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本书收入了周作人先生的散文精品数十篇。全书共分怀旧追忆、寻路小品、北大的人和事、亲故纪念等四辑。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内蕴深厚、风格恬淡，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先生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非常值得一读。

周作人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本书收入了周作人先生的散文精品数十篇。全书共分怀旧追忆、寻路小品、北大的人和事、亲故纪念等四辑。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内蕴深厚、风格恬淡，非常值得一读。

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代序)

第一辑·怀旧追忆

过去的生命

唁辞

先母事略

若子的病

若子的死

风雨谈·小引

初恋

娱园

故乡的野菜

乌篷船

怀旧

怀东京

故乡的回顾

苏州的回忆

水乡怀旧

关于失恋

第二辑·寻路小品

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

郊外

北沟沿通信

抱犊谷通信

西山小品

与友人论怀乡书

山中杂信

济南道中

济南道中之二

济南道中之三

第三辑·北大的人和事

北大感旧录一——，辜鸿铭

北大感旧录二——

二，刘申叔三，黄季刚

北大感旧录三——四，林公铎

北大感旧录四——五，许守白

六，黄晦闻七，孟心史

北大感旧录五——八，冯汉叔

北大感旧录六——

九，刘叔雅十，朱遢先

北大感旧录七——十一，胡适之

北大感旧录八——十二，刘半农

北大感旧录九——十三，马隅卿

北大感旧录十——十四，钱玄同

北大感旧录十一——续前

北大感旧录十二——十五，蔡子民

红楼内外

第四辑·亲故纪念

关于鲁迅

关于鲁迅之二

关于俞理初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爱罗先珂君

志摩纪念

关于范爱农

半农纪念

与谢野先生纪念

有岛武郎

岛崎藤村先生

怀废名

记杜逢辰君的事

武者先生和我

俞理初的著书

关于十九篇

这回我终于要离开故乡了。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到杭州去居住，从丁酉正月到戊戌的秋天，共有一年半。第二次那时是十六岁，往南京进学堂去，从辛丑秋天到丙午夏天，共有五年，但那是每年回家，有时还住得很久。第三次是往日本东京，却从丙午秋天一直至辛亥年的夏天，这才回到绍兴去的。现在第四次了，在绍兴停留了前后七个年头，终于在丁巳(一九一七)年的三月，到北京来教书，其时我正是三十三岁。这一来却不觉已经有四十几年了。总计我居乡的岁月，一裹脑儿的算起来还不过二十四年，住在他乡的倒有五十年以上，所以说对于绍兴有怎么深厚的感情与了解，那似乎是不很可靠的。但是因为从小生长在那里，小时候的事情多少不容易忘记，因此比起别的地方来，总觉得很有些可以留恋之处。那么我对于绍兴是怎么样呢?有如古人所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便是对于故乡的事物，须得尊敬。或者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里所说，“序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那也说得太高了，似乎未能做到。现在且只具体的说来看：第一是对于天时，没有什么好感可说的。绍兴天气不见得比别处不好，只是夏天气候太潮湿，所以气温一到了三十度，便觉得燠闷不堪，每到夏天，便是大人也要长上一身的痱子，而且蚊子众多，成天的绕着身子飞鸣，仿佛是在蚊子堆里过日子，不是很愉快的事。冬天又特别的冷，这其实是并不冷，只看河水不冻，许多花木如石榴柑橘桂花之类，都可以在地下种着，不必盆栽放在屋里，便可知道，但因为屋宇的构造全是为防潮湿而做的，椽子中间和窗门都留有空隙，而且就是下雪天门窗也不关闭，室内的温度与外边一样，所以手足都生冻疮。我在来北京以前，在绍兴过了六个冬天，每年要生一次，至今已过了四十五年了，可是脚后跟上的冻疮痕迹还是存在。再说地理，那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名胜地方，但是所谓名胜多是很无聊的，这也不单是绍兴为然，本没有什么好，实在倒是整个的风景，便是这千岩万壑并作一起去看，正是名胜的所在。李越缦念念不忘越中湖塘之胜，在他的几篇赋里，总把环境说上一大篇，至今读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正可以说是很能写这种情趣的。至于说到人物，古代很是长远，所以遗留下有些可以佩服的人，但是现代才只是几十年。眼前所见的就是这些人，古语有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何况更是凡人呢?绍兴人在北京，很为本地人所讨厌，或者在别处也是如此，我因为是绍兴人，深知道这种情形，但是细想自己也不能免。实属没法子，唯若是叫我去恭维那样的绍兴人，则我唯有如《望越篇》里所说，“撒灰散顶”，自己诅咒而已。

