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庄是作者的出生地。在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偏见之后，作者在他那揉杂了复古风格的住宅门前挂起一块牌匾：流水围庄。黎晗作品中有时飘溢出来的灵异、古秀之气，恐怕和围庄地理中埋伏的阴凉、静谧有关。本书收录了作者48篇极具地域性及冷峻风格的散文，包括《夜里戴草帽的人们》、《戏猫小记》、《台风记忆》、《流水围庄》、《秋香到》等。

本书是福建青年作家黎晗的散文集，以冷峻的风格和极具地域性、平民性的内容见长。本书兼具了平淡和灵性这两类特性，作者的叙述把文体的界限打通，并引入了小说的技法。作者一方面在行文中“揭示了它自身长久的静默”，另一方面，他挖掘了这种静默之下潜伏的那些惊心动魄。

序 孙绍振

第一辑 呼喊芥蓝菜

 夜里戴草帽的人们

 听“城南瘦子”唱歌去

 于先生

 戏猫小记

 我们内心深处的冷

 新娘的味道

 涵二中门口有澡堂

 很甜的西瓜

 师傅，请把刀磨得快一些

 小偷有没有情人

 猜猜我是谁

 郊区·真相

郊区

真相

 新涵大街

 顶楼向西的房间

 呼喊芥蓝菜

第二辑 满地都是野花

 台风记忆

 屋顶上的风景

 岁兄

 流水围庄

乡村修辞

石头的秘密

绿叶和下巴

红色木偶

鱼和背景

失踪的紫良

 南歌

河鸟

粉墙

彩蝶

弹弓

草帽

日影

谷神

 满地都是野花

旧伤

木躺椅

过去

青草纪念

绿树成荫

抛秧

第三辑 秋香到

 荫

 筝

 歌声

 含笑

 草腥味

 瓶花

 小雨树

 走神的时光

 白纸上的黑字

 随风飘散

 乘长途车远行

 树叶是怎样掉下来的

 一句话

 春天，十个祈使句

 秋香到

情诗

长和短

乡愁

小木桌

静静的眸子

碎片

蓝手帕

秋香到

兰花

第四辑 细节中的温暖

 美丽的日本之我

 感谢理发师

 为什么要愤怒

 脸盆里的“超级女声”

 B品

 看起来像话剧

 废话连篇

理想就是一种想

高头女工

丁狗欢乐颂

在白领餐厅的一次演讲

 朋友絮语

 零点以后的忧思

 我的文学观

散文的反义词

羞于赠送的散文

我很害羞，请勿表扬

寻找指尖的快感

文学观究竟是啥玩意儿

短篇小说与白日撞鬼

 借题发挥

再看把你吃了

骑着自己去上班

爱要做，不要说

有记忆，没感觉

爱听不听

后现代小偷

 细节中的温暖

蚯蚓究竟有几个头——答南帆先生问(代后记)

这七十二条老街是上一个世纪初以来伴随小城手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而衍化生成的，它们的名字土气，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年宫口河(这座小城最著名的河流)两岸小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分工的精细。它们的名字是：竹巷、鳗巷、打铁巷、豆菜巷、四门井、三角埕……

一条新街在十几年前以颇富戏剧色彩的方式出现，十几年以后伴随着它的成长，原来的老城也出现了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涵大街无疑成了这座城市沧桑变化的前行者、试验性标本和最老资格的见证人。

和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不同，这条街的名字不仅毫无传统意蕴或纪念意义，也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这是一次极其随意的命名，“新”和“大”在许多年前看起来或许有所指涉，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每一座城市的沧桑变化无不体现了“新”和“大”，因而“新涵大街”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不仅毫无个性，而且十分土气。——然而，我喜欢这种没有任何色彩的命名，喜欢这种土里土气的爽朗。我常年生活在一条没有个性、土里土气的街上，这种生活让我感到安心。生活的真谛是什么？就算你有千万条真理要对我宣告，我仍然偏执地坚持我的看法，生活的真实意味就是安心。

