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进对于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研究，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启动了名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研究项目。这个由蔡昉和万广华主持的项目，采取了两种方式组织和吸引国内外学者广泛参与。第一种方式是约请一些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有影响的专家撰写论文，并分别参加在北京和赫尔辛基召开的研讨会。第二种方式是采取征文竞赛的方式吸引年轻学者撰写论文和参加研讨会。通过这两种方式，收到了一大批关于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研究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被收入《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一书。本书中的论文具有作者普遍比较年轻、代表性广泛、专业领域交叉的特点；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分析方法规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研究水平

收入差距和城乡贫困现象，是中国在进行经济转轨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本书收集了近年来在收入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具有作者普遍比较年轻、作者队伍代表性广泛、专业领域交叉的特点。作为研究成果，这些选入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分析方法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参考价值。编者在绪论中就提出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7我们还有哪些东西不知道但需要知道7并就此进行了研究综述，从几个方面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全书按四个专题编排：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分配、城乡贫困与扶贫。作为一个整体，本论文集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研究水平。

绪论 

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研究：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

第一编 地区收入差距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本事实与初步检验：1952～2002年

中国地区经济的随机收敛性研究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收入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民工、制造业集合和区域收入分配

FDI与就业转移：区域就业差异的成因和机理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制度解读

HDI在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编 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城市化滞后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1989～2000年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演进：地区不平等、城乡差距和人力资本

城乡收入差距分析的新方法和对1986～2003年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分析

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编 居民收入分配

中国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1978～2001年

社区和家庭因素对中国城乡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

居民收入差距的劳动市场因素——郑州问卷调查数据

技术和国际贸易对收入与分配的影响

价格因素对各地区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异的影响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差异及其非正式约束影响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城乡转换、经济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第四编 城乡贫困与扶贫

转轨时期的城市贫困——人力资本和就业状况对贫困的影响

城市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的特征分析

产权制度、金融压抑与中国农村贫困

中国农村非农业收入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生活水平调查”数据分析

“乡村银行”互助脱贫在中国

基于要素使用权不公平交易的广义贫困现象解析

扶贫契约重构的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证

公共支出的利益归宿指公共支出在不同利益集团或不同收入家庭中的分布。其目的是分析和评估政府的支出政策。这种评估的难点在于：一是对利益集团的划分；二是比例划分的标准，三是公共支出归并的原则和方法。

对第一个问题西方有三种理论假设：中间人投票模型、尼斯坎宁的官僚控制模型和马克思的阶级或利益集团模型，虽然三种假设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基础——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完备(Atkinson和Stigliz，1979)；而马斯格雷夫认为公共部门就是一个家庭，成员就是起不同作用的各个部门；奥尔森则强调了集团的逐利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Olson，1965)；博弈论思想则说明公共支出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达到的均衡结果。实证分析中有按收入(stigler，1970)和社会经济群体(Grand，1982)进行的支出利益归宿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有张宇燕对利益集团的理论分析(张宇燕，1997)，于祖尧对暴利群体的理论分析(于祖尧，1998)，刘成瑞对经济成分分类和所有制构成的统计说明(刘成瑞，1997)，陈宗盛和周云波对非法非正常收入分析时采用政府官员、国企经理和个体私营业主的分类，并说这些都属于高收入阶层(陈宗盛、周云波，2002)和十大阶层分类(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3)。实证分析中大都采用马克思的阶级或阶层划分，但没有对支出利益归宿的研究。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将采用利益集团博弈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社会阶层划分的方法将利益集团划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个体私营业主和其他。其中，工人指生产工人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农民指乡村人口；知识分子指在文教、科研、卫生部门工作的具有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包括官员和国企经理，官员指在国家机关团体工作的科级以上干部和街道、乡镇主要负责人，国企经理指在国有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厂长、党委书记及副职；个体私营业主指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其他包括有非农业户口而没有收入的需要由政府补贴的人员，如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残疾人、军人、老人和儿童  第二个问题是以何种比例在这些阶层中分配公共支出。标准有五种，一是家庭收入边际效用；二是收入比例；三是财产比例；四是按人口平均；五是按家庭平均。第一种是由艾伦和麦吉尔提出的理论标准(Aaron和Mcguire，1970)，在实际中难以把握；第二种又包括总收入、资本收入、可支配收入和工资四种；第三种要求财产的数据，而中国缺乏对各阶层财产的估算。中国通常是按人口和家庭平均进行分配的。这是过去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近年来注重了以家庭人均收人为标准，比如低保。在我们的研究中将依不同的项目采用不同的比例标准。

