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400年左右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蕴涵极为丰富的一段重要时期。其间社会的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并存与更迭，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经济的衰退与复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升降，国家制度的沿革与转型，思想学术的激扬与嬗变，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风云人物的神骨与际会。同时，魏晋南北朝史又以头绪纷繁、资料阙略不全而素称难治，常令人有治丝益棼、谈何容易之慨，也留有可深入探赜索隐的诸多学术空间，财政史即其一。

本书即是对其财政研究的专著。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范项目。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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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400年左右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蕴涵极为丰富的一段重要时期。其间社会的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并存与更迭，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经济的衰退与复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升降，国家制度的沿革与转型，思想学术的激扬与嬗变，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风云人物的神骨与际会，如此等等，历来为史家文人所瞩目，史论文章，精彩纷呈。

序

导言 北魏社会转型概论

　第一节 北魏社会转型概论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思路

　第四节 北魏制度转型推动力索隐

上篇 北魏财政收支状况的动态考察

　第一章 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时期的财政

　　第一节 鲜卑代国（公元-公元年）的财政概况

　　第二节 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时期北魏财力来源的动态观察

　　第三节 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时期的财力配置及其特点

　第二章 文成帝、献文帝和孝文帝太和八年前的北魏财政

　　第一节 文成帝、献文帝和孝文帝太和八年前的北魏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

　　第二节 文成帝、献文帝和孝文帝太和八年前的北魏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第三章 孝文帝太和八年后北魏财政支结构的巨变

　　第一节 太和八年后北魏财政收入的演变

　　第二节 太和八年后北魏财政支出的演变

　第四章 宣武帝、孝明帝及其以后的北魏财政

　　第一节 宣武帝、孝明帝及其以后北魏财政收入的演变

　　第二节 宣武帝、孝明帝及其以后北魏财政支出的演变

中篇 北魏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的变迁

　第一章 北魏财政政策与地方财政

　　第一节 北魏财政政策的演变

　　第二节 北魏财力配置的指导思想与财力配置比例

　　第三节 北魏地方财政探赜

　 第二章 北魏财政体制的变迁

 第二章 北魏财政体制的变迁

第一节 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第二节 太和改制与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互动 

第三节 北魏后期的政治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

下篇 北魏财税的征缴与分割

 第一章 北魏财税的征贮与转输

第一节 北魏财税的征纳流程

第二节 北魏财税的转输

第三节 北魏租赋的贮藏

第四节 北魏仓廪的管理与监督

 第二章 各种势力对北魏财政的分割

第一节 领民酋长与北魏财政

第二节 官僚政治与北魏财政

第三节 世家大族与北魏财政

第四节 寺院经济与北魏财政

余论 北魏财政的历史地位

参考书目及论文

后记

太和改制与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互动

北魏中期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和新租调制的颁布，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①。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北魏财政收入也由前期的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畜牧狩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模式演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军费为主转而以官俸为主。财政收入基础和来源的变化以及支出对象的转变必然对原有的财政体制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李锦绣已经注意到，认为北朝国家的主要收入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之上，因而财政机构的设立与职权的变化与均田、租调制度息息相关②，不再赘言。质言之，北魏太和改制和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新的财政体制出现，而度支尚书的出现和国家财政压倒皇室财政而占主导地位是北魏中期财政体制最为明显的变化，太和十六年的“改创百官”之举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新现象的总结。

关于北魏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魏书》语焉不详，但我们却从碑铭资料上找到了答案。北魏雍州刺史杨播，“年十有五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累迁给事中，领内起部，又以本官进厘北部尚书事。太和十五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北征都督。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其冬改创百官，转卫尉少卿，本官如故。”③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杨播死于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时年61岁。按照其墓志记载，其十五岁时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也就是说杨播在拓跋弘皇兴元年(公元467年)被任命为内行羽林中郎一职的。说明孝文帝改制以前这种内外官系统仍然在运行着。但到太和十六年冬，孝文帝“改创百官”，杨播改任卫尉少卿，这表明太和十六年是北魏官制变化的重要时期，但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魏书》竟然记载模糊①。 

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创百官”之事据我推测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一事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北魏前职品令的制订。这是北魏立国以来继天赐元年(公元404年)拓跋硅对爵制进行规范化整理，“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日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重大改革③。而天赐元年改革实质上就是对登国元年(公元386年)“班爵叙勋，各有差”、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典官制，立品爵”之举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意义重大。因此陈爽认为天赐元年的爵制变革，“是北魏政权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④。此结论虽似可商榷，但其重大意义却值得深思。如果说天赐元年爵制变革是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则使北魏完成了由政治经济的内外二元制向封建一元制的过渡。