新涵大街上的植物大都是一些侏儒，它们的树冠被按照某种园艺学的审美标准，统一剪成了球状。为什么不让那些小树长成参天大树，为什么球状的树冠会暗中成为一种审美倾向？从来没有人关心过这些细小无聊的问题。那些在烈日下穿着背心埋头劳作的园艺工人一直沉默寡言。我们从新涵大街上走过，听不到任何有关小树成长状况的议论，只是经常看到一把把大剪刀伸展着长长的手臂，在小树的头部、身上，上下挥舞，炫耀着刺目的光芒。

不会有人去关心街头灯箱广告上破损的字迹、路车蜗牛一般爬行的速度或者跨越栏杆的女郎头发中的杂色。这些都是我们街道上的公共事物和风景。新涵大街是一条初步具备了城市品格的街道，而城市历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然而正是这些漠不关心，使新涵大街上处处呈现了平淡、温和、谅解和宽容。

我们漫步在新涵大街上，看到一些人三五成群地走着，那三五成群的人各自有着自己的话语、趣味和秘密。这一群人和那一群入之间有一种暗暗流动的默契和尊重：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这条街上住着上万人口，但是我们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夏天的晚上，新涵大街上人头攒动，穿短裤的，趿拉拖鞋的，光着上身的。拉着小孩的，都表现出了一份这条街道居民特有的自在和自得，安详和随意。这是新涵大街一年四季最热闹的时光。但是如果你愿意观察，你很快就会发现，当一个地方人声喧哗，熙熙攘攘，空气中飘荡着狂欢的气息，这个地方的某处却孵化出了巨大的孤单和寂寞。

我生活在新涵大街上。街头是我的工作单位，街尾是我的家。我妻子每天的生活轨迹几乎和我一样。我女儿在街中间的幼儿园寄午，每天清晨和黄昏，她妈妈用一辆有点破旧的自行车载着她在新涵大街上来来往往。我女儿只有四岁，但她似乎已在不经意间长成了一个能说会道、叽叽喳喳的小姑娘。喜欢瞎哼哼是她的天性，尽管她的父母五音不全。她不仅会唱几十首儿歌，而且会把她听到、见到、感受到的事物，按照自己的兴趣，隨意套上某种旋律加以歌唱。如果有一天你从新涵大街上路过，看到一个小不点在自行车后座上歌唱绿叶、垃圾、空气、胖蝴蝶、冰淇淋以及爱小便的星星，那个小不点一定是我那放浪形骸、自由奔放的女儿。

我的父亲，一位六十四岁的小学退休老师，他每天要在新涵大街上步行往返两次。新涵大街交通极其发达，每隔一分钟就有一辆公共汽车开过，但我父亲保持了他在乡村徒步行走的习惯。我父亲每天晌午从家中走出，他的目的地是街头的菜市场。有时他会到我单位附近转转，租一本武打小说，买几包劣质烟卷，或者毫无目的地朝我工作的地方张望几眼。有一天我在新涵大街的人行道上看到了我父亲的身影，我停下来，目送他远去。他向前走的时候，左肩有点上耸，左腿外扑，这样整个人都有点向左倾倒的趋势。这是一个长期从事案头工作的人的毛病。我和我父亲有很多差异，但我无疑传承了他这种“左倾”的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身后目送父亲远去的经历，三十多年来，我唯一一次这样目送过父亲，看着他一步步消失在视野里，我的心里有一种苦涩难言的滋味。

有一天我的女儿会不会站在这条街的一棵树下一言不发地望着我远去？那时候的新涵大街会不会还是现在这副模样？在初夏，树叶全被莫名其妙地剪光了，阳光明晃晃地照着，一位父亲跨越一棵棵小树孤单单的影子，一步步消失在人海里……那时候，我童年唱着歌在街头跑来跑去的女儿会不会冲过去，在人海深处把我喊出来，拍拍我身上的尘土，和我并肩一起向家里走去？

或许这样的情景永远不会出现。我女儿诞生在这条街上，唱着歌在这条街上长大，但是有一天她注定会走出这条在她看来寂寂无名的小街。她要到远方去，到有树荫、有红绿灯、有明确划分快慢车道的大街上去。女儿注定会把我们抛弃在这条她未来记忆的老街上，这件事想起来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我知道成长就意味着抛弃，就像当年，我对母亲的抛弃，对一个叫围庄的古老村庄的拋弃，对我出生地上一条条没有名字的乡间小路的抛弃。我把母亲永远留在了围庄，在新涵大街这条我可能将一辈子生活的街道上，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母亲瘦小孱弱的身影。哪怕是在一个个斑驳错乱的深夜，在梦里，我也从未与亡母在这条街上相遇。

