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视角看学者，以诗化的笔触写评传！本书系统介绍了薛暮桥、童大林、马洪、冯兰瑞、王琢、邓子基、刘国光、晓亮、茅于轼、周叔莲、张卓元等二十位经济学家的出身经历、性格作风、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本书以饱满的热情，向读者展示出道德文章均堪称楷模的知识精英，使人们通过简约而凝炼的文字，看到一代一代经济学人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而付出的限辛努力，以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结合起来所做的创新。

本书以文化的视角、诗化的语言系统介绍了薛暮桥、童大林、马洪、冯兰瑞、王琢、邓子基、刘国光、晓亮、茅于轼、周叔莲、张卓元等二十位经济学家的出身经历、性格作风、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

前言

入世的哲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薛暮桥

出江南胜地，与大师比邻

投身工人运动，跌入“监牢大学”

从事农村调查，开始经济研究

执教广西师专，主编《中国农村》

皖南投笔从戎，倾力军队教育

坚守山东解放区，展开对敌经济战

在华北财经办事处和中财办

全身投入经济建设，参与构建计划体制

在“牛棚”和“五·七干校”中磨炼

拨乱反正清算“左”，老树逢春花千发

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

与领袖人物过从甚密

“双子座”比较

众多学者评薛暮桥

人品如山极崇峻，一代宗师风范长

薛暮桥经济观述评

华章傲白雪 大义步青云

——经济学家童大林

资料上的童大林

与童大林面对面

童大林自述

童大林部分著作评述

童大林经济观点概述

大家风范

采访后记

探究国情走四方 决策咨询两辉煌

——经济学家马洪

少小奔波学历浅，为求生计识艰辛

工人运动促成长，志高才旺赴延安

熔炉冶炼茁而壮，如火岁月兴调研

土改运动一支笔，论说经济东北篇

起草《工业七十条》，炼狱锻打二十年

穷究企业索真理，执著终归有宏篇

考察大庆述经验，论说企业自主权

质疑传统“农轻重”，结构调整出新言

兼收并蓄求高远，他山之石为借鉴

倾力重整社科院，老马奋蹄自向前

经世济民开拓者，政策咨询探前沿

老来有力闲不得，秉笔休辍观大千

穷经践实终有成 一蓑烟雨任平生

——经济学家冯兰瑞

黔灵山下名门女，桀骜不驯正少年

编著青年运动史，激情燃烧宝塔山

辗转南北随战局，踏人报界亦不凡

研究经济勤调研，艰难岁月守尊严

“阶段风波”历五载，“生产目的”写新篇

“花甲”步人社科院，壮怀十载“经团联”

“马丁事件”述真伪，劳动就业论经年

老树经霜更清发，社会保障写余篇

质疑传统户籍制，改革宪政建新言

抚今追昔思无尽，风光合是鹧鸪天

活跃在广东的革新派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王琢

走近王琢先生

王琢传略

研究生涯四阶段

理论体系三条线

主要论著思想观点集萃

王琢自述

王琢的书法艺术

五老峰下不老松

——财政学家、教育家邓子基

从沙县到五老峰

从前学子，今日泰斗

高山仰止，赞誉加身

一代宗师，桃李芬芳

业绩彪炳，声名远播

“年轻老者”，鞠躬精神

邓子基主要学术观点综述

励志修身为国 锦文济世生光

——经济学家刘国光

往事历历，文笔肝胆

经济理论的主要建树

部分学术观点介绍

思想历程与“八十”心迹

关于“刘国光风暴”

推敲金融半世纪 硕果盈盈慰平生

——经济学家、财经教育寐黄达

漫道人生寻至理，“土法上马”终有成

学海跋涉三阶段，货币金融入理深

物价理论穷其要，解析通胀启先声

三部著作建体系，综合平衡导宏论

不懈探索呈硕艳，词章万象亦纵横

学科建设脉络显，源本追溯为求真  

杏坛三尺贯天下，授业传道沐学人

正道为民鼓与呼 别有人问行路难

——经济学家晓亮

岁月如火

晓亮主要学术观点述评

离真理最近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名门之后说家国，乱世学途日日惊

学成东北寻大道，机车操纵贵探新

廿载阅尽沧桑史，批点“文革”说艰辛

跨行迈入经济界，择优分配辟蹊径

经邦济世宏论出，超越财富真理明

呕心沥血谋“天则”，学术公器承使命

扶贫吕梁建基金，小额贷款助山民

京郊一隅创“富平”，保姆学校作园丁

跛而抬眼观世界，放达五洲四海情

质朴平凡寻至理，快乐明净做真人

幸福之泉赛黄金，一生最爱是“燕玲”