太和十六年的官职改革，表现为政治上废除了内外官制体制，财政体制上则在均田制和租调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全国财政的管理。

在北魏前职品令中，孝文帝所设与财政管理有关的官职主要有尚书左右丞、度支尚书、太仆、大司农、少府等。从这些官职的设置中能明显观察出孝文帝时期皇室财政萎缩，国家财政强化这一事实。

如前文所述，北魏尚书仆射的设置始于太武帝拓跋焘神麝元年(公元428年)，“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但北魏前期尚书仆射和左右丞的财政职能《魏书》全然无载，其职责不明确。到太和改制后，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责进一步明确。据对北齐尚书左丞领度支、左右户等诸曹，尚书右丞领驾部、屯田、金部、库部等诸曹推测，北魏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能和北齐可能相近。这一点从北魏尚书左丞具有弹纠见事之责，北齐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从北魏到北齐，尚书左右丞之职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陛。

北魏度支尚书设立的最初时间《魏书》阙载，北魏太和官制改革后出现的度支尚书在国家财政管理中所起作用同样史无从考。但据对《魏书》所载四十余名度支尚书和度支郎的分析，《魏书》中最早出现的尚书度支郎是李遵，史载李遵“有业尚。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迁洛，为营构将。”由此推测度支尚书一职可能就是在孝文帝太后十六年“议定百官”时设立的。随着均田制推行的深入和赋税来源的变化，国家财政管理的任务也开始加重，对土地产权控制是否缜密以及户口的多寡决定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因此计账、户籍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计账、户籍需要专职机构处理，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作为“度支国用”的度支尚书职掌的内容会相应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也从而使度支尚书与大司农以及尚书左右丞等一起构成较为完整的财政管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太和改制中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强化相一致，这也反映在国家对财赋储藏的具体管理上。

北魏均田制颁布和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后，大司农主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的职能虽未发生大的变化，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绢布丝麻来源的不同和缴纳多寡的差异，使得大司农接收“调”时的任务进一步加重。同时，由于官吏俸禄制的颁行，与太仓令一起，大司农开始承担在京百官俸绢(布)的支出事务，大司农的重要性应该更加突出，《太平御览》所谓：“后魏职令日，司农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干能者”正是司农重要性的典型体现②。因此，北魏中期大司农的职位仍然较高，史言，“后魏初大司农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为第三品。”③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之时司农尚为二品高官。同时，北魏太和改制后在大司农之下增设了司竹都尉这一机构，使其事务性机构的性质进一步明显。史言，“后魏有司竹都尉。”④北魏司竹都尉职掌如何，魏书无载，但在唐代，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廉、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⑤北魏司竹都尉的职掌可能也是如此，这种变化是否可以看作北魏太和改制后大司农有向北齐司农寺那样“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职能发展的趋势，但因无旁证，只能存疑。

太和改制前，掌管仓库的是殿中尚书，后又设太仓尚书，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孝文帝太和初又改太仓尚书为太仓令①，太和十五年置太仓少卿②，其加强国家仓储管理的用意十分明显，也反映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仓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进一步重要的事实。太仓令、太仓少卿“皆掌仓廪之事’～。从而和大司农共同构成掌管粟米绢帛的财税事务机构。

作为六卿之一的少府卿在太和十六年官制改革后扮演着何种角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和改制前少府专司皇室财政前文已有论述。太和改制后少府卿属于六卿之一，虽继续职掌皇室财政，但却出现由皇室财政官向国家财政官过渡的倾向，这从北魏财政体制第三阶段转变中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可以看出，留待后文论述。

太仆卿是太和改制后出现的掌管国家畜牧的事务性财政官员，史言，“后魏太仆卿第二品上，又置少卿；太和二十二，九卿并第三品。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驼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但从太仆统掌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驼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明显反映出其仍具有颇为浓厚的皇室色彩。检课牧产属于太仆卿的主要职责之一，如孝文帝后期，宦官李坚出任“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有滋息。”⑤北魏中期在太仆寺卿下有典牧都尉和典牧令之职。典牧署属于太仆寺所辖，如宇文福在孝文帝后期因掌管牧马有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领太仆典牧令。”⑥北魏太和改制后太仆卿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前期皇室财政机构驾部权能的分割和国家财政的加强，将北魏前期属于驾部尚书和内行长的部分职权分归国家财政专职机构掌管，反映了国家财政加强的现实。虽然如此，但太仆卿所具有的管理国家和皇室畜牧的双重性质仍然反映了北魏财政管理体制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彻底性。  从太和改制时期北魏财政职官设置看来，太和改制前那种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现象已发生明显改变，国家财政的主导作用日益强化，由度支尚书、大司农、太仓令、太仆卿等共同构成国家财政的管理和执行主体。虽然还有部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交织在一起，如少府、太仆寺就是典型，但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国家财政日趋强化的态势愈加明显。P181-185

