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云的典故出于王右丞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三十年代之交，周作人散文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酝酿着一个重大变化。“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或许亦与此有关；《看云集》即写于这一变化过程之中，可以说这是一部过渡期的作品。

二三十年代之交，周作人散文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酝酿着一个重大变化。他把两年的文章搜集起来，编成一册书，题曰《看云集》。本书是收录了周作人先生的《看云集》和《知堂文集》、杂感十六篇重新编辑成册。组合成一部极好的随笔文集。

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代序)

第一辑·园里的植物

 药酒

 落花生

 草木虫鱼·小引

 两株树——草木虫鱼之三

 苋菜梗——草木虫鱼之四

 结缘豆

 菱角

 关于红姑娘

 爱竹

 野草的俗名

 小孩的花草

第二辑·鬼神生死

 祖先崇拜

 凡人的信仰

 太上感应篇

 伟大的捕风

 谈关公

 关于雷公

 鬼的生长

 读鬼神论

 谈鬼论

 说鬼

 鬼与清规戒律

 鬼念佛

 读戒律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无生老母的消息

 无鬼论

 死之默想

 死法

第三辑·天地万物

 苍蝇

 蚯蚓

 萤火

 蝙蝠和猫头鹰

 乌鸦与鹦鹉

 扬子鳄

 壁虎尾巴

 蓑衣虫

 百廿虫吟

 秋虫的鸣声

 冬天的麻雀

 金鱼——草木虫鱼之一

 虱子——草木虫鱼之二

 水里的东西——草木虫鱼之五

 关于蝙蝠——草木虫鱼之七

 赋得猫——猫与巫术

 狗抓地毯

 猫打架

 关于禽言

 再谈禽言

 鸟声

 谈养鸟

 麟凤龟龙

第四辑·读书丛谈

 四鸣蝉

 冬天的蝇

知堂文集·序

 桑下丛谈

 关于目连戏

 关于竹枝词

 我的笔名

 游山日记

 谜语

 柿子的种子

 远野物语

 苦茶庵小文

 文饭小品

 画蛇闲话

 燕窗闲话

 南园记

 儿时杂事

 儿时的回忆

杂感十六篇

两株树——草木虫鱼之三

我对于植物比动物还要喜欢，原因是因为我懒，不高兴为了区区视听之娱一日三餐地去饲养照顾，而且我也有点相信“鸟身自为主”的迂论，觉得把他们活物拿来做囚徒当奚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若是草木便没有这些麻烦，让它们直站在那里便好，不但并不感到不自由，并且还真是生了根地不肯再动一动哩。但是要看树木花草也不必一定种在自己的家里，关起门来独赏，让它们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墙之内也并不妨，只要我偶然经过时能够看见两三眼，也就觉得欣然，很是满足的了。

树木里边我所喜欢的第一个是白杨。小时候读《古诗十九首》，读过“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之句，但在南方终未见过白杨，后来在北京才初次看见。谢在杭著《五杂组》中云：

“古人墓树多植梧楸，南人多种松柏，北人多种白杨。白杨即青杨也，其树皮白如梧桐，叶似冬青，微风击之辄淅沥有声，故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予一日宿邹县驿馆中，甫就枕即闻雨声，竟夕不绝，侍儿曰，雨矣。予讶之曰，岂有竟夜雨而无檐溜者？质明视之，乃青杨树也。南方绝无此树。”

《本草纲目》卷三五下引陈藏器曰，“白杨北土极多，人种墟墓间，树大皮白，其无风自动者乃杨栘，非白杨也。”又寇宗奭云，“风才至，叶如大雨声，谓无风自动则无此事，但风微时其叶孤极处则往往独摇。以其蒂长叶重大，势使然也。”王象晋《群芳谱》则云杨有二种，一白杨，一青杨，白杨蒂长两两相对，遇风则簌簌有声，人多植之坟墓间，由此可知白杨与青杨本自有别，但“无风自动”一节却是相同。在史书中关于白杨有这样的两件故事：

《南史·萧惠开传》：“惠开为少府，不得志，寺内斋前花草甚美，悉铲除，别植白杨。”

《唐书·契宓何力传》：“龙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宫，植白杨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数年可芘。何力不答，但诵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之句，脩仁惊悟。更植以桐。”