第三个问题是归并的原则和基础。按成本收益方法，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是成本，人们获得的产品或服务就是收益。中国财政公布的数据中有按功能性支出进行的分类，这种支出分类按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届和第二届胡佛委员会的说法，是为了指明达到的目的、负担的归宿和政府支出的效益。在这种数据基础上，我们将纯公共产品如国防用人均的方法归并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准公共产品如基本建设支出用一定比例分配；对支出有特定指向的如救济直接归人特定的利益阶层，基本原则是主体指向和实际控制或受益。

具体来说就是：

(1)工交商部门事业费归人干部，因为事业费的大部分就是人头费即工资。

(2)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按工资比重归人工人和干部。

(3)科技三项费用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归人知识分子，因为科技三项费用由知识分子支配，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是知识分子的工资。

(4)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救灾支出和社会救济福利费中农村的部分归入农民，因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最终的受益者是农民，即农民是基本建设用工的提供者和设施的受益者。

(5)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中扣除归人农民的部分为其他所有。

(6)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按人口比重归人各阶层。

(7)价格补贴支出中包括粮棉油价格补贴、平抑物价等补贴、肉食品价格补贴和其他价格补贴，按人口比重归人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个体私营业主及其他。

(8)国内债务支出中扣除支付给银行和企业的部分按财产比重或收入比重归入干部、个体私营业主和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收入和权力，是债券的主要购买者(李实、赵人伟，1999；陈宗盛、周云波，2002；于祖尧，1998；国务院课题组，1997)。

(9)出口退税按国有、集体和私有经济出口比重归人干部和个体私营业主，因为退税会增加企业利润，使干部获得直接的收入和相应的租，直接增加个体私营业主的收入，比如广东等地骗税的大都是个体私营业主。

(10)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应归入干部，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企业报亏损或盈利都是由经理操纵的(史泰丽，1995)，甚至形成内部人控制(袁志刚，1995；费方域，1996；张维迎，2000)。虽然有人认为干部和工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杨晓维，1994．)，但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或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营管理不善(李军，1995)，经营管理不善的原因是官员和经理(张维迎，1998)，他们的收入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刘小玄，1990；李实、林青松，1996；刘小玄、郑京海，1998)，他们从企业中获取的利益最大(杨晓维，1994；王五一，1994；张维迎，1998)；有人将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直接作为干部的租金(胡和立，1989；万安培，1995和1998)。

(11)预算外支出本来就由干部支配，可以产生直接的收入和相应的租，其中的福利支出、奖励支出由于部和工人按工资总额比重分配，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归入知识分子，事业费支出、行政支出和其他支出直接归人干部，养路费支出和城市维护支出归人工人，上缴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固定资产投资、大修理支出和简易建筑费支出归干部支配，这部分的性质与下面讨论的类似。

(12)地质勘探费、挖潜改造资金、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和国内基本建设支出中扣除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部分，包括预算外支出中的上缴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固定资产投资、大修理支出和简易建筑费支出是由干部支配的，但它们的情况复杂。它们是对国有企业和社会公共设施的投资，对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一方面，它们的资本会参加生产过程，这样会产生相应的收益，而企业收益分配就是利润分配，应该上缴国家或留给企业，由控制者和剩余索取者按合同分享，即干部应得的奖金、提成、劳务费等，这可以通过投资和利润率或资本收益率计算的利润减去上缴国家的利润得到，或按营业盈余的一定比例匡算；另一方面，干部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享有控制权收益，比如总经理的荣誉、在职消费和通过资源转移得到的个人好处(杨晓维，1994；袁志刚，1995；费方域，1996；张维迎，1998)，并且由于制度的安排会产生大量的非法非正常收入(陈宗盛、周云波，2002)。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估算这些收益?国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陈宗盛和周云波对腐败官员非法非正常收入的估算；胡和立和万安培对租金的匡算；但是，前者的范围不包括正常收入且仅指腐败官员，后者的范围又太宽，二者比投资的范围大。实际上，在投资过程中就是创造为自己取得收益的项目、为取得工程招标投标的特殊关照收取好处费等，形式包括人股分红、回扣、现金受贿、报销、招待、旅游、实物等，但都会使投资减少，即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对控制权收益的测算，可以通过投资和资本形成的差额推算；或计算资金租金成本和使用成本的差额；或利用交易费用推算。此类问题比较复杂，本文将不包括对控制权收益的测算，而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P210-213