一个人，一个家长时间地生活在一条街上，这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有一天，我会不会离开这个家，这条街，到远方、异乡去呢？或者是，我将一辈子留在这里，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从一棵棵矮小的树木下走过，亲眼目睹一条街的兴旺发达和衰老破落？(P38-41)

中国文学理论的混乱，可能以散文为最。这是因为，在文学理论中，散文理论最为幼稚，一些沿用已久的范畴和原则，早已腐败，而新锐们提出的话语还在草创之中，既不系统，又不实用，缺乏普遍认同的准则，我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曾经这样说过：

“由于在基本理念上缺乏共识，对散文成就的评价，常常陷入混乱。不同出版社照例推出年度‘最佳散文选’，篇目往往南辕北辙，互相重合者凤毛麟角。成就卓著的散文作家，在不同地区的年度的总结性论文中，所列品位相当悬殊。评价的任意性在某些权威出版社的‘当代散文史’的著作中更加突出。许多散文家的显赫地位不是由于作品的质量，而是缘于其在行政机构和学术机构中的地位。”

照理说，艺术的竞争最起码的准则就是平等，但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却使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一些在行政上雄踞高位的官员(或退居二线的)，某些学府中年高德劭者的散文，明明是从思想到艺术上都十分平庸，于现成的观念和手法中作狐步舞式的盘旋，而廉价的喝彩之声却不绝于耳。此等怪现状，尚可以从国人对于官位及学术地位的自卑感中得到解释；但是，另一种怪现状，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对于年青作家，往往据所居城市之大小和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来品评其座次。北京、上海的作家肯定优于福州以及其它一些省会城市，至于省级以下的城市，如莆田，就更加等而下之了。这种政治体制下潜在着的艺术等级的成规，迫使一些作家追随高考移民，忙不迭地往大城市寄居。安居于小城市者，不是不识时务。就是自己觉得没有出息。一旦极其个别的。有所出息了，一举成名了，大城市不得不承认了，幸运之星上升了，就自然而然地离开小地方，到政治上比较重要的城市里享受崇敬的目光去了。

但是，任何成规。都是有例外的。

我要说，黎晗就是一个例外。

黎晗安居在小城市里。这个城市的市民。除了做生意的特殊天赋和承包医院花柳病科的伎俩小有名声以外，在全国文化地图上，是没有地位的。从文学效应上看，这个小地方，是最低的平台。但是，黎晗就踡缩在这个小角落里，心平气和，怡然自得。从他的散文中不难看出。他有一种“小地方情结”。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等级生态中，不可能出现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小镇，也不会出现肖洛霍夫蛰居的顿河哥萨克小村镇。对于小地方有自信、有雄心的人真是太少了。

在迷恋故土方面，黎晗和一般的乡土作家不能说没有共同之处，他对于家乡某些神秘的历史、传闻，看似无理的习俗，有着某种玩味的爱好，所不同的是，他不像某些作家那样做沉醉状。他更关注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小地方的人们夹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其生命中所蕴涵的种种韵味。这里充满了他童年的纯情的记忆，当然，似乎是未能免俗的，不乏某些朦胧的近似恋情的诗意。如《秋香到》，他青春时期对于一个美好异性的感受是：“不愿意让她……突然消失”。这种迷蒙的感觉，又仅仅与茶叶店门外的“秋香到”的牌子相联系：

秋香只是一种普通的茶名呀，我自己心里轻轻地叹

息着。

……我的想，渐渐变得飘浮、迷乱、没有边际。或者秋香，也只是一种空泛的感觉，她太散，太幽微，秋香的到来并不能对任何事物构成影响。她太轻，无力改变什么。但是，至少那种类似“遗忘”和“往事重现”一样的韵味，唤醒了沉睡在秋天深处的许多温柔疼痛的细节。

