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即为曹聚仁迁居香港后数次北行访问大陆时的观感和记录。全书侧重在一个“新”字上。其中既有作者对“弋阳腔”等戏曲专业知识的自家之言，又有记录50年代剧目、演出、艺人的生动史料。不失为一本珍贵的艺术文献资料。

曹聚仁迁居香港后，曾于1950年代中期数次北行访问大陆。本书即为其间的观感和记录。内分“京居随笔”、“艺文一角”、“剧人、剧话”三编。第一编“京居随笔”记录作者在北京小居的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北京的历史地理、风景名胜、居住饮食，颇能传达出古城新都的神韵。第二编“艺文一角”主要以作者在国庆十周年时观看过的戏曲、歌舞剧、话剧、电影为基础，以“戏迷”的角度和“史家”的笔法分类介绍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进展和状况。第三编“剧人、剧话”着重于记述梅兰芳、欧阳予倩等戏剧名家的往事，以及作者多年来搜罗整理曲艺资料的心得与杂感。全书侧重在一个“新”字上。其中既有作者对“弋阳腔”等戏曲专业知识的自家之言，又有记录50年代剧目、演出、艺人的生动史料。不失为一本珍贵的艺术文献资料。

总序 曹雷

甲编京居随笔

 从大都到北京——马可孛罗梦游记

京居二月记

北京的“新”

“北京是没有地图的”

五十年小沧桑

北京的城门

从前门到建国门

天安门

东西长安街

东交民巷

难忘的一晚

北京的饭店

新侨饭店

 乃兹府(奶子府)

 “人在画图中”

 陶然亭

 燕园与清华园

 小孩子的世界

 我写东安市场

 读不完的大书——北京历史博物馆

 昌平道中

 三过碧云寺

 西山处处有史迹

 四游西山

 西郊访曹雪芹遗迹

 卢沟桥

 “北京人”的故事

 康乐酒家

 菜根香

 《北京赋》

 《北京赋》余韵

故宫残影

 故宫的轮廓

 “黄圈圈”里的帝皇生涯

 故宫残影

漫谈“传胪大典”

“传胪大典”的仪式

皇帝过节无事忙

清代皇帝穿什么衣服

 漫游之余

北京的秋天

天安门礼赞

西山红叶

纵横颐和园

故宫梦游

从“故宫”到“历史博物馆”

天桥今昔

从卢沟桥到周口店

乙编艺文一角

新与旧

我看懂了一点道理

地方戏的新生

新与旧

推陈出新

抚今追昔

说“活”

“洋人”看中国戏

“观众批准”与“加工”

京剧与昆剧

《穆桂英挂帅》

四看《游园惊梦》

《墙头马上》

评剧《无双传》

《杨门女将》——新一代的艺人

徽腔

大观园的戏目

地方戏曲

《二度梅》

湘戏：《拜月亭》

川剧：《白蛇传》

四川剧

“帮腔”

越剧：《红楼梦》

柳子戏：《孙安动本》

梆子腔

郦郡戏——北曲

秦腔：《游西湖》

陇东剧：《枫洛池》

桂戏

粤剧：《关汉卿》

“二人转”

花鼓戏

《生死牌》——从歌剧到影片

 新声初试

《赤壁之战》

“孙刘联盟”

《藐江南》、《借东风》

行家的说法

《胡笳十八拍》

二看《蔡文姬》

朱琳与刁光覃

阿甲看《蔡文姬》

“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风雪摆渡》

歌舞剧

 《小二黑结婚》

 《红霞》

 《文成公主》

 芭蕾舞

 《春雷》与《海侠》

话剧

 “江山代有才人出”

 《红大院》

 《茶馆》

 《雷雨》

 《日出》的结尾

 舒绣文演虎妞

 再看《娜拉》

电影

梅兰芳谈影人

《五朵金花》

《祝福》——从小说到电影

《抢新郎》——《拉郎配》

《老兵新传》

《林则徐》及其他

余话

话分两头

让我提一段旧话

北京的剧场

北京的“人艺”

田老大(汉)

我的谈戏——答何先生

丙编剧人、剧话

 记梅兰芳

三百年来两艺人

护国寺一号

中国戏曲的传统

“恰借梅郎好颜色”