茅于轼评价

甘坐冷板凳 抒写大文章

——经济学家周叔莲

学术人生

周叔莲主要学术观点述评

经济学界的常青树

——经济学家张卓元

名传京城数十载，却知原是岭南人

价值规律解说者，大师助手作雄文

“稳健”“激进”两对阵，“通胀”“价格”启纷争

中央文件起草者，决策智囊大红人

解读规划“十一五”，科学发展出高论

张卓元部分学术成果述要

跋涉学海莫道苦 傲立峰峦不觉寒

——经济学家李京文

治学历程

人生导师

盘点贡献

回首“文革”

平台优势

院士议政

骄傲与遗憾

学者与功名

经济学家比较与评判

主要学术成果概述

部分观点述要

采访补记

特立独行思想者 孜孜矻矻著作人

——经济学家张曙光

不老学者与青年楷模

宏观研究与理论建树

清理传统与学术创新

西部开发与战略评析

政府信用与民间信用

国企改革与产权交易

学在民间与天则感怀

学术批评与大家风范

严谨学风与道德追寻

独立思想与淡泊人生

宁攀险峻崎岖路 不慕安闲逐波流

——“中国破产法之父”曹思源

一言难尽“曹大胆”，卓异成果显声名

感念瓷都出才子，一路跌宕正步行

笔伐“左”倾作檄文，负笈京城为创新

游说欧美论改革，特立独行历艰辛

欲为圣明除弊事，破产研究淘真金

红墙内外勤奔走，只听新雷第一声

院外活动惊朝野，临盆阵痛说欢欣

民间学者分内事，文笔肝胆金石音

经济学殿堂的“台湾之子”

——经济学家林毅夫

引子

台湾之子高才生，投笔从戎守金门

深夜泅海抵大陆，纵身一跃波浪惊

“弘毅”任重而道远，负笈留美取“真经”

异域相聚比肩行，挈妇将雏回北京

研究农业结硕果，奖项赞誉频加身

中央首长座上宾，决策智囊为万民

研究中心十年庆，朗润园内喜升平

终天唯有思亲泪，寸草报春恨无垠

低调处世尚严谨，不懈践行“座右铭”

“不同而和”聚俊杰，“和而不同”建功勋

林毅夫学术思想述评

贴近现实论财税 服务决策谋主张

——财政学家高培勇

往事回首

高培勇部分学术观点述要

拂晓即求行无止 出世入世博于文

——经济学家吴晓求

“大雅至俗”与“大道至简”

从优秀学生到知名学者

论说现代金融体系

强调“感悟”与关注现实

学术操守与历史责任

信息来源的三个渠道

“博学于文”与出世入世

光荣与梦想

吴晓求主要理论建树

吴晓求主要论著解读

吴晓求论文代表作解读

从黄土高坡走出的产业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张维迎

从陕北到西安，再到北京

追踪前沿，负笈牛津

执教北大，声名远播

独树一帜，硕果累累

治学严谨，风格卓异

学界论战，遭遇围攻

笔墨招架，仓促回应

关于改革的理性思考

博览群书摄精萃 学达盛世续华章

——经济学寐王东京

最初的理想只是当会计

第一位导师：父亲

最敬重的两位先生

终身受用的四部名著

在聊天中获取新知

阅读的偏好

成功的秘诀：持之以恒、选择经典、吃透国情

成名作：“与官员谈经济”丛书

用国际化视野看学界同行

经济学家与官员和商人

北京学者的两大优势

中央党校的教学风格

党校的学员

贡献与志向

王东京主要著作述评

反响与文风

后记

策划人语

特别致谢

四、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问题

薛暮桥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前者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后者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之上。从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向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推进。

