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交通银行重组20年来艰辛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展示了交行人百折不挠的改革精神。它的出版发行，是中国银行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交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我国商业银行深化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以我国8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的两轮金融改革为背景，围绕交通银行重新组建、统一法人和引资上市“三次飞跃”，选取了交通银行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生动地还原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清晰地勾勒了交通银行改革发展的脉络，对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二十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书的出版不仅增强了交行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为交通银行下一步改革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也将有助于社会各界更加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了解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历程。

刘明康 序

蒋超良 序

序幕

第一章  第一家综合性银行(1984－1990)

第一节 改革先行者

第二节 夹缝中谋生存

第三节 综合性银行探路

第四节 生死两重天

第二章  “社会主义商业银行”起锚(1990-1993)

第一节  综合性银行“起死回生”

第二节 “社会主义商业银行” 的扩张之路

第三章 统一法人负重前行(1993-2000)

第一节  统一法人

第二节 集约化与集团化

第三节 第一次上市流产

第四章 再造交行(2000-2003)

第一节  上市让路于引资

第二节  千回百转引资路

第五章  改革“三部曲”(2003-2005)

第一节  自费改革

第二节  财务重组

第三节  牵手汇丰

第四节  海外上市第一股

第六章  转型国际公众持股银行(2005-)

第一节  战略转型

第二节 资本管理魔方

第三节 业务转型

第四节 管理谋变

第五节 优化公司治理

第六节 重塑企业文化

第七节 汇丰进入之后

尾声

后记

筹备新银行的事务之浩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初定1985年7月1日开业的计划被迫一再推延。1985年7月底，顾树桢、李祥瑞、陈恒平、余瑾四人专程赴京，向人民银行及各专业银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汇报半年多来的筹备情况。这趟赴京之行，令四人心潮难平，五味杂陈。正如任何一项改革都将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一样，交通银行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同样遭受了激烈的反对甚至否定。

筹备组带去了一份组建综合性银行的方案，阐明了筹建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业务。比如，走综合性银行的路子，业务范围不受专业银行分工的限制，开拓一切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所谓“不受专业银行分工的限制”，包括本外币业务和长短期贷款、吸收储蓄和部分企事业的存款、发债、保险、信托、租赁、代理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甚至经营房地产业务。其领域之广泛，不仅囊括了专业银行的所有业务，还远远超出了其业务范围。设计者勾画的蓝图想人之不敢想，显示出人们组建新型综合性银行的高度热情和探索精神。

然而，在专业银行人士看来，筹备组的设想近乎天马行空。他们担心因此引起新一轮的业务范围划分，担心竞争产生后威胁到自己已有的地位，加上有限的实践经验所限，参加研讨会的专业银行人士几乎众口一词地发出了反对之声，比之前“二月会议”上的更加直接、激烈。他们宣称，资金本来就很难横向流通，银行业务更不宜交叉，而且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让交通银行发挥商业银行的功能，恐怕宏观经济难以承受。

一位农业银行的人士质疑：“交通银行的地位要和我们平起平坐，但如不重新划分业务范围，又如何能平起平坐?”中国银行声称，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全部由中国银行投资，不能随便转出，交通银行建行的时机还不成熟。针对交通银行的国际业务取向，中国银行有关负责人针锋相对地表示：“中国银行是外汇集中经营和管理的银行。”言下之意，不能有第二家经营外汇的银行。

工商银行的一位人士言辞激烈：“投资规模国务院能给你多大?总不能从工商银行投资份额中切一块给你。如果按照你们的设想，你们非常活跃，既有外汇，又有人民币。你们比荣老板活，比中国银行也活，你吸收我的存款我就把放款也送给你。”

其时，宏观经济已出现了通胀的苗头，人民银行在信贷上采取了紧缩的政策。这也是各专业银行一个共同的反对理由：交通银行开展横向联系、搞活经济和金融的基本发展方向同当前宏观上紧缩信贷、控制货币和外汇不协调。

工商银行一位人士直截了当地说：“(目前重建交行)不是时机，如果办得像现有的专业银行一样，那又何必!如果给一些特殊政策，如你们所说的‘存贷自求平衡’，那么各专业银行的存款都会往你们那里跑，放款的规模就难以控制。这对宏观不利。”国家经委一位人士的看法也不乐观：“几年来，我觉得银行矛盾很多，还没有理顺，再加一家新银行更难办。总之，这件事很重要，它的任务是什么，首先要有一个统一说法，不然成立起来后到处碰壁，增加矛盾。”

