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传记以钱穆的生平阅历为主线，将其思想、学术、人格、才情融入其中，力求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现这位来自乡村，完全靠自学成才，成为大学名教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如果由此感触到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钱穆，感触到他那颗永不停息地为祖国文化招魂呐喊的赤子之心，那也就引以为欣慰了。

钱穆从江南乡村走来，靠自学成为二十世纪少有的一位国学通儒。他先任教于乡村小学，后享誉最高学府，终创办著名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集传统国学于一身，毕生弘扬中国文化，堪称史学界高举现代新儒家旗帜，维护中华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引言 大气磅礴的国学宗师

第一章 七房桥的世界

第二章 仅接受的中小学教育

第三章 从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

第四章 从燕京到北大

第五章 北平八年师与友

第六章 西南联大铸辉煌

第七章 入蜀后的文化沉思

第八章 退居边缘

第九章 香江兴学

第十章 与新儒家的交往

第十一章 晚年的学术新生命

第十二章 最后的彻悟

后记

第二章 仅接受的中小学教育

1.果育诸师的启蒙

人生经常处于接受教育的途程中：幼稚童年期，则受家庭教育；少年青年期，则受学校教育；壮年中年老年期，则受社会教育。人之初，呱呱坠地，无知无能，主要依赖家庭父母兄姐之爱，而学校教育则主要在于知，学习知识技能的方法与途径。

1904年，钱穆与长兄钱挚一道考入无锡荡口果育学校，开始了小学四年的读书生活。

果育学校，是清末无锡乡间一所新式小学。清末民初，无锡以重视教育享誉全国，和与它邻近的南通并称为“全国两模范教育县”。辛亥革命前无锡乡区私人兴学即有荡口，荡口私人兴学最有名的就是乡贤华鸿模创办的果育学校。

华鸿模，字子才，33岁乡试中举，但他不谋官职而造福桑梓，在家乡斥资兴办教育，果育学校就是他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创办的一所学校。到了戊戌维新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果育学校已成为荡口一带闻名的新式学堂了。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无锡一县在江南开风气之先，如俟实、东林两学校，远在前清光绪戊戌政变前，为全国地方兴办新式学校之开始。规模皆极宏伟，科学仪器亦极齐备。皆由地方人士私赀兴办。但戊戌后，两校皆遭毁，否则亦他日之南开也。然风气已开，即余之幼年，早获投入新式小学读书，亦受此风气之赐。”

果育学校设在一座华氏祠堂内，分高、初两级。钱穆的哥哥钱挚入高级小学一年级，他则入初级小学一年级。在果育学校读书求学的四年中，对钱穆影响较大而使他终身不忘的老师有钱伯圭、华倩朔、顾子重、华紫翔等人，他日后的学问路径多由果育学校诸师开启。

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钱伯圭与钱穆同族，是离七房桥不远的鸿声里人。他有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了鼎鼎有名的科学家，一个是金属物理学家钱临照，一个是工程力学家钱令希。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思想激进，同情革命，为当时的革命党人。1904年秋，钱伯圭回到荡口，协助舅公华鸿模办学。有一天，钱伯圭摸着钱穆的手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答道：“读过。”钱伯圭借此教诲学生道：“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这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各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以后应该向他们学习。”

钱伯圭的这番话对年仅10岁的钱穆来说不啻如巨雷轰顶，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从而引发出他毕生的治学宗旨和一生的终极关怀：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将何去何从?他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这样回忆道：“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钱伯圭不仅是钱穆的体操教师，同时也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和当时所有的革命党人一样，他主张用武力排满，推翻满洲贵族的腐朽统治。所以他又告诉钱穆，今天统治我们的皇帝不是汉人，而是满洲人。钱伯圭的这番话同样给年幼的钱穆以巨大的震撼，播下了他自幼同情革命民主的种子。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的钱穆与另一位同学商议，打算投军革命，这与钱伯圭平时对他的教导、影响不无关系。钱穆称自己“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

在果育学校教唱歌的老师是荡口黄石弄人华倩朔，他是著名画家华君武的堂叔。华倩朔，名振，曾游学日本，擅长音乐、书法、绘画，并能吟诗填词，是一位新旧知识兼具一身的老师。他性喜诙谐，待人和蔼，平易近人，与学生相处甚好，为全校师生所推重。他曾编唱歌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畅销全国，历一二十年不衰。书中歌词由其自撰，文字浅显而描写真切，其中《西湖十景歌》尤为有名，在全国传唱。华倩朔除教唱歌外，又兼任初小一年级国文课。钱穆记忆力强，有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本领。他在果育学校听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二遍即能背诵。所写作文亦佳，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很受华倩朔的欣赏。