这样看来，似乎大家对于白杨都没有什么好感。为什么呢？这个理由我不大说得清楚。或者因为它老是簌簌地动的缘故罢。听说苏格兰地方有一种传说，耶稣受难时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杨木做的。所以白杨自此以后就永远在发抖，大约是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做钉的铁却似乎不曾因此有什么罪。黑铁这件东西在法术上还总有点位置的，不知何以这样地有幸有不幸。(但吾乡结婚时忌见铁，凡门窗上铰链等悉用红纸糊盖，又似别有缘故。)我承认白杨种在墟墓间的确很好看，然而种在斋前又何尝不好。它那瑟瑟的响声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来斋夜话的时候，忽闻浙沥声，多疑是雨下，推户出视。这是别种树所没有的佳处。梁少卿怕白杨的萧萧改植梧桐，其实梧桐也何尝一定吉祥，假如要讲迷信的话，吾乡有一句俗谚云，“梧桐大如斗，主人搬家走”，所以就是别庄花园里也很少种梧桐的。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梧桐的枝干和叶子真好看，且不提那一叶落知天下秋的兴趣了。在我们的后院里却有一棵。不知已经有若干年了，我至今看了它十多年，树干还远不到五合的粗，看它大有黄杨木的神气，虽不厄闰也总长得十分缓慢呢。——因此我想到避忌梧桐大约只是南方的事，在北方或者并没有这句俗谚。在这里梧桐想要如斗大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罢。

第二种树乃是乌桕，这正与白杨相反，似乎只生长于东南，北方很少见。陆龟蒙诗云，“行歇每依鸦舅影”，陆游诗云，“乌柏赤于枫，园林二月中”，又云，“乌桕新添落叶红”，都是江浙乡村的景象。《齐民要术》卷十列“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下注云：“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其中有乌臼一项，引《玄中记》云，荆阳有乌臼。其实如鸡头，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猪脂。《群芳谱》言：“江浙之人，凡高山大道溪边宅畔无不种。”此外则江西安徽盖亦多有之。关于它的名字，李时珍说：“乌喜食其子，因以名之。……或曰。其木老则根下黑烂成臼，故得此名。”我想这或曰恐太迂曲，此树又名鸦舅，或者与乌不无关系，乡间冬天卖野味有桕子舄(读如呆舄字)，是道墟地方名物，此物殆是鸟类乎，但是其味颇佳。乎常所谓舄肉几乎便指此舄也。

柏树的特色第一在叶，第二在实。放翁生长稽山镜水间，所以诗中常常说及桕叶，便是那唐朝的张继寒山寺诗所云江枫渔火对愁眠，也是在说这种红叶。王端履著《重论文斋笔录》卷九论及此诗，注云：“江南临水多植乌桕，秋叶饱霜，鲜红可爱。诗人类指为枫，不知枫生山中，性最恶湿，不能种之江畔也。此诗江枫二字亦未免误认耳。”范寅在《越谚》卷中桕树项下说：“十月叶丹，即枫。其子可榨油，农皆植田边。”就把两者误合为一。罗逸长《青山记》云：“山之麓朱村，盖考亭之祖居也，自此倚石啸歌，松风上下，遥望木叶着霜如渥丹，始见怪以为红花，久之知为乌桕树也。”《蓬窗续录》云：“陆子渊《豫章录》言，饶信间桕树冬初叶落，结子放蜡，每颗作十字裂，一丛有数颗，望之若梅花初绽，枝柯诘曲，多在野水乱石间，远近成林，真可作画。此与柿树俱称美荫，园圃植之最宜。”这两节很能写出桕树之美。它的特色仿佛可以说是中国画的。不过此种景色自从我离了水乡的故国已经有三十年不曾看见了。

桕树子有极大的用处，可以榨油制烛。《越谚》卷中蜡烛条下注曰：“卷芯草干，熬桕油拖蘸成烛，加蜡为皮，盖紫草汁则红。”汪曰桢著《湖雅》卷八中说得更是详细：

“中置烛心，外裹乌桕子油，又以紫草染蜡盖之，曰桕油烛。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烛，用牛羊油者曰荤油烛。湖俗祀神祭先必然两炬，皆用红桕烛。婚嫁用之曰喜烛，缀蜡花者曰花烛，祝寿所用曰寿烛，丧家则用绿烛或白烛。亦桕烛也。”