1980年4月，薛暮桥在国家计委党组报告会上，批评了我国1977年、1978年的计划还是高速度、高积累，主张降低计划指标，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直到1980年末意见逐步得到统一。同年9月，在《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中，他提出，要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改革的主要方针。过去只有计划调节而无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这个报告中，他还提出了后来实施的“利改税”、“拨改贷”、全面改革我国经济结构等政策措施的思想雏形。

198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一时进展迟缓。社会上甚至有人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怀疑，尤其是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有些人又重新搬出“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批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针对这种企图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薛暮桥于1990年7月致信中央领导同志，建议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加快改革的步伐。

1990年9月，针对我国通货膨胀、工业回升乏力、企业亏损和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宏观经济形势，他提出，当前国民经济的困境是由于改革在1984年以后停顿中断，宏观调节机制失效造成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膨胀一萧条”的循环将使经济陷入滞胀而不能自拔的泥潭。应当推出以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计划管理体制为目的的综合改革。从根本上说，要在加强财政、银行宏观调控的条件下，放开价格，让企业公平竞争，而不能再用“大锅饭”、“铁饭碗”的老办法，由国家“统”起来和“包”起来。

他在1991年7月撰文提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继续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肯定找不到深化改革的正确道路。十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而我们在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后，没能及时加强指导性计划，没有学会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来加强宏观控制。这样便留下一个空白，以至于宏观失控。

他还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商品经济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能要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占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必须保留按劳分配原则，还必须保留等价交换原则。薛暮桥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但市场是计划的基础，计划是市场的反映，市场是第一性的。计划不但要依据于市场的信息和规律来制定，而且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如果计划确定的比例，在市场上产生严重的供求失衡，则计划就出了问题。因此，计划不能限制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而只能顺应市场规律。

过去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短缺经济”，因此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只能计划(限量)供应，不可能实行市场调节，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就是如此。薛暮桥提出，短缺和计划恰恰是互为因果的，这就是越少越管、越管越少的道理。也就是说，“短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宿命，而可以通过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来消除。

五、货币与价格理论

薛暮桥对货币和价格问题有自己独到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和《稳定物价和我们的货币制度》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的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货币价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的理论。这一观点一直到70年代末期仍然争论很大。在西方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后，“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的原理，才成为大家的共识。

1980年，薛暮桥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布调整任务已经完成，当年上半年由于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他曾建议不失时机地调整价格；1985年上半年放开城市副食品价格获得成功，但物价上涨较多，一时议论纷纷，他发表《我国六年来物价和人民生活的变化》来说明放开价格，从而增加市场供应的好处。1988年5月，他撰写了《中国物价的回顾和展望》一文，总结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历次稳定物价的经验，并预言不控制货币发行，就不可能制止物价上涨。针对一些学者抛出的“通货膨胀无害论”，他先后撰写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等文章，用历史的经验说明不能依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同时，他指出，在通货膨胀下，不可能理顺价格，改革也难以深化。他提出，管住货币是坚持计划管理，放开价格是实行市场调节，必须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稳定币值，必须按照市场流通的需要控制货币发行总量。人们往往认为市场混乱是放开价格所引起的，因而倾向于政府实行更严厉的价格管制办法，结果使价格更加扭曲，产业、产品结构更不合理，市场也更加混乱。他指出，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管住货币，放开物价，从而理顺价格，平整市场，以此来促进改革的深化。

薛暮桥在1990年9月致党中央的信中提出，价格改革要为企业改革铺平道路。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是要使国有企业从“吃大锅饭”转变到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不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不理顺价格，企业改革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

1991年薛暮桥又指出，过去增减货币发行数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贷款基数)，今后应逐步改用利率政策。经济过热时提高存贷利率，使贷款减少，存款增加，货币回笼；反之则降低存贷利率。特别是在物价上涨时，存贷利率必须依物价上涨的幅度灵活变动，这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