明明是相当深沉的感觉，但是，黎晗不太喜欢强调其鲜明，相反，他最拿手的是，营造某种“飘浮、迷乱、没有边际”的情调，使之处于不明确的、“幽微”的境界之中，以一种从记忆深处。隐隐地浮现的景象。不让它有强烈的效果(“无力改变什么”)。  这可能是他对一种文体风格的追求。

……

正是在诗与散文的结合点上，读者的想象和情感遭到撼动，草帽已经是被忽略了，草帽下面的人，更被忽略，麻木了的不仅仅是草帽下面的人，而且是观看草帽而没有感觉的人。这里有深沉的隐忧，有城市人的反省。而这种反省。则不仅仅是小地方的，作者心里有大地方都缺乏的空间。

黎晗的难能可贵，不仅仅在心事浩茫上，而且在艺术的风格丰富上。他的深沉的一面，不单单是靠情感，而且有智慧，我说的是，以《感谢理发师》为代表的散文，就不是以情趣，而是以智慧的趣味为特点。不过相比起来，他在这一类散文中似乎不太刻意抑制。有时难免失控，免不了有走向油滑的危险，这在《废话连篇》中是不是多少露出了一点端倪？

2006年6月30日星期五

蚯蚓究竟有几个头

——答南帆先生问(代后记)

南帆：有人告诉我，黎晗有大师情结。大师不仅需要巨大的才能，还需要襟怀和思想。托尔斯泰是大师，博尔赫斯是天才的作家，但不一定是大师。对照大师的标准，目前你缺少的是什么？

黎晗：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个人外号“九聋子”，他从小耳朵好得不得了，能听见整个村庄里各种各样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得意：哪怕是一个孩子，他也具备人类与生俱来的虚荣。后来他终于受不了了，他的耳朵无法选择声音，什么东西都往脑子里头灌。再后来，他终于发现，只有不断地说话，他的耳朵才能摆脱苦难。可这样，他的嘴巴又陷入了灾难，而且，由于疯狂地说话，他给自己招来了无尽的麻烦。这是他童年的遭遇。等到他长大，他的父亲告诉他，只有在心底呼唤龙，才能摆脱耳朵和嘴巴的双重苦难。他这样做了，果然耳朵清净了下来，嘴巴也能够按照内心需求讲话了。他是一个呼唤龙的人，他呼唤龙只是为了一些形而下的需求。——这是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呼唤龙》里的一个小故事。我想通过这个小故事来回答先生的问题：尽管我没有九聋子那样的天才耳朵，但和他一样，我的耳朵也无时无刻不在忍受喧嚣，我的嘴巴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尽情倾诉，我在热忱地呼唤自己心中的那条龙。我呼唤龙，尽管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龙。

我们老家有句话，“要学天上飞龙，莫做地下蚯蚓”。我可能天生只是一条蚯蚓，但我喜欢龙舞九天的精彩。我在《呼唤龙》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地下蚯蚓看天上龙，看得脖子都断了，还不晓得自个的头长在身子的哪一端。”这是一个不错的比喻，我想我就做那条笨笨、傻傻却有点可爱的蚯蚓吧。

南帆：作家的眼界往往和写作环境有关系。但是，每一个作家都有独特的方式与世界联系。目前，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将世界各地联结起来。你还会觉得自己是在“福建莆田”这样的小地方写作吗？如果置身于北京或者上海是不是就更容易成功？

黎晗：我本来就是在小地方，现在我还是在小地方。我从未离开，也从未想过离开。我的一次次向大地方的靠近，只是为了更有力地返回。我喜欢这里和那里之间的那段看得见的距离和距离产生的看不见的弹性，我的琴弦被大地方和小地方拉得直直的。我从未忽视大地方的存在，但从不刻意逢迎。我说过我是在大地方和小地方之间拉了一根弦，我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一根它们之间用作拔河比赛的草绳。我的写作。我在这根琴弦上的弹奏，是对我的小地方的重新命名和真切回报。我甚至有两根琴弦，小说和散文，我用它们虛构我的小地方。有时采用了反义的手法：戏谑、反讽和篡改。这些技法有时看来僵硬、生涩。但没有让我脸红。我相信，一切刚刚开始，我这样做都是为了表达我对我的小地方的热爱。这是我的“俄狄浦斯”，是我和小地方之间的有趣的互文效应。同时这还是我和小地方的双重革命，在莆田，和我共同致力于这场革命的，还有“可能”创作群体。我十分看重这些老朋友之间的彼此较劲和相互砥砺，乌鸦有黄莺做伴，歌声也会嘹亮起来。这种歌唱有时刻意回避了喜鹊和天鹅的合唱，回避可能导致天真的盲目和可怕的寂寞，可是哪一种真正的快乐不是表现为自由自在的瞎哼哼呢？