日本寺岛安良编《和汉三才图会》五八引《本草纲目》语云：“烛有蜜蜡烛虫蜡烛牛脂烛桕油烛。”后加案语曰：

“案唐式云少府监每年供蜡烛七十挺，则元以前既有之矣。有数品，而多用木蜡牛脂蜡也。有油桐子蚕豆苍耳子等为蜡者。火易灭。有鲸鲲油为蜡者。其焰甚臭，牛脂蜡亦臭。近年制精，去其臭气，故多以牛蜡伪为木蜡，神佛灯明不可不辨。”

但是近年来蜡烛恐怕已是倒了运，有洋人替我们造了电灯，其次也有洋蜡洋油，除了拿到妙峰山上去之外大约没有它的什么用处了。就是要用蜡烛，反正牛羊脂也凑合可以用得，神佛未必会得见怪，——日本真宗的和尚不是都要娶妻吃肉了么？那么桕油并不再需要，田边水畔的红叶白实不久也将绝迹了罢。这于国民生活上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在我想起来的时候总还有点怀念，小时候喜读《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和《北户录》等书，这种脾气至今还是存留着，秋天买了一部大版的《本草纲目》，很为我的朋友所笑，其实也只是为了这个缘故罢了。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北平煆药庐。

(《知堂文集》)P7-10

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

约近二十年来，我发表了一些有关周作人研究的文章。出版情况如下——

1．《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第5期连载；同年8月，又以小册子形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中出版。

2．《周作人的是非功过》 (《周作人概观》一篇包括在此书之内)，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6．《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2001年12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怎么写起这些文章来的呢？

远在抗战以前，我读初中的时候，课外阅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书，差不多包括了各个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没有人辅导，自己琢磨比较的结果，最喜欢的是周氏兄弟。尽管他们的思想之深刻，学识之渊博，远不是一个初中学生所能懂，还是喜欢。正因此，抗战时期，我作为一个热心抗战救亡的青年，对周作人的公然附逆特别痛恨，不想再读也没有机会再读到他的书。抗战胜利后，流亡人民纷纷出四川返家之际，我欲归不得，有几个月困处川南一座空山，和同样困处在此的台静农先生比邻而居。他是周作人的学生，曾经在周作人附逆消息传到大后方之时，和另外两个周作人的学生(好像是魏建功、李霁野)各写了一篇声讨文章，在《抗战文艺》杂志上发表，合为一个特辑，标题曰《“谢本师”周作人》。“谢本师”的典故出自章太炎，他首先对俞曲园“谢本师”；后来周作人对章太炎“谢本师”；这回是第三代“谢本师”，典故用得很巧妙。好像也有人不满，说周作人丧失民族大节，与俞曲园、章太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应该还承认周作人为“本师”，也有人说本师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正因其是事实，所以才要“谢”之，这些是当时文坛上很著名的事。台静农先生有一本周作人的《瓜豆集》，是他在抗战初期流亡途中买的。我没有见过这本书，借来读了，其纸张、排印、装订之美，使得八年惯见战时土纸书的我耳目一新，反正困闲中无他事可做，便翻来覆去细细读了，才发现自己对于周作人文章的爱好仍然不减，或者比少年时期更能领略。

20世纪50年代，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本职是中国古典文学编辑，业余仍然喜欢杂览，恰好出版社资料科所藏周作人的散文集很齐全，我全都借出阅读过，更肯定了对于他的文章的爱好。到了“百花齐放”方针开始提出时，我曾经请问过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先生：我社出不出周作人的书？他肯定地说是要出的，不过要到适当的时候。接着“反右”“文革”，自然一切无从谈起了。“文革”未完，雪峰先生便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辞世。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要出周作人的选集了。大约1984年，或者1983年。其时我早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友牛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他早就知道我对周作人有兴趣，特地来找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一套名家选集，其中有周作人选集，要我写序言。他说，现在可以放开来写，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答应了，请他把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藏的周作人的散文集全借出来，还是我20世纪50年代借阅过的，不过已经遗失一种。我这回阅读，和上次不同，平生第一次做卡片，整个读完，把卡片整理整理，大意有了，便写了起来，于1986年4月19日写成，一数，竟然有六万字。原来听说这套选本每种只是十万宇左右，当然不可能用上六万字的序，只好向牛汉打个招呼，序言交不了卷了。大概时间隔得太久，情况有了变化，他没有再追问，后来那个周作人的选集究竟出了没有，用了什么序言，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写成的这篇长文，得找地方发表，试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李学昆先生毅然决定采用。然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有兴趣将此文出单行本，收入他们的《骆驼丛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是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比较，写得太长，不好用作序，只好另以《清代学术概论》之名单行出版。梁氏此书成为学术名著，我的小册子哪敢相提并论？但经过情况却这么类似，自思也不禁失笑。