陈明光

历时400年左右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蕴涵极为丰富的一段重要时期。其间社会的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并存与更迭，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经济的衰退与复兴，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升降，国家制度的沿革与转型，思想学术的激扬与嬗变，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风云人物的神骨与际会，如此等等，历来为史家文人所瞩目，史论文章，精彩纷呈。同时，魏晋南北朝史又以头绪纷繁、资料阙略不全而素称难治，常令人有治丝益棼、谈何容易之慨，也留有可深入探赜索隐的诸多学术空间，财政史即其一。

王君万盈于2002年考入厦门大学，从余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有志研习魏晋南北朝史，遂选定从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互动的角度研究北魏财政史。他专心典籍，孜孜不倦，历时三载，撰就学位论文《转型期的北魏财政研究》提交评审与答辩。其辩证事实，叙说义理，或借他山之石，或陈一己之见，颇得不少专家的首肯与指点。今略予修订，作为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适可广求方家指教，以期更上一层楼。

学也无涯。治史有成固难，然亦非不可企及。我以为一部史著欲取得原创性的创新，充分可靠的资料、科学的理论(包括适合的分析工具)和恰当的表达形式(包括论述框架)，三者缺一不可。古人谓良史须兼具才、学、识、德，此即史家努力之通途。王万盈博士年轻好学，乃后起之秀，山阴道上，较同年同志，或先著一鞭，勤之奋之，锦绣前程可望也。  

2006年11月30日

当文章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际，又迎来窗外小鸟的呜叫，好像在继续与我探讨想要探讨的一切，思之于此，本不想写的后记还是忍不住写了出来。

这部书稿源于我的博士论文，虽略有所改，增删无多，犹如襁褓婴儿，尚需更多关爱与培养。所幸的是，拙作作为博士论文提交时，得到答辩委员会和论文评阅专家的诸多关爱。他们是厦门大学郑学檬先生、上海师大严耀中先生、厦门大学杨际平先生、华东师大牟发松先生、武汉大学冻国栋先生、厦门大学马良怀先生、施伟青先生、徐东升先生等。他们既肯定了文章的长处，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从他们那里，我领悟到的不仅仅是迷津的指点，更学到他们严格的治学学风和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减少了自己在“迷”中徘徊的时光，有助于自己尽早进入“悟”的世界。这是我要最为感谢的！

20余年前当自己开始踏上历史学习与研究之路时，就始终徘徊于“迷”与“悟”交织的世界中。“迷悟同体，悟者方知”。古代历史上的诸多问题常常使我陷入“迷”的境地，但又引发我更大的探索欲望。越难求索的问题，自己越想搞清楚几个为什么，以期最终进入“悟”的世界，达到马斯洛所谓“顶峰体验”的状态。长此以往，也就略有所获。但自己所获究竟是玉还是砖，最终还是要历史来评判。但我始终认为，即使是砖块，也算是给国史研究的大厦添块砖吧。

算来自己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学习已10多年，虽坐了10多年冷板凳，可还是“悟”不到“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境界，也许应验了佛家“迷者迷悟，悟者悟迷”的禅机，也许自己就这样一直在“迷”与“悟”的交织中走下去。

虽然学术研究中的“迷”常使自己茫然，但在茫然之余，尚存些许庆幸，庆幸自己遇到恩师陈明光先生、郑学檬先生、杨际平先生、赵向群先生等，庆幸这部书稿能得到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全额出版资助。正是恩师们的不断指点迷津，我方始踏上历史研究的门径，亦是恩师们耳提面命，使自己一次次从“迷”而“悟”，体验“悟”后的快感；也正是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才使这部书稿能顺利与同好见面而不致“难产”。这些都是我以后继续学习的精神食粮，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后面的路虽不平坦，但自己对学术的追求将不会停止，亦不会因学科的“冷”而头脑发热，因为我爱“她”，就像爱我所有爱的人一样。是为记。

2006年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