有一天，华倩朔以“鹬蚌相争”为题，让班上学生写作文，钱穆挥笔写下了400字的短文。第二天早晨上学时，他看见自己的作文已被贴在教室外的墙壁上，有不少同学正在围观。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此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苏代以此讽喻东方六国。唯教科书中未注明出处，今该生能以战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钱穆作文的结语是：“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老师的评语是：“结语犹如老吏断狱。”钱穆因此文受到老师的称赞并升一级上课。华倩朔又以一部春冰室主人撰写的《太平天国野史》作为奖品赠给他，钱穆生平爱读史书，从头到尾通读者，以此书为始。

果育学校高级班的国文老师是从无锡县城聘请来的顾子重。顾子重学通新旧，知识广博，尤喜治历史、舆地之学。在讲堂上喜讲三国两晋人物，对于桓温、王猛之事常娓娓道来。其治地理，兼通中外，常发精辟之论，为学生推敬，目为名师。顾子重住在学校里，钱穆等人常去求教，获益良多。他称自己“中年后治学喜史地，盖由顾师导其源”。

钱穆年幼时喜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的古典小说，在果育小学时，常给同学讲水浒的故事。有一次，顾子重随口问了书中的几段故事，他皆对答如流。老师听后说道：“你读《水浒传》，是看大字，不看小字，对吗?”钱穆听后大吃一惊，不知老师何以知道他的秘密。其师又面告道：“不读小字，等于未读，你回去后再读读看。”钱穆听后羞愧而退，回去后重读《水浒传》，从头到尾一字不敢遗漏，方知小字是治《水浒》的名家金圣叹的批语，细读不忍释手，一遍又一遍，如此反复读了六七遍，对金圣叹的批语大为折服。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自余细读圣叹批，乃知顾先生言不虚，余以前实如未曾读《水浒》，乃知读书不易，读得此书滚瓜烂熟，还如未尝读。但读圣叹批后，却不喜再读余外之闲书小说，以为皆莫如《水浒》佳，皆不当我意，于是乃进而有意读《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诸才子书。于是又进而读贯华堂所批唐诗与古文。其时余年已近廿岁，却觉得圣叹所批古文亦不佳，亦无当我意。其批唐诗，对我有启发，然亦不如读其批《水浒》，使我神情兴奋。于是乃益珍重其所批之《水浒》，试再翻读，一如童年时，每为之踊跃鼓舞。

顾子重提醒钱穆读《水浒传》应注意金圣叹的批注，那一年钱穆才11岁。这一席话为他日后欣赏古书、研读古文辞开启了路径，以至几十年后，他还能记忆不忘。在顾子重的指导下，钱穆又读阿拉伯神话小说《天方夜谭》以及林琴南(纾)所译的西洋小说，眼界日渐开阔。顾子重对钱穆读书作文也大加鼓励，一日抚着他的头说“此儿文气浩畅，将来可学韩文公(愈)”。钱穆受顾老师鼓励，于是心存韩愈其人。人中学后，一意诵韩愈的文集，并称自己“正式知有学问，自顾师此一语始”。

在果育学校的四年中，使钱穆终身受益不尽的老师，还有华倩朔的仲弟华紫翔。华紫翔，名龙，在苏州某中学教书。某年暑假，果育学校高级班开暑假讲习班，由暑假返荡口老家的华紫翔讲授古文。华紫翔为讲习班的学生开讲中国各体古文三十篇左右，起自《尚书》，终于晚清曾国藩，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所选古文较《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及《古文四象》等书，皆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学生受益良多。当讲到《史记》中孟子、荀子的传记时，华紫翔叫学生写一篇课外读后感，钱穆所作一文深得华老师的称赞，并作为范文张贴在学校墙壁上供大家观看。(P26-29)

大气磅礴的国学宗师

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中，钱穆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各种著述中。当今“国学热”方兴未艾，持续升温，读钱穆的著作已成为大陆“读书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钱穆其人其学不仅仅为学术界所关注，也日渐成为普通人所谈论的话题。

钱穆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究竟有何贡献?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外学者对他的评价——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隍：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余英时：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许倬云：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孙国栋：钱先生从18岁起已开始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以后一人。

叶海烟：当代中国史学大家钱穆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劳心尽瘁超过一甲子，其历时之久与影响之深，当代几无人能出其右。