薛暮桥还认为，经济超高速增长往往与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联系在一起，而投资规模的膨胀又常常伴随着通货膨胀。从我国的改革实践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看，通货膨胀是改革的大敌。他指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市场要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就必须使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保持大体平衡。通货膨胀会严重>中击人民的正常生活，使改革失去人民的支持。有一段时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改革过程中，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中，通货膨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薛暮桥认为，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找不到根据。一些获得成功发展的后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起飞中并没有借助通货膨胀。相反，凡是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就出现社会动荡、经济效果也不好，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经验。在改革过程中，只要保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大体平衡，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片面追求无效益的高速度，通货膨胀便可以避免。

P40-42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实行与当时的苏联类似的计划经济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并对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进行集中控制，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服务都由国家提供。这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办成大事，“两弹一星”较快的研制成功就是一个例证。但这种体制的缺点是决策权力过于集中，由于决策人员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地获得支持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必然导致决策的效果差、效率低、成本高，且难以根据情况的变化迅速进行调整。尽管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一些经济学前辈看到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改善的建议，但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入总结建国以来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创新的观点。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后他又对这一观点作了反复多次论述，逐渐消除了一些人对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疑虑。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逐渐增强，并在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

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大胆地借鉴包括股份制、股票市场等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是完全可能并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发展市场经济，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还需要作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我们既要认真研究并吸收国外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更要认真思考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一批经济学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道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和贡献还鲜为人知。李功耀同志通过详尽的访谈，用评传的形式将他们介绍给公众，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中的各位传主，有几位是我尊敬的前辈，有不少是我熟悉的朋友，有些是我所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还有一些是虽闻名但无缘谋面的学者。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性格作风、治学方法、学术观点等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中华、忧国忧民、实事求是、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奉献。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通过本书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和贡献的同时，也要注意学习他们的这些可贵的精神。

纵观全书，我认为，作者的部分篇章，其笔法较接近于报告文学，从“评传”的角度来看则咯有不足。我想可能是因作者出于对传主的崇敬之情和受其本身条件的局限，难以更加全面而准确地评论这些传主的学术观点和成就。坦率地说，我国经济学家中虽有些佼佼之士，但总体水平还不够高，例如有些高论缺乏数据和实证支持，有些主张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学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民主作风还有待提高，等等。我认为，通过理性思考和认真实践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需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当前与长远这三个关系。也只有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真正跻身于世界经济学界的前沿。

我和李功耀同志原本并不相识，至今只有书信往来，我为本书作序主要是出于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客观地说，本书只能称为“中国当代(部分)著名经济学家评传"。我希望今后能由作者或其他有志之士来介绍并评论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以补本书之不足。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进入新的世纪，科学的发展也将进入新的阶段。人类文明从工业一机械文明向信息一生态文明的大转变必然伴随着科学的大转折。而以还原论、经验论及“纯科学”为基础的经典科学正在吸收系统论、理性论和人文精神而发展成为新的科学——复杂科学。我们应当适应这一科学融合的趋势，努力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和方法，培养既有专业深度、又有学科广度、还有哲学高度和远见，这样具有四维知识结构的经济学家，在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实现较多的创新并作出较大的贡献。

《叩问名师》第二卷写得很艰苦。老实说，很多时候，我真想打退堂鼓。当初采写和编撰第一卷，历时三年，我始终充满着激情。尽管十分忙，但毕竟能有效利用一块阵地。随着一期期以“经济学人”为名目的封面人物专访的刊发，我不时获得一些读者的褒奖和专家的鼓励。这使我以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不辞艰辛，夜以继日地笔耕而乐在其中。我曾踌躇满志地打算完成第二卷、第三卷，期待凭一已之力，在经济学术文化整理方面作一点贡献。

第一卷出版后，我调到了广州。工作性质和环境的变化，使我的访谈不再有媒体平台的支撑。我像一个没有拉拉队的孤独的长跑者，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抽鞭子。我想，既然怀着“书生意气”和“人文品格”，痴迷于读者面很窄的学术文化整理工程，就要承受“曲高和寡”的清贫与冷峻。何况，通过阅读专家学者们的著作，跨入他们的研究领域，走进并窥探他们的心灵，我能和他们一起激动、一起陶醉、一起倾诉与歌唱。睁开双眼辩识他们曾仔细打量和解剖过的世界，他们的思想鼓舞着我，他们的学问令我惊叹，他们的局限又使我在遗憾中产生学问追踪的兴致与乐趣。