《嫦娥奔月》——《黛玉葬花》

与萧伯讷谈锣鼓

余翁《一缕麻》

吴昌硕画梅

一只鞋的故事

南通张季直

鲁迅与梅兰芳

杜丽娘、穆桂英

新年书红

十全十美

(附)余翁：《留芳记》的梅兰芳

梅兰芳的晚年

纪念欧阳予倩

中国的易卜生

文明戏

前驱者的甘苦

从《宝蟾送酒》到《潘金莲》

广西的生活

学无常师

淑世的精神

在南通

在广州

谈粤剧

听涛室剧话

观剧杂感

从草台到庭院

从绣阁到街头

越剧小问答

正名

民间小戏与大型戏剧

五十年的经历

推陈出新、气象万千

谈《红楼梦》、《则天皇帝》及其他

从绍剧看到新越剧

新一代的红花绿叶——上海青年京昆剧团

我的先睹

言慧珠之言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答客问

昆曲漫谈

太湖，昆曲的摇篮

南曲的发展

昆丑

苏白

折子戏(小戏)

杂技

红氍毹上

流派

科班以外

北派与南派

从“传家班”看到“上海苏昆剧团”

《白蛇传》的头尾

法海与小青

断桥

祭塔与毁塔

唱经·诸宫调·评弹

从唱经说起

赵德麟：《蝶恋花鼓子词》

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

雅与俗

苏州的情调

谈曲艺、杂技

后记

北京的“新”

写今日北京的文字，总在几千篇以上，这还是最低的估计。一位老作家(并非“吾家”的曹禺)，有一回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描写它才好。人都有这个缺点，一提到自己心上最爱的地方或人，时常找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我就不知道怎样写北京才能够把那些使人不能忘掉的建筑、山水、人物，艳媚的花朵、美丽的语言、欢乐的情绪，藏蓄在每人心头的理想……这些千头万绪、不可言语的印象讲得清楚。”这便是我在写今日北京的心境。

我们一定明白，有一时期的日本军阀，是做过“八纮一宇”的美梦的。他们以为他们的木屐是可以安然在中国大陆走下去了，至少是华北。因此，他们要在北京近郊(阜成门外)划出个“新北京区”，作为日本人的住宅区的。他们也在那儿修了广衢，种了花木，也造了一成排的四五层楼的房子，其中铺了“他他米”。这场梦很快就醒了。抗战胜利，那些接收大员，就有能力把那“新北京”变成马房和草原。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北京，那就不像日本人所规划的那么小了：出了阜成门，西边一直伸到石景山，西北连着海淀区、颐和园；从西直门外的中苏友好大厦、动物园、天文馆，这一连接起来的广大地区，天天在大兴土木；高楼平地起，总有日本人的“新北京”一百倍那么大，才是我第一眼所看见的“新北京”。出了德胜门北行，通过了八大学院区，接连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这一广大文化区，比先前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大了三五十倍，几乎包括当年八旗驻防区的一半，那又是“新北京”的一角。(我知道海外有人说梦话，如某刊物所载的《故都》什么的，他是比河伯还固陋，见不到大海的面的。)可是我所说的，还只是“新北京”的一角，出东直门通往东郊机场那百里路间的工厂、农场，以及出建国门东郊的工业区，也和西、北二郊那么广大。我可以这么说：俯瞰北京，在一九五五年时期，四郊皆“新”；入城以后，旧的成分似乎比新的多一点：一年一年过去，四郊越扩越大，城中也除旧换新；到了一九五九年，那就城内也换上新装了。好似一炉煤柴，慢慢地烧红，直到去年，才红透了八九成了。一位仅仅到北戴河去工作了几个月的司机，他回到北京，已在西郊迷路，几乎找不到通往八大处的通道呢！

北京近郊的人，一向对永定河既爱又惧；他们爱喝永定河的清泉，却怕永定河的洪流。今日北京的一件大事，便是洪水永不成灾，而永定河进了城，城中人也可以喝清泉了。“北京是没有地图的”