　　序言一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陈佳贵经济学关于发展的思潮，从来就高度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进而从社会层面上讲，即高度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然而，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学的传统是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或取舍关系，即两者不可能同时实现，追求更多的公平一定要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从理论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反映在阿瑟?奥肯的著作中。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展示了一个似乎支持上述取舍关系的经验事实。他的影响广泛的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U字型曲线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倒U字型曲线对于是否存在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换句话说，对于是否真正存在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世界银行对各国发展过程中大量经验的总结表明，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公平影响经济发展，并表明公平对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在市场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权利和财富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其次，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会削弱制度的发展。我们知道，制度决定人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为市场运行提供背景。因此，伤害制度发展的现象必然不利于经济效率。此外，公平问题还通过一系列与政治和社会稳定相关的因素，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　　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这个关系，这条曲线本身所隐含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不可避免的所谓规律，被诸如瑞典、斯里兰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的发展经验证明并非一定成立。同时，这种关系的概括作为一种发展观念，也已经遭到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人的摈弃。一项较为晚近的研究揭示，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与库兹涅茨曲线含义相反的倒U字型曲线，即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也就是说，将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任何一个方向加以改变，都会降低经济增长绩效。　　虽然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学模式和政策理念，“先增长，后分配”逐渐让位于“边增长，边分配”，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中，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是发展中的难题。经济发展战略从而经济增长模式的正确选择，被认为是产生“边增长，边分配”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些选择了有利于发挥特定发展阶段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通常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就业，从而使经济增长的结果得以分享，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既然使每一个社会群体比较均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自然要求一系列体制层面的改革。　　通过对发展的反思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长期深入研究，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观点，但是，有一个共识可以说是发展观的进步，即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每一个人的福利同等程度地提高，而后者对于发展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与此相应的认识则是，效率与公平不是一回事，两者也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关键在于决策者如何认识发展的目的，如何选择发展战略和实施促进发展的政策。更具体地说，一系列政策设计可以把促进公平的再分配手段变得于效率无害，甚至可以有利于提高效率。　　早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毛泽东就尝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既统一又矛盾的辩证关系。例如，他在论述“十大关系”时，就明确指出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当时毛泽东是尝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的。但是，后来形成的经济体制以及在多年的建设实践中，这种关系实际上从来没有处理好。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关键在于如何在政策上和激励机制上处理好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邓小平在倡导“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的时候，不仅强调了是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而收入先多起来，还指出了这种先富的目的是产生示范力量，带动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人们，最终使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　　一部分人先富，是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从而提高效率的必然结果，在任何体制下都必然如此。邓小平这一“波浪式共同富裕论”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芒，即只有有了一部分人的先富，才可能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重要的是致富的手段应该是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努力经营，而不是侵吞公共资源或偷税逃税等不正当手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执政党的高度提出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在理论上，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唯物观点和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在实践上，它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课题。通过分析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目标范畴，可以使我们得出通过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增进社会和谐的认识。同时，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　　在收入分配问题严重化的情况下，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成为一些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焦点。争论孰先孰后本身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效率与公平是矛盾的。其实，效率与公平两者固然存在矛盾，但也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公平与效率之间也是可以统一的，即一个方面的改进有助于另一个方面问题的解决。　　首先，一个社会如果分配机制是公平的，分配结果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那么这个社会相应的就会更加安定和谐，而安定和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好环境。由此，会形成一系列有利于增长和效率的良性循环，包括有利于外资进入、私人资本积累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较少社会冲突也意味着社会交易费用比较低，其本身就等同于经济效率。例如，大家都知道，北欧国家的再分配机制比较完善，社会公平程度较高。这个事实带来的另外一些社会特征则是，北欧国家往往拥有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进而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其次，富人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如果有一项旨在使穷人增加收入的政策，我们首先可以说它是倾向于公平的政策。穷人增加收入后就会扩大其消费，从而可以拉动市场需求。这点从中国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所占的比例就可看出，由于对持久性收入的信心不足，广大农民即使偶尔有些额外收入，也会因未来的不明朗而转向储蓄，极大地阻碍了内需对市场的拉动作用。如果依靠一种长效机制，持续稳定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村购买力会大幅度提高，对于中国国内需求的扩大就会产生巨大的效应。　　再次，一个社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比较优势，通过采用最大化的就业政策使劳动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不是把资本作为主要的收益来源。由于劳动是人人拥有的生产要素，资本只是少数人拥有的生产要素，这样无疑有利于社会公平。同时，中国现阶段的资源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技术层次较低，如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会具有竞争力，解决效率问题与解决公平问题就合一了。　　这些方面的讨论提示我们，既然公平与效率并非天然对立的，如果现实中效率与公平问题出现了对立，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关系，只能说明某些分配政策出现了问题。而在政策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能够及时良好地解决，不表明问题是天生无解的，而只意味着没有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法。可见，协调公平与效率，使其趋于统一，制度与政策可以大有作为。　　公平体现在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等国家或社会职能方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社会政策促进公平的作用。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以及中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使命，更是高屋建瓴地把公平问题做了准确的定位。　　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是，近年来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于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的研究。蔡昉和万广华主编的这部论文集，汇集了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选编的论文大多运用了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从各个角度对中国面临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益的政策结论。我们应该以这些研究为出发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出谋划策。