有朋友戏称，我是“四十岁的身体，七十岁的心脏”。因为，我采访的专家学者，大多数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我在关乎社会、人生、治学、道德、责任等方面，和他们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的期待和忧患是我写作的原动力，我无法摆脱老一辈知识分子悲天悯世的情怀。穿行于学术大家和凡夫俗子之间，直面那些权欲与利欲的化合物，我感到研究、采写经济学家十分必要。他们像明镜，给我的生活反射出一束光亮。进一步“叩问名师”，使我能进行才智的发掘和灵魂的再造。他们都是建立过功勋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是民族精英和社会栋梁，平凡、平庸如我者，通过和他们碰撞，确能听到一些接近于真理和人类良知的声音。

第二卷的写作，与第一卷稍有不同。主要是扩展了单篇评传的篇幅，加重了学术分量。为写作方便，在体例、风格上并没有苛求统一。我想，形式应服从内容，不能为了文章好看而削足适履。我是在撰写学术评传，不是在炮制小说，或编撰逸闻趣事。各人的经历不同，涉猎的领域宽窄不一，在行文或表述上应力求简捷、顺当。这样或许降低了文辞的美感，但只要不损伤学者们的学术和思想成果，想来还是值得的。

需要说明的是，《叩问名师》第一卷出版后，不少读者来信来电，在给我鼓励的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最多的意见是：我“赋予了专家学者太多的溢美之辞”；“作为评传作者，不要总是仰望他们，而应学会平视或俯视，并指出其局限和不足”。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写作第二卷时，我认真研读他们的著作，力求客观评述他们的理论建树和政策主张。然而，他们的成就、贡献和品格，使我的崇敬之情总是难以抑制。对这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上下求索的思想者，发自内心地诉诸一些赞美，应该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

关于传主的排序，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为简便起见，我干脆以各位传主出生年月的先后为序，虽然不尽科学，但相信读者和专家们可以理解。

还有许多知名经济学家没有采写，诸如杜润生、吴象、萧灼基、高尚全、蒋学模、王梦奎，等等。我不知今后是否有机会再续此愿。但毕竟，第二卷算是与读者见面了。我没有荒废初到羊城的这一段时光。

借本书出版之机，我得感谢给我支持、鼓励、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冀燕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江惠生先生，福建省审计厅副厅长、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光远教授，财政部驻广东专员办冯惠敏专员，中国财政杂志社原副社长郭代模先生，财政部驻陕西专员办副专员蔡润博士，广东商学院研究员、画家刘开云先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宇博士，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珠江学者罗必良教授，咨询专家、广东万国城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廉博士，中国财经报社宏观部主任蔡劲松先生，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中国先生，财政部驻广东专员办处长黄炎斌先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总编、研究员卢圣泉先生，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监陈玉敏先生，中信银行广州机场路支行行长梁辰先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陆晓晖女士等。

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于光远先生，老前辈在90高龄，还为拙著题写书名，令我深受鼓舞。

另外，湖北经济学院的许桃芳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报编辑部资深编辑周苏展女士、徐志持先生为我审阅了部分书稿。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东经济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经济类学术书刊尤其是学术评传类书籍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为我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他们或许看到了本评传内涵的价值所在，或许受了书中所述经济学家思想和品格的感染，把本书的出版视作对社会的贡献。由此，我的努力，通过他们的眼光和气魄，通过他们真诚的合作得到了回报。广东经济出版社副社长姚丹林先生、责任编辑黄少刚先生、黄思健小姐，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他们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着实令我感动。

“从文化的视觉看学者，以诗化的笔触写评传”，是我专注于这一选题的基本要求。上述各位师长和朋友的热情支持，无疑是我锲而不舍研究和行文的动力。

秋雨润物，和风拂面。我走出书斋，看到了一片朗朗的天。

李功耀

2006年10月30日

于华南农业大学嵩山区寄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