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内容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的阅读对象既可以是一般大众，又可以是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人士，是把两国关系看作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态？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在这本书中你都将找到答案。

该书在简要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建国史，并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中美交往的历史回顾后，从战略角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中美两国存在的分歧以及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特别是探讨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提出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如何持灵活的方针政策，从而达到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为我所用的目的。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谁是美国

第一节 北美新大陆上的清教徒与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

第二节 美国价值的形成和现代美国

第三章 恩怨交织话历史

第一节 美国建国后至中国抗日战争以前的中关交往

第二节 隔绝和对抗——1945年至1972年的中关关系

第四章 谨慎接触和乒乓外交

第一节 谨慎接触

第二节 乒乓外交

第五章 破冰之旅和关系正常化

第一节 博士访华

第二节 破冰之旅

第三节 关系正常化

第六章 分歧和对立的根源

第一节 分歧和对立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第二节 中关对立和分歧的根源

第七章 中美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第一节 台湾问题

第二节 人权问题

第三节 贸易和军事问题

第八章 与美国共存

第一节 与美国共存的长期性和必要性

第二节 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超级大国的忧虑

第三节 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

第九章 未来展望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关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

后记

参考文献

随着殖民地移民的逐渐增多，各殖民地出现了各种不同环境、不同类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而此时英国正处于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新生的资产阶级贵族和原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前者企图开拓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希望在北美组织“理性的国家”；后者却蓄意建立海外封建堡垒。因此，由于建立北美殖民地的动机不同，13个殖民地的组织也就产生了四种形式：属于资本主义公司的“公司”殖民地(弗吉尼亚、马萨诸塞)；英王直接统治的“皇家殖民地”(纽约、新泽西、新罕布什尔)；英王赐封的“业主殖民地”(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移民自建的“自治殖民地”(康涅狄格、罗德艾兰)。不过，所有这些形式的殖民地，在经济上都从属于对宗主国即英国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据不同地区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13个殖民地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以种植烟草、水稻、靛青为主的南部殖民地(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在这些地区，1619年被贩卖到此的非洲奴隶是这种种植劳动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终身劳动，并且生儿育女，以便使这一制度传之久远。此外还有经营多种农作物的中部殖民地(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和工商业比较发达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北部殖民地(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德艾兰)。就土地关系而论，虽然各地区互有不同，但南部和中部殖民地大同小异，奴隶制度在这些地区盛行。

北部的新英格兰则独具特殊的体制，这些新英格兰人的居所一般相距不远，而且由于大都集中在城镇，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从事各种职业，参加宗教及政治活动。他们在市镇会议上解决各种地方上的问题，推举传教士和遴选代表，他们组织自己的武装用以对付与印第安人的冲突。

1740年至1748年欧洲发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战争在美洲被称为“乔治王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入侵新斯科舍。法国人的入侵行动，促使新英格兰殖民者于1745年夺取了布雷顿角岛上的路易斯堡。他们的胜利虽因英法签订《亚琛和约》而被抵消，但却使某些殖民者认识到，更积极地保护自己乃是明智之举。1754年，贸易委员会在纽约的奥尔巴尼组织一次会议，出席的有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罗德岛、马里兰和纽约等殖民地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从费城前来，建议成立一个殖民地联盟，以处理同印第安人冲突的问题，并授权殖民地开拓者为搞好他们的“共同福利事业”而征收税款。但这一“奥尔巴尼方案”受到了除马萨诸塞外的英国王室和其他所有殖民地议会的冷遇。因为英国害怕殖民地之间的联盟，而殖民地开拓者也没有联合的思想准备。

在奥尔巴尼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弗吉尼亚殖民地派遣乔治·华盛顿上校前往俄亥俄地区，以便将法国人逐出杜肯堡(今匹兹堡所在地)。华盛顿未能取得成功，但弗吉尼亚人仍然相信，他们的特许状所包括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法国人在阿巴拉契亚山脉那一边所占有的西部土地。英国支持他们的努力，并于1755年派遣爱德华·布雷罗克将军率兵前往。华盛顿当时只是布雷罗克的副官，布雷罗克在后来杜肯堡附近的一次战役中战败身亡，华盛顿亲自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同年，北方的法国人在克朗波因特和尼亚加拉堡击败英国远征军。此时，大多数印第安人部落决定与胜利的法国人结盟。