我初到北京那年(一九五六年)，想找一本北京市的地图来看看，竟然找不到。四弟替我找来一本旧的北京指南，也实在用不着，实在变化太大太快了。有一天，我们和《北京日报》主持人谈及此事，希望他们赶快编一本《北京指南》一类东西，他们也说：“外来旅客都有这样的要求，可是我们的编印赶不上实际建设的速度，图书还未印就已经不符合新的情势了。”一位日本记者旅行了北京回去，他对其国人说：“北京是没有地图的！”也就是说：日新月异，实际的北京比地图上的北京进步得快得多，连改绘地图都来不及的。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对我说：“我只是一个月不进城，连汽车站都找不到了。”因为路线增加了，站头也变了。他们住在西郊，处处都是新房子，条条都是新路子，连老北京也说不清楚。

我不是老北京，一九五六年前，我不曾到过北京，因此旧日北京的印象，只是书本上的，除了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以外，还有我们同乡前辈朱一新先生的《京师坊巷记》。(朱一新，浙东义乌人。)大抵故宫、天安门、东交民巷、天坛、颐和园、昆明湖、西山碧云寺、万里长城以及琉璃厂、天桥，都是闻之已熟的了。我初到北京，当然把这些旧概念和实地相印证，慢慢地成熟了这么一个新旧交错的轮廓就是了。

在北京驾驶汽车的司机，他们大多是从各地调集来的，他们对北京街巷的生疏，和我差不多。而北京的街巷可真多，只有拉洋车的(便是踏三轮车的)，才有这么一个大致不差的影子。一说到街巷，我们南北的习惯就不同了。我们南方人，把街叫做“巷”的，北京人叫“胡同”。有一天，我和上海通长途电话，接某某弄，电话局的职员就问我：“什么叫做弄？”我就掉了一句文：“弄者胡同也，北方谓之胡同，南方谓之弄。”她才明白了。(明张萱《疑耀》：“京师人呼巷为衚衕，世以为俗字，不知《山海经》已有之。”杨慎《丹铅总录》：“今之巷道，(P11-13)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他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已是六十以上的衰翁了。俗语云：“六十岁学吹打”，其意是说暮境逼人，赶时髦已经来不及了。谈艺评剧，也是如此，像我这样晚年才入门的人，怕不会闹笑话吗！

有一天晚上，已经夜深了；浙江电台正在广播婺剧(金华戏)，我忽然想起赵景深先生的《戏曲丛谈》，有一篇是谈婺剧的，披衣下床，取读该书，且看他对婺剧如何评述。一看下去，原来他的议论是根据了刘静沅的《婺剧杂谈》，而刘君所引据的《在南曲的另一摇篮——弋阳》，正是我二十年前的文字。那时，我忽然有所感，我毕竟吃的盐比别人的饭多，过的桥比别人走的路多，敝帚自珍，若干私见或许对一般人有点用处的。

且说，十多年前，上海某公司曾编刊了一本《上海市大观》，其中有一章专写“一·二八”、“八·一三”的淞沪战事，我想看看他们怎么写；哪知翻开一看，原来完全用了我的记述。又有一天，看了一位广西老政人的回忆录，他说了一九四一年的南宁战役，我想看看他的说法(那时，我和他同在南宁，视察日军防线)，一看下去，他也是用了我的记述，一字不改。此外还有一件妙事，一位奉命写攻击我的文字的论客，他有一回用了某君的话来批评我，他却不知道，某君所引的话，乃是我的文字。因此，我想我的闲谈或许可以保留下来，至少可以抛砖引玉。关于“人”与“事”，涉及艺文部分，就辑成此编，题名《人事新语》。

二十多年前，我刚上战场，在东南各地奔走往来，心中拟定了四个研究课题：(1)宋明理学之地的分布；(2)弋阳腔的风格及发展情形；(3)太平军战迹；(4)红军战史。这都是皖南、赣东、浙东、闽北这一地区的史迹。我对于弋阳腔的研究，也只是史迹的搜寻。想不到这一方面的史料，帮助了我对中国现代地方剧曲的欣赏与了解。过去十多年间的地方剧种的发展，也正替我的研究作注解。这一课题的答案，使我可以和戏曲名家接席倾谈了。

小而言之，在海外，有人以为京戏是北方的戏曲，有人会以为京戏是用北京语音唱戏，有人以为越剧是绍兴戏，至少我是不会闹这样的笑话了。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