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刘梦溪：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方克立：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韬晦：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张自铭：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史华慈：钱穆是中国极其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狄白瑞：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过去许多年来，钱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马悦然：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钱穆获得中外学者如此广泛的赞誉，使人们不禁对这位学术大师的人生之旅和学思历程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的热情。人们在走向钱穆的世界时，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应当被提及：

在20世纪的中国著名学者群中，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没有进过大学接受现代意义的正规学术训练，更没有出国留学去沐浴西方文化的雨露，而完全靠自学苦读成就了一番学术事业，成为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在中国乡村中苦思冥索，孤寒拔起，最终站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制高点上。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不寻常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成功之路，铸就了他那不平凡的学术人生。

按照现代学术分类，钱穆属于历史学家，他早年以考据扬名史坛，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名播学界，是20世纪中国的史学巨擘。中国史学发展到20世纪，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并起、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在多元并进的中国现代史学中，钱穆的史学自成一派，既与民国时期主流史学新考据派互异，也与20世纪后半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他在两派之外自树一帜，是20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人称钱穆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这不免会引发争议，但从他那博大的治史胸襟和著作的宏富来说，是担当得起这一称誉的。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通儒”。当今的学科分类深受西方的影响，愈来愈趋向于专门化，像他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学者愈来愈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的逝世的确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统国学的终结。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自此以后，“国学大师四字成为绝响”。

钱穆学贯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震荡、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一再告诫国人，“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他也从不掩饰一生教授学生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在他那96年的生命历程中，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

钱穆自18岁时初登杏坛，先在苏南一带做了18年的中小学教师，然后走上大学讲台，任教于南北各大学，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七十多年，真正践行了他“上堂教书，是我正业”的诺言。特别是1949年南走香港，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境中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地区培养了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由学者出任大学校长，兴办教育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但是像钱穆这样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白手起家来创办新亚书院，并使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却鲜有其人。就此而言，钱穆不仅是中国现代的杰出学者，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上也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钱穆的一生与20世纪的中国同行，他差不多可以说是20世纪全部中国学术的见证人。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星空中，曾经产生了不少闪烁一时的耀眼星辰。在斗转星移间，许多人却转瞬即逝，难觅踪影，而钱穆这个从乡村泥土中崛起的学问家却随时代的推移而愈加“充实而有光辉”。钱穆用一生心力凝结而成的人文思想，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是振兴民族文化的富矿。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志在国学、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师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志业，正在被愈来愈多的国人所了解和认识，愈来愈受到国人的尊敬和推崇。

文化传统的传承，不仅在于学术链条的赓续，更在于精神传统的衔接。当走进钱穆的世界时，我们追寻的不仅仅是他在学术领域的巨大贡献，我们更多地追寻的是在那个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竞逐西风之时，他在人格力量支撑下为中国文化呐喊的那颗活泼跳动的心，以及他为中国学术文化延续命脉的真精神。

这部传记以钱穆的生平阅历为主线，将其思想、学术、人格、才情融入其中，力求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现这位来自乡村，完全靠自学成才，成为大学名教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如果由此感触到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钱穆，感触到他那颗永不停息地为祖国文化招魂呐喊的赤子之心，那也就引以为欣慰了。

2001年10月，我以“王宽诚访问学者”的身份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作访问讲学，其间搜集了不少钱穆居港、台时期的资料。2004年6月，我应香港浸会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的邀请，赴港参加香港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结识了不少研究“钱学”的学者，由于他们的帮助，也搜集了一些大陆难以见到的有关钱穆的资料。由于资料搜集的增多，认识的日渐提高，于是萌发了再写一本钱穆传记的愿望，以展现这位国学宗师多姿多彩的人生之旅和学思历程。这一愿望最终因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学术大师系列》策划者王炜烨先生的约稿而得以实现，这里首先要向王先生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钱穆先生的女公子钱辉女士，江南大学徐兴海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区志坚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张学明教授、黎明钊教授、黄子峰先生，香港新亚研究所李启文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廖伯源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桂遵义教授、朱政惠教授、印永清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盛邦和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安徽大学徐国利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方昱博士等人的帮助，研究生王瑞、肖昀、杨凌志、吴勇、宁新颖、陈汜同学在文稿的输入、资料的校对和图片的翻拍上也付出不少精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钱穆先生生前任教过的江南大学有志于“钱学”研究。2005年10月，该校主办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不仅邀请笔者与会，还聘我为客座教授，令我感动不已。受聘一年有余，对江南大学无尺寸之功，深感惭愧。谨以此书献给江南大学，以谢聘请之雅意；同时也将此书献给所有有志于“钱学”研究的人，让更多的人走近钱穆，了解钱穆。

陈勇

2007年2月28日于上海大学炎黄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