此时，英国为了将势力扩大到全世界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美洲方面，这一冲突被称为“法国和印第安战争”(1755—1770年)。战争初期，形势对英国殖民者的20万乌合之众不利，5．5万名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都是荒野上的优秀战士。但1758年威廉·皮特在英国掌权后，充足的战备物资和优秀的后勤保障以及能干的指挥官领导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杰弗里·阿默斯特中校和詹姆斯·沃尔夫准将于1758年收复布雷顿角岛上的路易斯堡，使英国取得对圣劳伦斯河口的控制。圣劳伦斯河另一端(即今安大略省的金斯敦所在地)的弗朗提纳克堡于同年8月间被约翰·布雷兹特里特中校攻陷，从而割断了法国人与密西西比河谷的联系，并使约翰·福布斯得以于11月占领杜肯堡。1759年，沃尔夫少将征服魁北克(沃尔夫不幸阵亡)，1760年9月，蒙特利尔为阿默斯特占领，于是此次战争在美洲宣告结束，加拿大被英国全部占有。

1763年，英国驻美洲的军队面临着印第安奥塔瓦族领袖庞蒂亚克领导的一次被英国认为是“广泛叛乱”的考验。庞蒂亚克领导的武装威胁着从宾夕法尼亚到底特律一带的移民。为保证殖民地的英国移民避免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乔治三世发布公告，禁止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进行移民。但是这一命令和殖民者的热切期待却发生了矛盾，因为殖民地移民在“法国和印第安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原以为将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他们向西扩张，没想到自己的宗主国却阻止他们的扩张活动。

同年，英国第一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开始强行实施一些新政策，以减少英国的债务和帝国扩大后增加的庞大费用。除采取其他一些行动外，他还下令对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糖浆严格征收关税，并于1764年禁止在殖民地发行纸币。同时，作为对殖民者的让步，他降低了对糖浆的关税，但对食糖和靛青却同对纺织品、咖啡、酒和多香果一样增加关税。此外，违法者将在海事法庭受审，而不是在有当地陪审团的民事法庭受审。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印花税法》，规定对所有法律文件、历书、扑克牌等都要贴上“税资付讫”的印花。这是一个令人不堪其扰的新税种。还有一项《军队驻扎法》，规定殖民地移民为当地英国驻军提供营房或住所、各种器皿、燃料、蜡烛、食盐、醋、啤酒、苹果酒和朗姆酒。所有这些措施，据说是为了使殖民地为自己的防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同时也为了显示殖民地移民不断成熟的政治力量，他们向英国议会请愿，要求废除食糖和印花税法。他们愿意由他们选举的代表来征税，而在此之前提出的税 法则是由一个没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的议会制定的。弗吉尼亚众议院率先反对这些新法令。马萨诸塞则建议召开讨论《印花税法》的代表大会。1765年10月，殖民地移民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会上商定殖民者只交纳得到他们的同意并由他们自己的代表所征收的税款。于是，抵制《印花税法》的团体“自由之子社” 组织起来了，殖民者拒绝执行《印花税法》，到了1766年3月，英国议会和王室不得不撤销了该法案。

殖民地的抵制虽取得了胜利，但是为了保全大英帝国的面子，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公告令》，肯定它有权为美洲殖民地制定法律。1767年，唯恐天下不乱的英国财政部官员查尔斯·唐德森接管了指导殖民地的税务后又制定了《岁人法》。该法律规定，对从英国进口的玻璃、茶、丝、铅、纸和油漆征税，但指定将该笔收入留在美洲。这个法律理所当然遭到了殖民者的反对。同时，唐德森也遇到了对《军队驻扎法》的普遍抵制，因为大多数殖民地居民认为该法令是在征收又一种税收。

