知识阶层和所有其余的人区别开来的社会划分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道德关系中，这一划分近似于社会的贫富划分；但如果说，某些纯人身的、物质的划分依据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而言尚有意义，那么这些依据对于精神的不平等而言则毫无意义。无论如何，这一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天生就有。这里谈的不是教育，而是语言的教育，语言中最细微的变化也能招致荒谬选择对人的生活的入侵。文学的存在就意味着文学关怀的存在——不仅在道德方面，同时也在词汇方面。如果说，一部音乐作品还能给一个人在听众的被动角色和积极的演奏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那么文学——按蒙塔莱的说法，就是无望的语义学艺术——作品，却使这个人注定只能充任演奏者的角色。

我以为，较之于其他任何角色，人应该更多地扮演演奏者的角色。而且，我还以为，由于种群的爆炸，由于与此相连的日益加剧的社会的分裂，也就是说，由于日益加剧的个体的隔绝化，这样的角色愈来愈不可回避。关于生活，我不认为我比任何一位我的同龄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可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愿意——那又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在进行这样的交谈时，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与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并不相干。这一平等是意识的平等，它能以记忆的形式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朦胧或清晰，早或晚，恰当或不恰当，它都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谈到演奏者的角色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更自然地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

在我们种群的历史上，在“智慧”的历史上，书籍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发展，其重要性类似于车轮的发明。书籍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来源，而且也清楚“智慧”的用处，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这一移动和任何一次移动一样，也会转变成一种逃遁，逃离公分母，逃离用这一分母上高不过腰的线条来束缚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这一企图。这一逃遁，也就是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分子、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我们已有五十亿，无论我们是按照谁的形象和类型被塑造出来的，除了艺术所勾勒出的未来，一个人没有另一种未来。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过去——首先是充满大众警察娱乐的政治的过去。

一般的艺术，其中包括文学，成了社会上少数人的财产(特权)，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一状况是不健康的，危险的。我并不号召用图书馆去取代国家——虽然我不止一次地有过这种想法——但我仍不怀疑，如果我们依据其读者经验去选举我们的统治者，而不是依据其政治纲领，大地上也许会少一些痛苦。我觉得，对我们命运未来的统治者，应该先不去问他的外交政策方针是什么，而去问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什么态度。尽管说，文学最必需的食粮是人的多样和人的丑陋，文学仍是全面广泛地解决人类生存问题这一方向已知或未来的所有企图的解毒剂。作为一个至少是道德上的保险体系，比起各式各样的信仰体系或哲学学说，它在任何地方都更为有效。(P32-35)

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诗”与“思”也许原本就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前者是一种本能的、审美的方式，后者是一种经验的、判断的方式；前者诉诸情感，后者诉诸理性。而海德格尔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则仿佛在设计此两者的融合。一个大脑基本健全的人，是不可能不思考的，一个意识有了初步发展的人，也不可能不审美，而一个将“诗”与“思”统一于一体的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意识活动最为活跃、精神生活最为丰富、情感世界最为多彩的人。

然而，在外部世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人类的“诗”与“思”都似乎越来越少了。在这样一个日益技术化、甚至数字化的时代，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面对生活的诗意呢？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时代还需要诗歌吗？在有用性、精确性、合理性，还有所谓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等等方面，诗歌无一不显示出了她的尴尬。但是，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仍永远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她与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她诉诸的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情感。

与此同时，如果不将科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等包括在内，人类的非功利思考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对存在及其意义的穷究，正在成为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专业”，而整个人类却似乎有了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挣钱)要做，换句话说，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代，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况的关注反而有所降低。将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个平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在这一世纪中所取得的进步据说数百倍于先前所有世纪之进步的总和，而后者的进展却很难说是革命性的，至少不能说有成倍的增长。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需要维持某种平衡的，对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探索与对人类自身基因密码的破译基本同步，但在精神存在研究与物质存在研究这两个方面暂时还是不协调的。因此，人类无疑需要更多地思考。

无论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还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持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诗”与“思”的平衡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思”的庄重，也需要“诗”的空灵，我们需要“思”的结果，也需要“诗”的过程，两者都是我们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立面。这大小两种平衡的谋得和维持，便是我们最正常的精神存在状态。

要维持这种状态，阅读也许是一种最佳方式，或曰一个捷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诗意，在阅读中加深思考。当然，人类的文明史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诗”的读物和“思”的文本，也许，我们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如今，我们又从那无数的读本中挑出几册，我们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诗”与“思”两种因素的相互渗透上。

这里的几本译作，或偏重于哲学如尼采的《快乐的知识》、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和阿兰的《幸福散论》，或偏重于诗歌如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三诗人书简》、纪伯伦的《先知园》和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但它们的特色却都在于“诗”与“思”的融合上，或者说，它们是思想的诗，或诗意的哲学。它们的作者早我们许久完成了精神和情感的长征，他们在前方呼唤我们：过有思想的生活，过有诗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