用“文革”语言来说，以上就是我那些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的“炮制”过程，那么照“文革”的例，接着就该追“黑后台”，这不难找，就在《胡乔木书信集》里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致严文井(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文井同志：

我写信给你，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能否回我的信，这是很抱歉的。反正你不能写信就请别人代写吧。(君宜同志我也不知她身体怎么样。)

我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有同志给我介绍两三部专写“文化大革命”的好的长篇小说。我看了一部《将军吟》，觉得很好，作者大概还会继续写下去(人文可否告诉我作者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和略历？)，《一个女囚的自述》我也看了。但是我还不能就此对近几年写这一題材的长篇作出什么判断。个人见闻太有限，因此想求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同志们，这当然不是说限于人文社出版的。或者别的专家以成。如果肯把书借给我看更好，不过这个问題不大，我都可以设法买到或借到的。祝好!

胡乔木

八月三十一日

人文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作品时，不知是否已考虑：李健吾、杨晦、冯文炳、师陀。周作人散文选似也可以考虑，但要写一篇好的序。

据铅印件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369～370页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作人散文选，要有一篇好的序言，主意是来自胡乔木。不仅此也，还有佐证：

九一年五月十一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井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从此我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后来秦人路同志又给我看过搂适夷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才，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编年全集编者前言(初稿)》，

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

原来胡乔木是这样公然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1952年便明确肯定周作人“有功于新文化运动”。面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文革”前贯彻了胡乔木的指示，在周作人自己积极的配合下，约他做了许多有益的翻译和编著工作。“文革”停顿。“文革”后1984年终于落实了散文选出版的计划，回顾前程，历历可数。

可是还不止此。按照“文革”的老例可以再往上追：这样大的“护法”后面是不是直通某个司令部呢？我们再向《胡乔木书信集》里面搜索，于是吓你一跳。赫然发现：

致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主席：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敬礼

乔木

二月二十四日

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据胡乔木手稿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61页

注4 毛泽东于二月二十四日在胡乔木的信件上批示：“照办。”

同上62页

“后台”竟然追到了这里，恐怕任何造反派都要相顾失色，默然而散。这样的追查事实上当然不曾有过。可是我每回想自己的事，这些年来写出这些文章究竟因何而起？自己也有些摸不到头脑。及至《胡乔木书信集》出版，我才算彻底弄清楚了。

断定研究周作人就等于为周作人翻案，就是出于某种不堪告人的私心，这些年来我已经听到不少这样的呵斥。现在我并不是拉出胡乔木这把大红伞来为自己分谤，只是由此联想到一个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本来是两个，政治上的左右和艺术上的优劣本来不是一回事，政治左而艺术劣，艺术优而政治右，都有可能。但是整个20世纪是政治斗争激烈尖锐的世纪，卷入斗争旋涡中的人们，很容易凭政治上的好恶决定艺术好恶。于是周作人的附逆一段历史当然使他长期被屏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新文学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胡乔木在政治思想上是“左”的代表人物，连他都这么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新时期的风向开始回归常识，论文艺而摆脱政治的束缚逐渐形成气候。周作人、张爱玲等逐渐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不过是这个气候已经形成之下的后知后觉的追随者，谈不上什么贡献。

周作人研究今天还在起步阶段，归根到底，读他的文章才是第一要义。已经出版过一些好的全集和选集，现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约我编选了这套选集，我应该在书首交代一下自己读知堂散文的历程，或可帮助读者更清醒地把握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领略知堂散文的真味。

2007年9月2日，舒芜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