1770年3月5日，英国军队在波士顿海关前被几个殖民地小伙子所激怒，于是向他们开枪，打死了五个人。这个事件被称为“波士顿惨案”。惨案发生后，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对殖民地移民实施的政策。其实，就在“波士顿惨案”发生的同一天，诺思勋爵提出的关于除茶叶税外，取消所有唐德森规定的关税的建议，并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诺思的政策使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在短时间内有了改善，虽然有时也不免受到一些小小冲突的干扰。接着，在塞缪尔·亚当斯的建议下，波士顿和马萨诸塞的其他一些城市于1772年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以便系统阐述美洲人的权利和对宗主国的不满，并将此种权利和不满通告其他城市和全世界。该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次被激起强烈反应的事件是，英国海军船只“加斯皮号”在普罗维登斯附近被焚。这艘船曾对殖民地居民进行骚扰，但英国调查委员会在其对“加斯皮号”事件进行的毫无结果的调查中，竟然绕过罗德岛各法院。事情传到弗吉尼亚议会，该议会于是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并于1773年敦促所有其他殖民地都采取同样的措施。类似“加斯皮号”事件的发生为殖民地居民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英国议会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这个法令的目的在于帮助东印度公司以较低价格在美洲销售更多的茶叶。殖民地居民对此持坚决否定态度，因此，当1773年12月又一船茶叶从伦敦运到时，一个称为“波士顿党”的组织成立起来，并将船上的茶叶倾入港口海中，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人对倾茶事件的反应是坚持自己的权威，并根据1774年《波士顿港口法案》，禁止任何船只进入波士顿港口，直到茶叶得到赔偿为止。殖民地居民对此群情激愤，而英国议会在此时又通过的另三项法案更使他们的愤怒火上浇油。该三项发案是：改变1691年特许状的《马萨诸塞政府法》，规定任何被控犯有谋杀罪的海关或政府官员应在英国审判的《司法管理法》和一项新的《军队驻扎法》。殖民者将这些法令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与此同时，《魁北克法》也获得通过。该法令的主要目的是要为加拿大建立一个文官政府，而且要将西部土地划归加拿大，而弗吉尼亚、康狄涅格和马萨诸塞根据它们的特许状，则声称对这些土地拥有主权，因此该法令被认为是对殖民地利益的强取豪夺。P16-21

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是两国间的交往却历史悠久。早在美国建国之前，中美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贸易往来。在19世纪末期西方列强侵略并妄图肢解中国的时候，虽然那时的美国也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不过相对于其他列强而言，美国还是站在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力图保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特别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腐败的清政府拱手送给列强大量的“庚子赔款”以后，只有美国人觉得中国的赔款太多，于是向清政府提出退还部分款项。然而，昏庸至极的清廷官员却以“皇上旨意已决，下官无权处置”为由而搪塞。其后由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首批留美幼童之一)从中斡旋，美国终于在1907年通过了“退还”庚款的计划。这笔赔款的相当部分后来用于了民间文化交流，如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由于特殊原因，中美这两个文化观念不同而且相距甚远的国度因为各自国家利益的共同需要而走到了一起，度过了两个难忘的“蜜月期”。然而，两个“蜜月期”之间中美两国的相互隔绝和对立，又为我们思考当前的中美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意义。回想近3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果断地作出了与美国结束敌对、进行接触的决策，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仅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而且还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考虑，积极发展对美关系，在1979年元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中东地区动荡不止，危机重重；“9．11”恐怖袭击前所未有，震惊世界；“9．11”后在全球反恐斗争中，恐怖活动具有泛滥之势；朝鲜核问题错综复杂，朝美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的程度令他人不可想像；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使得反恐形势变得更加令人难以琢磨。而世界人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使得全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全球化也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潮流和趋势。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要努力追求和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因此，其国内的“单边主义”势力抬头，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反恐斗争中，更加注重“先发制人”的思维战略，可以说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思维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较大的调整。同样，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也促使中国的对美关系相应地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

总之，不管怎样，保持和发展对美关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美国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的考量，也需要发展对华关系。面对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利益关系，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美政策，是发展中美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我国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尤其重要的是，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处理台湾问题，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客观上却受到了一些国际势力的干扰。特别是美国，由于其国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和无耻政客对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助长了“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刺激了他们分裂国家的倾向。