其实，不止是针对交通银行重建一事，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许多举措，专业银行都表现出抵触情绪，甚至直接影响到人民银行的改革方略。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为笔者回忆起两个值得玩味的细节。1985年，刘鸿儒曾参与撰写“七五”计划建议讨论稿，其中就开创性地写到了“业务交叉、合理竞争”八个字。但这句话遭到了专业银行代表的强烈反对，最后定稿时不得不删去了“合理竞争”四个字。直到1986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才又添加了有关合理竞争的表述。另一个细节是，刘鸿儒等人拟写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提出，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为了这句话，专业银行跟起草者们打起了口水仗，他们都强调自己是国家银行，称专业银行是降低地位。无奈之下，起草者只好把“以专业银行为主体”改成“以国家银行为主体”。

一片反对声浪中，顾树桢四人的立场显得有些孤立。其后给上海市市委、市政府写汇报时，他们不无委屈地陈述了上述遭遇，同时也据理力争：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成立这家新银行，是作为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来考虑的；这家银行应该是商业银行性质，应当开展资金的横向联系，兼营多种业务；金融体制的改革需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但不能没有试点，不能排斥从点开始试探摸索，慢慢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案。

至于新银行的建立会不会影响宏观控制，四人在汇报中做了如下解释：我们认为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始终是要同时兼顾的。从金融方面来看，资金紧张只是暂时的，发展资金横向联系，从而促进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金融工作的长期任务。我们不能因为资金的暂时紧张而放松商业银行的探索。而且全国信贷基金共为五百余亿元，交通银行的资本仅十几亿元，占百分之二，全国贷款规模共达四千余亿元，交行仅占千分之二，这种微弱的力量，是不可能冲击宏观控制的。

好在这些想法得到几个国家部委的鼎力支持，不至于让筹备组孤掌难鸣。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他认为：“交通银行要以改革的面目出现，促使资金的横向联系，逐步地在上海形成一个金融中心。总之，你们要抓住别家银行不搞的空子，贯彻改革精神，发展横向联系。”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也十分开明： “现在金融资金是用财政办法管理的，这怎么行。要改革，这样资金搞活了就可以发展经济……你们对财政部要求的几点，信贷基金及开办费总是要给的。如何给由我们和人民银行总行商量。至于免税的事，容易办，新银行总是要支持的。”

银行圈里不多见的一个支持的声音来自农业银行副行长戴相龙，他说：“你们这是一个大胆的有远见的设想，发挥金融对促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提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当时谁也不曾想到，5年之后，戴相龙就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1985年9月，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潮又将交通银行重重地往前推了一把——历经多番修改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方案的内容仿佛为重建交行量身定做，内容包括：各专业银行要坚持企业化改革的方向，但步子要稳妥，其业务范围允许适当交叉，银行应健全贷款审批制度和责任制，有权按国家制定的计划自主发放贷款，并承担风险等。这些条款为交行重建奠定了政策基础，也为应对专业银行的质疑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85年11月4日，邱晴带领人民银行各司干部一行8人专程到上海，商议上海的资金问题和筹建交通银行的情况。当日下午，顾树桢、陈恒平二人代表筹备组向邱晴一行汇报了筹备过程以及其他银行的反对意见，邱晴也作出正面答复。  “建立交通银行是已经定了的。”邱晴语气笃定地说，“现在可分两步走，先由市政府和人民银行联合向国务院作报告，要求批准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由京迁沪，争取明年1月1日成立。”邱晴又说：“你们提的开办费三千万元，这没有问题。总资本额十亿元也没有问题，但要存在人民银行。”

邱晴重新阐释了人民银行对交通银行业务领域的看法：“交通银行的业务要考虑得开阔一些，初期可以先小后大、先易后难。作为中国一家大的综合性银行，总得考虑要有个支柱，要找到势力范围。在国民经济中要有地位，要有生命力。你们这里搞试验性更大一点，也比较放心。当然，拾遗补阙绝不是搞小商小贩式的。”