对于天地与人既然都碰了壁，那么留下来的只有“物”了。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写《朝花夕拾》的小引里，有一节道：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是他四十六岁所说的话，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我想也可以借来应用，不过哄骗我的程度或者要差一点了。李越缦在《城西老屋赋》里有一段说吃食的道：

“若夫门外之事，市声沓嚣。杂剪张与酒赵，亦织箧而吹箫。东邻鱼市，罟师所朝。鲂鲤鲢缏，泽国之饶。鲫阔论尺，鳖鉿若刀。鳗鳝虾鳖，稻蟹巨鳌。届日午而溅集，■腥沫而若潮。西邻菜佣，瓜茄果匏。蹲鸱芦菔，夥颐菰茭。绿压村担，紫分野■。葱韭蒜薤，日充我庖。值夜分之群息，乃谐价以杂嘈。”罗列名物，迤逞写来，比王梅溪的《会稽三赋》的志物的一节尤其有趣。但是引诱我去追忆过去的，还不是这些，却是更其琐屑的也更是不值钱的，那些小孩儿所吃的夜糖和炙糕。一九三八年二月我曾作《卖糖》一文写这事情，后来收在《药味集》里，自己觉得颇有意义。后来写《往昔》三十首，在四续之四云：

“往昔幼小时，吾爱炙糕担。夕阳下长街，门外闻呼唤。竹笼架熬盘，瓦钵炽白炭。上炙黄米糕，一钱买一片。麻餐值四文，豆沙裹作馅。年糕如水晶，上有桂花糁。品物虽不多，大抵甜且暖。儿童围作圈，探囊竞买啖，亦有贫家儿，衔指倚门看。所缺一文钱，无奈英雄汉。”题目便是《炙糕担》。又作《儿童杂事诗》三编，其丙编之二二是咏果饵的，诗云：

“儿曹应得念文长，解道敲锣卖夜糖，想见当年立门口，茄脯梅饼遍亲尝。”注有云：

“小儿所食圆糖，名为夜糖，不知何义，徐文长诗中已有之。”详见《药味集》的那篇《卖糖》小文中。这里也有凑巧，那徐文长正是绍兴人，他的书画和诗向来是很有名的。

P40-42

约近二十年来，我发表了一些有关周作人研究的文章，出版情况如下——

1.《周作人概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第5期连载；同年8月，又以小册子形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中出版。

2.《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周作人概观》一篇包括在此书之内)，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2001年12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怎么写起这些文章来的呢?

远在抗战以前，我读初中的时候，课外阅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书，差不多包括了各个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没有人辅导，自己琢磨比较的结果，最喜欢的是周氏兄弟。尽管他们的思想之深刻，学识之渊博，远不是一个初中学生所能懂，还是喜欢。正因此，抗战时期，我作为一个热心抗战救亡的青年，对周作人的公然附逆特别痛恨，不想再读也没有机会再读到他的书。抗战胜利后，流亡人民纷纷出四川返家之际，我欲归不得，有几个月困处川南一座空山，和同样困处在此的台静农先生比邻而居。他是周作人的学生，曾经在周作人附逆消息传到大后方之时，和另外两个周作人的学生(好像是魏建功、李霁野)各写了一篇声讨文章，在《抗战文艺》杂志上发表，合为一个特辑，标题日《“谢本师”周作人》。“谢本师”的典故出自章太炎，他首先对俞曲园“谢本师”；后来周作人对章太炎“谢本师”;这回是第三代“谢本师”，典故用得很巧妙。好像也有人不满，说周作人丧失民族大节，与俞曲园、章太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应该还承认周作人为“本师”，也有人说本师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正因其是事实，所以才要“谢”之，这些是当时文坛上很著名的事。台静农先生有一本周作人的《瓜豆集》，是他在抗战初期流亡途中买的。我没有见过这本书，借来读了，其纸张、排印、装订之美，使得八年惯见战时土纸书的我耳目一新，反正困闲中无他事可做，便翻来覆去细细读了，才发现自己对于周作人文章的爱好仍然不减，或者比少年时期更能领略。