因此，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无疑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解决起来难度也更大。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既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同时也需要外交工作来配合，特别是需要与美国保持正常稳定的接触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在时代发展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新背景下，如何与美国保持有效接触，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能够为我所用，从而进一步赢得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和方式。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在学术界有许多有关中美关系的精彩论著和优秀成果不断问世。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德国杜依斯堡一埃森综合大学东亚学研究所政治学博士生、郑州大学讲师周宇豪的专著《利益攸关：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本著作也是有关中美关系研究的优秀成果之一。

该书在简要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建国史，并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中美交往的历史回顾后，从战略角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中美两国存在的分歧以及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特别是探讨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提出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如何持灵活的方针政策，从而达到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为我所用的目的。 

该书内容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的阅读对象既可以是一般大众，又可以是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人士，同时对于外交决策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作者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紧密联系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等新世纪的国际背景，用发展的眼光来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突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传统框架，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为老一代国际关系研究者，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在新世纪刚刚过去的几年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美欧传统盟友之间因为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原因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中日之间因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而不断出现反复；印度在南亚地区咄咄逼人的崛起等，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我们必须用理性而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当然，要发展中美关系，就需要双方之间继续加深了解，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则是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我相信今后国内学术界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个课题的研究队伍中来，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如果要充分理解“时光如梭”的确切含义，那么从本书初稿的完成，到目前进入实质性的出版阶段，转眼之间两年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了。两年来，围绕本书出版所衍生出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除了遗憾，似乎没有其他任何更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我依然对前景信心百倍!当然，中美关系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发展和变化的每一个瞬间却又成为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向作为上帝的读者解释清楚的强大动力源泉。很显然，即使一些读者认为这样的做法纯属哆唆，但我却为自己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支持我不向读者交待发生在中关两个伟大国度间共同经历的那些精彩瞬间，尽管两国间的分歧和争执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

自2004年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成功以来，美国的中国政策经过其第一任期内的摇摆和调整之后，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逐渐务实和成熟起来。两年来，两国之间虽然在人权、宗教信仰、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等方面存在分歧和摩擦，但两国关系从整体上讲基本上平稳顺利。特别是“利益相关方”概念的提出及被认可，使得两国在看待和处理相互间存在的分歧问题更加理智和灵活。目前，两国建立起了定期高级别会谈机制，就存在于中关两国间的广泛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其内容包括军事、能源、反恐和台湾问题。其实早在2004年11月，中方就提出中美举行定期高级别对话的建议。中方认为，中关之间话题很多，但缺乏高层级的政治沟通渠道。为推动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中关关系稳定发展，中方提议两国建立“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在随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关两国加紧就此事进行接触，并最终将这种对话机制定名为中关定期高级别会谈。美国接受中国开展关于两国举行定期高层对话的提议，目的有三个：避免因误判情势而导致危机，考虑到中国的崛起，着眼于历史的教训。

实际上，中关高层对话从一开始就要面对巨大的障碍。美国某民间组织2005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持友好态度，24％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15％的人把中国看作“军事威胁”。而另一项调查显示，54％的议员视中国为“经济威胁”，36％的议员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只有19％的议员对中国持积极态度。根据路透社报道，2005年7月22日，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专家奥特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趁着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中东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上，准备取代美国在东南亚的位置。他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对付中国。此外，要求“美国未来应当涉入台海冲突”的议员也不在少数。上述例子表明，尽管中关高层对话机制已经确立，但是双方所面临的困难是严峻的。要知道，美国的政治现实是，当政府与国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时，最后寻求妥协和让步的往往是政府而非国会。

另外，2005年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讨论。主题是：美国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经过梳理，我们可以根据美国学者的评论，将这场辩论中所出现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三类，或者称为三个派别：一派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军备实力在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作用不断上升，因此在战略上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应该对中国进行遏制和防范，此派可以称之为“屠龙派”。另一派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不断融入世界秩序，中关在战略上有很多共同利益，因此美国应该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互动，这一派被称为“拥抱熊猫派”。第三派的观点居中，认为中国的崛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美国应该“两面下注”，可以将此派称为“骑墙派”。