邱晴还提出，要利用交行香港分行的关系，打通国际往来之门，将来可到国外去发行债券，以积累、壮大资本。国际业务是交通银行从酝酿之初就开始筹划的发展方向，邱晴表示，交行可以“国内国外并举”，可以办成“兴业式”银行，这比之前人民银行认为交行的机构设立和业务开展应先国内后国外的思路又超前了一步，也显然否定了此前中国银行的态度。

11月7日晚，筹备组成员连夜同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杨树屏讨论了《关于交通银行迁沪和组建机构的请示(代拟稿)》。11月9日下午，邱晴一行带着筹备组草拟的请示稿，急匆匆赶回了北京。临走时，她鼓励大家说：“总行将迅速召开党组会议专门研究，用电传方式同你们沟通文件的修改情况，一俟双方取得一致，即报国务院。”

12月11日，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就总管理处迁沪、董事会改组、领导班子的配备、人员编制、章程的制定、资本金的核拨，以及与香港分行的关系等问题，联合向国务院请示([1985]银发字第447号)。1986年2月7日，国务院对这一报告批示“同意”。至此，一幅令人心潮澎湃的蓝图在探索者面前完全展开，交通银行重新组建的筹备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中国第一轮金融改革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P21-2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运行正常有效，则货币资金的筹集、融通和使用充分而有效，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合理，对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所起的作用也就明显。银行业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在国民经济和金融的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个稳健高效的银行体系是一国金融稳定的关键所在。稳定的银行体系可以提供便捷、低成本的支付结算服务，降低金融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使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畅通，从而保证政策效果的实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商业银行的支付中介、信用中介和信息中介等功能将依然十分重要，银行体系的稳健高效将继续对我国金融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国家注资、财务重组、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和境内外公开上市等途径，我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二是内部控制机制正在发生积极的转变；三是业务创新的步伐开始加快；四是市场监督得以强化；五是财务状况得到好转。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正努力朝着“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与效益良好”的现代商业银行目标迈进。

迅速提升核心竞争力是我国商业银行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按照中国加入WTO所做的庄严承诺，2006年年底我国银行已经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已经由原来的单一市场变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市场竞争已由原来产品和服务的单项竞争发展到包括体制、机制、人力、科技、战略以及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竞争。面对严峻的竞争形势，必须进一步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建立符合国际惯例、适合中国国情、有效运作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使中资商业银行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的商业银行之一，当时曾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并称为四大银行，是我国跨越两个世纪金融发展的历史见证者。1986年，为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探索金融体制改革之路，打破专业银行体制僵化和业务垄断的局面，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她是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完成财务重组的国有控股银行、第一家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和第一家在海外公开上市的大陆商业银行。

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香港上市对交通银行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征途的起点。交通银行要办成一流国际公众持股银行，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需要扎实地开展工作。值得高兴的是，交通银行正在积极实施战略转型，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流程银行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等工作。这些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健全，都将为最终实现一流国际公众持股银行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变革二十年》记述了交通银行重组20年来艰辛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展示了交行人百折不挠的改革精神。它的出版发行，是中国银行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交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我国商业银行深化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刘明康

推开手边堆积如山的材料，长舒一口气，终于到写后记的时候了!窗外36摄氏度的高温正侵袭着初夏的北京，回望一年多来的写作历程，那夹杂着兴奋、快乐、焦灼与困惑的记忆，那不眠的夜灯和滚烫的键盘，依然使我难以立刻从书中跳脱出来进入冷静的反思。

这次漫长的写作最初源于了却一名金融记者的烦恼。不得不说，中国的金融记者们赶上了最好的历史时机——2002年到2006年短短五年间，他们与中国银行业搭上同一艘海船，共同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航行。幸运的是，我正是其中的一员。但不妙的是，在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早晨，来自电视、广播、纸媒、网络的新闻喷薄而出，我却在爆炸式的新闻潮中感到一阵惶惑。一轮轮的集中报道给予了新闻事件最快速的传播，这是新闻报道的本能和使命，但它们有时更像一场集体狂欢，狂热、纷繁且极易破碎，当事件本身水落石出(而非结束)之际，往往也是新闻传播戛然而止的一刻。显然，面对中国银行业改革这部宏大的史诗，如此单薄的写作方式是难以承载的。