20世纪50年代，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本职是中国古典文学编辑，业余仍然喜欢杂览，恰好出版社资料科所藏周作人的散文集很齐全，我全都借出阅读过，更肯定了对于他的文章的爱好。到了“百花齐放”方针开始提出时，我曾经请问过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先生：我社出不出周作人的书?他肯定地说是要出的，不过要到适当的时候。接着“反右”“文革”，自然一切无从谈起了。“文革”未完，雪峰先生便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辞世。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确要出周作人的选集了。大约1984年，或者1983年，其时我早已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友牛汉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他早就知道我对周作人有兴趣，特地来找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一套名家选集，其中有周作人选集，要我写序言。他说，现在可以放开来写，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答应了，请他把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藏的周作人的散文集全借出来，还是我20世纪50年代借阅过的，不过已经遗失一种。我这回阅读，和上次不同，平生第一次做卡片，整个读完，把卡片整理整理，大意有了，便写了起来，于1986年4月19日写成，一数，竟然有六万字。原来听说这套选本每种只是十万字左右，当然不可能用上六万字的序，只好向牛汉打个招呼，序言交不了卷了。大概时间隔得太久，情况有了变化，他没有再追问，后来那个周作人的选集究竟出了没有，用了什么序言，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写成的这篇长文，得找地方发表，试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李学昆先生毅然决定采用。然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有兴趣将此文出单行本，收入他们的《骆驼丛书》。这个情况，居然有些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是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以清代学术史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比较，写得太长，不好用作序，只好另以《清代学术概论》之名单行出版。梁氏此书成为学术名著，我的小册子哪敢相提并论？但经过情况却这么类似，自思也不禁失笑。

用“文革”语言来说，以上就是我那些关于周作人的文章的“炮制”过程，那么照“文革”的例，接着就该追“黑后台”。这不难找，就在《胡乔木书信集》里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致严文井(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文井同志：

我写信给你，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能否回我的信，这是很抱歉的。反正你不能写信就请别人代写吧。(君宜同志我也不知她身体怎么样。)

我写信的目的是希望有同志给我介绍两三部专写“文化大革命”的好的长篇小说。我看了一部《将军吟》，觉得很好，作者大概还会继续写下去(人文可否告诉我作者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和略历?)，《一个女囚的自述》我也看了。但是我还不能就此对近几年写这一题材的长篇作出什么判断。个人见闻太有限，因此想求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同志们，这当然不是说限于人文祉出版的。或者别的专家以成。如果肯把书借给我看更好，不过这个问题不大，我都可以设法买到或借到的。祝好!

胡乔木

八月三十一日

人文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作品时，不知是否已考虑：李健吾、杨晦、冯文炳、师陀。周作人散文选似也可以考虑，但要写一篇好的序。

据铅印件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569～570页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作人散文选，要有一篇好的序言，主意是来自胡乔木。不仅此也，还有佐证：

九一年五月十一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后来秦人路同志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才，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编年全集编者前言(初稿)》，

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

原来胡乔木是这样公然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1952年便明确肯定周作人“有功于新文化运动”，面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过一段时间，可以出版他的旧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文革”前贯彻了胡乔木的指示，在周作人自己积极的配合下，约他做了许多有益的翻译和编著工作，“文革”停顿，“文革”后1984年终于落实了散文选出版的计划，回顾前程，历历可数。

可是还不止此。按照“文革”的老例可以再往上追：这样大的“护法”后面是不是直通某个司令部呢?我们再向《胡乔木书信集》里面搜索，于是吓你一跳，赫然发现：

致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主席：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敬礼

乔木

二月二十四日

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据胡乔木手稿排印。

《胡乔木书信集》61页

注4毛泽东于二月二十四日在胡乔木的信件上批示：“照办。”

同上62页

“后台”竟然追到了这里，恐怕任何造反派都要相顾失色，默然而散。这样的追查事实上当然不曾有过。可是我每回想自己的事，这些年来写出这些文章究竟因何而起?自己也有些摸不到头脑。及至《胡乔木书信集》出版，我才算彻底弄清楚了。

断定研究周作人就等于为周作人翻案，就是出于某种不堪告人的私心，这些年来我已经听到不少这样的呵斥。现在我并不是拉出胡乔木这把大红伞来为自己分谤，只是由此联想到一个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本来是两个，政治上的左右和艺术上的优劣本来不是一回事，政治左而艺术劣，艺术优而政治右，都有可能。但是整个20世纪是政治斗争激烈尖锐的世纪，卷入斗争旋涡中的人们，很容易凭政治上的好恶决定艺术好恶。于是周作人的附逆一段历史当然使他长期被屏弃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太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太大，稍稍了解中国新文学情况者无不熟悉，不是因其一段附逆历史就能一笔勾销的。胡乔木在政治思想上是“左”的代表人物，连他都这么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新时期的风向开始回归常识，论文艺而摆脱政治的束缚逐渐形成气候。周作人、张爱玲等逐渐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不过是这个气候已经形成之下的后知后觉的追随者，谈不上什么贡献。

周作人研究今天还在起步阶段，归根到底，读他的文章才是第一要义。已经出版过一些好的全集和选集，现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约我编选了这套选集，我应该在书首交代一下自己读知堂散文的历程，或可帮助读者更清醒地把握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领略知堂散文的真味。

2007年9月2日，舒芜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