与此同时，在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中国国内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学者的分歧围绕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展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或正在发生“质变”，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事实，准备接受并鼓励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负责任的”的作用。这些观点可以被称为“乐观派”。另一派观点认为美国在国内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在经贸关系上制造摩擦和障碍，在中国周边邻国投棋布子，对中国的防范和威胁日渐增强。这些看法被称为“悲观派”。

不管怎样，中美关系在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开局之年还算是平稳顺利。在这一年里，布什内阁的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农业部长等各级官员接连造访中国。另外，美经贸和金融巨擎如关联储主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贸易代表等也相继访华。这些都表明两国之间各级别、各领域的对话和交往显著增加。更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一年里时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了“利益攸关者”(Stakeh01der)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从而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摇摆中进入了更具理性和建设性的轨道上来，体现出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理性的声音在美国决策层占据上风的局面逐渐形成。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对于美国而言，阻止中国崛起而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既不切合实际，又会对美国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产生很大的反作用，它将破坏全球经济以及国际机构和制度的健康，削弱美国的盟国和朋友对美国其他目标的支持，并将增加与中国发生潜在危险对抗的可能性。“利益攸关者，，的提法回避了美国国内遏华派与接触派的争论，成为能团结最大多数人的对华提法。同时，这个提法也是对中美两国相互交往的一种客观描述。虽然现实主义者相信“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但是正是因为有相关的利益，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民族才有共同语言，才能彼此倾听，也才能增进信任，消除猜疑。

中关关系在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平稳顺利发展的另一个佐证就是，两国元首的互访为双方增进互信和高层往来打下了坚实基础。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布什对中国进行了任内的第三次访华，创下了美国总统任内访华频率最高的记录，足见对华关系在其外交中的分量之重。而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回访，则为全面推进中关建设性合作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胡锦涛的美国之行在三个地方完成，各有重点：在西雅图是经贸之旅，在华盛顿是政治之旅，在耶鲁大学是文化之旅。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地区和全球许多彼此关心的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双方都认为中关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互利合作前景广阔，并一致同意全面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为中关两国和全世界人民造福。密集的高层对话、协商，显示出在国际形势因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而紧张、动荡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加强诸多领域的合作，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纵观两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除了两国领导人和高层的密集互访之外，两国在一些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较之以前也有了更多的交往。特别是2(1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关两国更加拉近了距离。为了缓和朝鲜核武试验为 地区甚至全球带来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密切保持沟通和切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的第一时间内通了电话，交换了两国对此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并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不久，胡锦涛便派特别代表、中国国务委员唐家旋赴美解释中国在朝鲜核试验问题上的严正态度。朝鲜进行核试验，中国在第一时间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仍推动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危机。中国在对待朝鲜的核危机问题上态度明确，立场坚定，而且采取的手段也和已往不同，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赞赏。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1718号决议提出的制裁朝鲜方案，为中关双边关系打了一支强心剂。正如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指出“我们(却)就中国邻国问题同中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他指出，美中关系“因为朝鲜这种可怕挑衅的结果，真的被拉近了”。他开玩笑说：“也许往后在史书记录中，(朝鲜领袖)金正日就拉近美中关系会被记上大功。”④美国这次对朝鲜核试验的反映十分引人注目，人们注意到，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挥舞“动武”大棒，只是表示必须严厉制裁。这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之所以表现出理性，显然与中国鲜明的态度有关——中国不希望自己的身边燃起战火，这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在处理朝鲜核试验问题的谨慎态度也部分地验证了本书中关于“9．11”之后美国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上战略、战术变化的观点，即在推行其政策时更加谨慎、更加注重国际组织和一些重要国家所发挥的作用。