我关注和追踪报道交通银行已有数年，但每次只鳞片爪、点到即止的报道之后，这种困惑越来越强烈。契机出现在2006年初，一家网站约请我写一篇交通银行现任董事长蒋超良的传记，这个命题新鲜而刺激，我欣然应允。我与蒋先生因一次新闻报道而结缘，但蒋先生向来低调内敛，对于交流的深度我没有任何把握。出人意料的是，蒋先生非常坦诚，他用平和甚至随性的语调勾勒了他传奇般惊心动魄的前半生，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只是纯粹的讲述和回顾，他根本没打算公之于众。但他启发了我和我的合作者王海明，再次交谈的时候，我向蒋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写一本书，记录交通银行在此轮改革大潮中的跌宕起伏，并穿插进蒋先生异趣横生的人生经历。蒋先生在学生时代曾是文学青年和“愤怒诗人”，做董事长之后对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视乃同业中少有，或许正是有这样的背景，他居然很快就肯定了我的想法，并告诉我说，此书正好契合了2007年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二十周年的历史时刻，他愿意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但提出这本书只记录交通银行的改革历程，不要写他本人。在此，我们要向蒋超良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信赖与支持，为此次写作提供了最初的动力。

这样，我们方能坐下来，梳理一家变革中的银行——交通银行的发展史。事实上，交通银行正是我们管窥和描摹中国银行业改革脉络的最佳样本之一。因为，交通银行的重建，揭开了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它重建后的二十年，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二十年；它二十年问的进退，折射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步与挫折。  

交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缩影，这个影像的嬗变耐人寻味。交行的身上曾汇集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元素——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完成财务重组的国有银行，第一家引入国际一流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大型商业银行，第一家在境外公开上市的内地商业银行。然而，这个贴着“改革先锋”标签的先行者，作为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也一度迷失方向，踯躅不前：发展速度时快时慢，不良资产窟窿越来越大，管理体制未能逃脱行政化的阴影……因而，发展与改革的命题在二十年里始终相伴相随，交织在交行那些载浮载沉的岁月中。

我们希望本书的阅读价值不止于交通银行本身，因为交通银行身上所有的印记都是属于中国银行业的，它的荣辱悲欢一如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跌宕起伏。所以，我们在文中简要描绘了整个银行业改革的概况，穿插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几家境况相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革片断，力图用简练的语言再现一些重大改革决策的出台过程和时代背景，凸显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从而勾勒出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脉络。不过，以我们的学识和阅历，这样的设想还很难被很好地贯穿进去，因而书中必定有诸多缺憾和不足，望请读者原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写作过程中，交通银行原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现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给我们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戴先生提醒我们，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行史，重点在于通过一家改革性银行展示中国金融改革的道路，所以脉络一定要清晰，既要写到当时的人物和大事，又不可过度纠缠于具体的细节，也不要太专业化。尤为可贵的是，蒋超良先生为本书提供了采访、收集历史素材的最大便利，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内容方面最大的自由度，只一再提示我们要注意文本的可读性，以免湮没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近年来出版的金融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大多以知识性和专业性见长。我们愿另辟蹊径，希望这个文本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让读者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下去触摸和感受改革的痛楚与喜悦。这个想法看似简单，但要一以贯之，实则不易。关键在素材和叙述方式的选择。

一家银行在20年里发生的事情难以计数，自然不可一一赘述。交行发展史上，公认的三次飞跃为：重新组建、统一法人、香港上市。我们决定抛繁就简，围绕这三次飞跃，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初开始的两轮金融改革为主体脉络，以交行历史上的五届领导在任时间为逻辑转换，以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香港上市等重大事件为依托，来完成整体叙述。其中，交行的重新组建开辟了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历史，把竞争引入了缺乏活力的垄断市场；统一法人是交行在两级法人试验后的果断调整，两级法人制曾同时孕育了成长的机遇和倾覆的危机；香港上市则引领了内地银行境外上市的热潮，引发了各方的赞誉和质疑。