序言二　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　　Tony Shorrocks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计量分析，极大地依赖于其构思、度量和分析的方式。这篇序言简要回顾了与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和分析相联系的一些问题。我们主要讨论分解方法，因为这些方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评估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同因素的重要性。在中国，学者们运用Shorrocks提出的分解方法（Shorrocks,1980；Shorrocks,1982；Shorrocks,1984），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虽然基尼系数是应用最广泛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对于分解的目的而言，它却不是一个理想的指数。例如，它通常不能被用来进行子群体的分解，除非不同子群体的收入水平之间不发生重叠（Shorrocks和Wan,2005）。比如说，在将中国居民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子群体时，除非每个农村观察值的收入水平都严格地小于所有来自城镇的观察值，否则，用基尼系数将中国的收入差异分解为城乡内和城乡间的贡献是不可行的，这时还需要一个“剩余项”。　　当然，不少人用基尼系数来进行收入不平等的要素分解，即将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分解为分项收入的贡献。但是，如果某项收入是一个常量，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的食品补贴，传统方法就遇到问题了。直觉告诉我们，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一个常量，对总收入的不平等应该是负向影响。但采用目前通行的基尼系数分解，这样一个固定增量的贡献则为零。可见，针对基尼系数进行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无论是子群体分解，还是分项收入分解），有必要在方法上另辟蹊径。　　另一组较为流行的不平等度量指标是广义熵指数（GE）。其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泰尔-L指数（Theil-L）或称平均对数离差，该指数可以用来进行子群体的分解。只要算出每个子群体的泰尔-L指数，然后用子群体的人口比例作权数算出加权平均数，便得到所谓的“组内贡献”，剩下的部分为“组间贡献”。这一分解可以方便地被用来研究诸如性别工资差异或者城乡差距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　　泰尔—L指数的使用有局限性，即不能用来分解分项收入的贡献。应该牢记的是，任何一个不平等指标都有对收入分配不同部分的独特敏感性。泰尔—L指数对贫困阶层收入的观察值比较敏感。如果样本中穷人的收入数据有误差，该指标的估算值就可能不可靠。相反，变异系数的平方比其他广义熵指数指标对高收入更加敏感。针对敏感度这一问题，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使用不同的指标进行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并进行比较，以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给定上述背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不受度量指标的限制而进行不平等的子群体分解或分项收入的分解呢？答案是肯定的。最近发展起来的夏普里（Sharply）分解技术，可以运用任何不平等指标，进行子群体的不平等分解，或分解分项收入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Shorrocks,1999）。　　与夏普里（Sharply）分解的方法论相关的是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该方法将回归模型与夏普里分解方法结为一体（Wan,2004）。回归模型在所要研究的目标变量（如收入或消费）与该目标变量的决定因素（如人力资本、家庭特征、居住地等）之间建立了一个数量关系。夏普里分解利用估计出的回归方程，得到关于一系列反向事实问题的回答，并合并来做出对总体不平等的分解。　　相对于传统的分解方法，基于回归模型的分解有很多优势。第一，它可以应用于任何不平等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等相对不平等指标，以及如科姆（Kolm）指数等绝对不平等指标。第二，它可以在数据允许的范围内控制尽可能多的变量，因而分解结果较之传统分解方法更加精确和可信。例如，在分析性别歧视时，我们就可以控制住教育和年龄等变量。第三，与传统的按照因素分解不同，收入无须表达为其组成部分的严格加总，虽然因素成分等式可以被当作没有残差项的回归模型处理。最后，它对回归方程也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是高度非线性的，可以包含交互项，还可以是联立方程中的一个模型。　　毋庸置疑，在收入差异及其分解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国际上研究收入分配和贫困的重要机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启动了“中国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研究项目。我要感谢该项目的两位主任万广华教授和蔡昉教授，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和管理才能，为本项目作出了贡献。他们成功地于2005年4月在北京组织了国际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高质量论文集。该书的作者们采用不同的分析手段，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困问题做了认真而严肃的探讨。我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对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都将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