南帆：一个作家肯定会从周围的文学之中得到许多，哪怕反对另一些作家，他也会从中得到反作用力。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文学同行？世界的，中国的，本省的。透露一下，哪些国内的作家是你经常阅读的对象。

黎晗：我不习惯天天阅读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海明威、罗伯一格里耶、普鲁斯特这样的一流大师。这些大师过于炫目，就像那天上的飞龙，你看见它在蓝天飞来飞去，但你看久了会眼花缭乱。大师应该谨慎对待，大师的光芒可能让我们的眼睛暂时失明。我只是有计划地隔一段时间仰视龙。平时读得最多的倒是那些二流的大师(当然，别人的看法必定不同于我)，我觉得他们比较亲近，卡尔维诺、川端康成、爱伦坡、略萨、加缪、安德森、赫拉巴尔、奥布赖恩、昆德拉、帕慕克……这份名单很长。他们都是在某个方面拥有突出特点的作家。他们作品中的某些“点”特别令人兴奋。

国内读得少一点，王小波、莫言、谢有顺和于坚，他们是真正带有原创色彩的作家。有时也读读期刊。主要是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对于网络。我不狂热但一直保持着对马明博主持的“新散文网”、张楚主持的“新小说网”等这些知名度不高的文学论坛的由衷热爱，那里有我许多牢固的文学朋友，他们和我一样，身处小地方，心怀大志却郁郁不得志。我喜欢他们把写作真当一回事的那种激情和狂执。

我喜欢诗歌，至今保留着睡觉以前读一首好诗的良好习惯，我觉得诗人是最值得敬佩的一群人，他们和直面当年“非典”的医护人员一样伟大。至今我们莆田几位朋友还保留着“集体隆重接待”过路诗人的热情，“诗人即兄弟”。这是诗歌界的美好传统。我还偷偷写诗，杨雪帆是我唯一的读者。我希望写到三百首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的肯定，那时候我再考虑自费打印出来，送给远方的朋友(这是中国最纯洁的诗歌传播办法)。现在我的诗歌写作速度是一个季度一首，我希望在六十岁之前能得到杨雪帆先生的肯定。这是我和一位优秀诗人之间美丽的黄昏之约，我和他都在耐心等待。由于这个约定，我可以大胆地声称，如果有一天，我的诗歌通过了杨雪帆先生的验收，被认定合格(“像一首诗”)，我将拒绝在所有诗歌刊物上发表。坚决地唾弃那些自以为是的诗歌编辑和各类诗歌奖项的评委，是我一如既往的立场。

其实我读得最多的还不是文学书籍，而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经常着迷于各种各样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念头。比如飞碟探索、史前文明、刑侦学、地质学、暗物质等。经常的，在阅读一篇小说时，我忽然就走了神。

南帆：往往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三流的作家志得意满，一流的作家充满困惑。如果你坚信自己在文学上有远大的前程，你的最大困惑是什么？

黎晗：我既想像个野孩子那样光着身子在风雨中奔跑，又想像个训练有素的侠客那样把真气灌满刀尖。我既热望古典剑法，又珍惜自己的野性，这个困惑可能会伴随我的一生。我经常怀疑我的写作一直都被另一双手控制着，这双手不是上帝的，上帝目前尚未垂青于我。我一次次地试图摆脱这双手的控制，但每一次在电脑上敲出一个字，我总会发觉，那双手远比我敏捷，出手比我更快。——那个字并不是我自己内心的真正需要和真实表达。——这实在让我惆怅，有时乃至于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