至于叙述方式，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直觉，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是最富趣味的一种叙述手法，也最符合我们对书的定位——这不是一本专业书籍，所以不需要使用货币银行学的学科语言，也不必严格按照银行经营管理的门类来选材和划分章节；这也不是一本新闻作品的合集，因而可以暂别“短平快”的写作模式，尽可能在一些有意思的人物和场景上多着笔墨。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要让一个人坐下来看一本书实在太难了。写作时，我会假想自己对面坐着一个对中国银行业抱有好奇心的普通人，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专业人士，他的时间和耐心有限，一段刻板冗长的叙述会让他在半分钟内转换视线。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文件中有价值但过于严谨刻板的段落，并从堆积如山的文献中挑选最精彩的片断。

既然立足于“讲故事”，我们便把采访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使书的主体内容皆源于对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采访。同时，为了保证叙事的准确性，辅以大量的文件、文献等材料。但是，实际操作的难度仍然超出预想。且不论二十年前发生的许多细节已经难以真实、完整地还原，更要紧的是，本书是一部关于“现在”的人的史书，但凡涉及功过得失的叙述，难以做到完全超然物外。再者，以蒋超良先生为代表的交行人行事低调，使得部分关于人物的描写不得不简化处理甚至留白。

非常荣幸的是，本书得到了天津市市长戴相龙、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王明权以及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主席刘鸿儒的大力支持，他们于百忙中接受了我们的多次采访，并对书稿的有关部分反复斟酌，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们尤其感到荣幸的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与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为本书题写了序言，戴相龙、王明权撰写了推荐语，王明权还以他遒劲洒脱的书法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在历时一年多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交通银行行长办公室沈明智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联系了数十位受访者，并仔细审阅了书稿，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驻京办主任周妍和唐静为我们数次赴沪采访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表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们还要真诚地感谢多位创造和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受访者，包括交通银行原董事长潘其昌、原副行长陈恒平和王爱身，元老级顾问顾树祯、余瑾、沈其龙、缪警慈等。感谢交通银行副行长彭纯，首席财务官于亚利，以及周兴文、吴太石、林加群、吴伟、朱克鹏、吴国民、连平、周翔、应小明、胡晏斌、周昆平、俞康祥、宋峰、滕巍、刘望、陈枫、许隆伟、张仕勇等同志对本书提供的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家群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他的部分工作日记，日记如实地记录了交行重建过程中的许多珍贵片段。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他在繁忙的学术研究之余，通读全书，并为本书提出了九条非常专业的意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方希，她在反复阅读书稿之后，也针对本书的写作、结构、出版等事宜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意见，他们的指导让本书有了相当的提升。我们还要感谢交通银行的李强，他在书稿完成的初期，承担了本书最初的编辑工作。感谢我们的第一读者吴代陆，他为本书做了最初的校对工作。感谢责任编辑张铁为本书出版作出的细致而有效的工作。最后，要感谢我们所供职的《2l世纪经济报道》，这个以“新闻创造价值”为理念的媒体新锐，因其在财经传媒领域内的领袖地位，为我们近距离观察中国银行业改革并结识众多金融界精英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吴雨珊

2007年6月于北京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指由金融企业、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调控和金融开放等组成的金融体系及其有效运行。金融企业是这个体系的基础。金融企业改革是金融体系改革的主线。把各种信贷业务从中央银行分离成立国家专业银行，专业银行再分离为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再发展为上市公司，金融体系的其它环节相应得以改革。

交通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家综合性银行、第一家社会主义商业银行，称得上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先行者，已经历20年风雨历程，是中国金融企业改革的一个缩影。记录和介绍交通银行的发展历史，可以增强交通银行改革创新精神，可以引发深化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有益思考。十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已经历治乱、改革，正进入功能创新阶段。我国大型金融企业将在促进经济金融全球化中发挥作用。

天津市市长 戴相龙 

《变革二十年》记述了交通银行重组20年来艰辛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展示了交行人百折不挠的改革精神。它的出版发行，是中国银行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交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我国商业银行深化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刘明康

交行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我的“故乡”。“故乡”的山和水，“故乡”的人和事，常常使我怀念不已。  

这本书记录了交行发展的历史过程。交行2O年的改革与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我身临其境，和交行的同志们一起。为之奋斗，有成功的喜悦，有探索的艰辛，有未来的选择。我为自己能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交行的事业，为自己能在交行结识了许多朋友、同事，感到欣慰和幸福。

我深深地怀念在交行工作的日子，这也是我认真读完这本书的原因。 

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