总之，中美关系是复杂而重要的，两国关系既是“利益攸关者”，又是建设性合作关系。中国提出经过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努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历史的进程决定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必须在自己的发展中特别突出“和平”两个字。中国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实现“和平发展”，需要对可能遇到的更多的麻烦和困难作出较为充分的估计，并提出能够用和平方式有效地加以解决的观点和逻辑。其中包括而且特别需要研究的是，在双方战略互信不足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和平地解决中关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性压力最大。经过30多年的交往，中美之间已经建构起一种“利益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所谓“利益依存不断上升”是指中关在双边、多变和地区等各个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相互需要的程度不断提高。所谓“竞争”，当前比较实质性的问题是双方必须根据变化的形式(包括各自的影响力)，不断调整和确定它们在东亚的相对位置。只要理解“竞争”的存在和特点，就能明白美国为什么在伊拉克及其他中东地区陷入极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大规模地计划并实施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并对中国的国防政策施加压力，试图延缓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速度，当然也就能明白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逻辑。东亚毕竟是中国的主要活动舞台，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扩大，很可能会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不会去挑战美国目前在东亚地区既有的战略利益。因此，如何保持中美在东亚相对位置的调整始终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状况和未来的趋势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美两国对中关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从总体上讲，中国视中关关系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美国只回想近3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果断地作出了与美国结束敌对、进行接触的决策，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仅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而且还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考虑，积极发展对美关系，在1979年元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中东地区动荡不止，危机重重；“9．11”恐怖袭击前所未有，震惊世界；“9．11”后在全球反恐斗争中，恐怖活动具有泛滥之势；朝鲜核问题错综复杂，朝美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的程度令他人’不可想像；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使得反恐形势变得更加令人难以琢磨。而世界人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使得全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全球化也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潮流和趋势。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要努力追求和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因此，其国内的“单边主义”势力抬头，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反恐斗争中，更加注重“先发制人”的思维战略，可以说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思维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较大的调整。同样，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也促使中国的对美关系相应地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

总之，不管怎样，保持和发展对美关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美国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的考量，也需要发展对华关系。面对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利益关系，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美政策，是发展中美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我国外交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尤其重要的是，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处理台湾问题，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客观上却受到了一些国际势力的干扰。特别是美国，由于其国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和无耻政客对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助长了“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刺激了他们分裂国家的倾向。

因此，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无疑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解决起来难度也更大。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既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同时也需要外交工作来配合，特别是需要与美国保持正常稳定的接触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在时代发展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新背景下，如何与美国保持有效接触，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能够为我所用，从而进一步赢得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和方式。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在学术界有许多有关中美关系的精彩论著和优秀成果不断问世。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德国杜依斯堡一埃森综合大学东亚学研究所政治学博士生、郑州大学讲师周宇豪的专著《利益攸关：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本著作也是有关中美关系研究的优秀成果之一。

该书在简要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建国史，并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中美交往的历史回顾后，从战略角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中美两国存在的分歧以及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特别是探讨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提出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如何持灵活的方针政策，从而达到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为我所用的目的。

该书内容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的阅读对象既可以是一般大众，又可以是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学术界人士，是把两国关系看作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关关系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态，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不能仅从两国领导人或外交官员的讲话中去寻找结论，而必须全方位者察和把握。

首先，从现实的国家利益考量，目前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现实和潜在的共同利益，比如在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朝核问题以及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中的协调与合作等。但是，不可否认，两国之间也存在着摩擦和冲突。

其次，从目前的国际权利结构和分布来看，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在各种国际体制和国际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目前国际体系中最具霸权优势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的规模大、文化底蕴深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所以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就把中国看作是现有国际秩序和美国全球利益的挑战者，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威胁。在美国看来，霸权国家与挑战国家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中国进行防范甚至进行某种程度的遏制就成为了历届美国总统任内一个挥之不去的政策理念。

第三，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来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存在竞争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人从骨子里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思想，而中国在对美交往中也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尽管中国在当今的外交中已经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主张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仍然会在宗教、人权等方面施加压力，中关两国在这些领域里的较量仍然是非常残酷的。

我的说明：

我在本书中所引用的所有资料都来自于我手头所掌握的有关资料。一些非原话引录的依据是我的记忆以及一些出版的资料。如果我误引了别人的见解而导致不良结果，我将致以深深的歉意。有关本书所有内容的文责均由本人自负。衷心欢迎尊敬的读者对本书提出各种批评指导意见。

周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