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的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席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本书是一部学术思想论集。全书共收文四篇，约6万字。《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季羡林与吐火罗语研究》是对季羡林先生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领域的分析与评价，《季羡林教授学述》是对季羡林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整体评价，《陈寅恪与季羡林》是把研究领域相对接近的陈先生与季先生作一比较研究，以昭示我国两代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际遇与成就。季羡林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浓厚、视野广阔，其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佛教史、中印关系史、西北史地研究、敦煌学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正是由于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太广、太艰深，不仅一般读者不能真正理解，甚至专业的研究者也很难对季先生的研究作一个全面的分析与评价。钱文忠作为季先生的学生，继承了季先生的衣钵，在青年研究者中已经是傲视同侪的佼佼者，由他来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一个分析与评价，正是不二的人选。本书所收四篇论文，正好填补了此一空白。

前言

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季羡林与吐火罗文研究－－恭贺恩师九十华诞

季羡林教授学述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吐火罗文”，这门连名字至今都未必可以算是确定了的稀奇古怪的语言，它的发现和解读、研究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位德国的天才学者Sieg和Siegling，根据吐火罗文的数词、亲属名称、家畜名称和人体各部分的名称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完全对应这一事实，首先确定它属于印欧语系。从地理位置来看，既然吐火罗文残卷仅在中国西域有所出土，那么，它似乎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支；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它表示数字“100”的字，在它的A方言里作kant，B方言里作kante，都等于拉丁语的centum。再加上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语言特点也都指明，它又应该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即相对于东支的"satam”语言的西支~centum”语言。这就给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出了一道真正的“世纪难题”。由此还引发出众多的其他难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印欧语系原始部落起源地的问题。吐火罗文的发现、解读给这个本来就众说纷纭的老问题之火加上了一勺新油：印欧语系原始部落起源于亚洲的老说法，似乎得到了某种有力的支持。当然，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对于这门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很近，而在语言系属上却又离我们很远的语言，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我国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了。王国维在名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所收《静庵文集续编》)里写道：

及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队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写本尤夥。其中除梵文、怯卢文、回鹘文外，更有三种不可识之文字。旋发见，其一种为粟特文，而他二种则西人假名之曰第一言语、第二言语。后亦渐知为吐火罗语及东伊兰语。此正与玄奘《西域记》所记三种语言相合。粟特语即玄奘之所谓■利，吐火罗即玄奘之睹货逻。其东伊兰语则其所谓葱岭以东诸国语也。当时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其遗物。惜我国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有相关笔记留存，具体可参见先生的《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收人《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272—285页)、王国维等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新疆吐火罗文残卷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吐火罗文残卷的出土数量虽然不大，但是已经足以冲击比较语言学、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人华史等等领域中的既有陈说了。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学术界已经处于落后的地位了，所以慨言“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幸运的是，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的季羡林先生终于在德国学会了这门语言，并且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或者毋宁说不幸的是，虽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学者利用相关的吐火罗文解读、研究成果，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获，但是，从发现吐火罗文至今差不多一个世纪，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将吐火罗文研究视做解决其他相邻问题的手段的同时，而又能够从语言学，特别是比较语言学出发，将吐火罗文语言本身作为研究目的的，却仍然只有先生一人而已。换句话说，多少年来，先生独自支撑着吐火罗文残卷的出土地——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这个事实，不能不令后来者为之汗颜。P68-71

对我来说，为这样的一本书写前言，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此时，我心中洋溢着对我的中学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的感恩之情。能够在成长的关键阶段领受这样一位伟大的教师的教诲，是我人生的幸运。郝老师开启了此前懵懂的我的心智，让我感受到学术，特别是历史学的诱人的美丽。郝老师习惯在讲课前漫谈几分钟，向学生们介绍课本、课堂以外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至今余音袅袅，其味无穷。我从这些匠心别具的漫谈中深受教益。偶然一次课前，郝老师提到中国的梵文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而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也年逾古稀了。郝老师大概也没有也不会想到，这寥寥数语竟然促使我开始和季羡林先生通信，并且从此决定了我的人生。郝老师早已退休了，我不止一次地对同样酷爱历史的我的儿子儒亭说：恐怕你很难，或者几乎再也不可能有你爸爸这样的幸运，遇见象郝爷爷这样的中学老师了。我由衷地希望我的恩师郝陵生先生健康长寿。

二十二年前，我参加高考，对于全家人来说，如何选择我的志愿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的父亲毕业于英语系，但是一直在对外经贸领域里工作。这是一个在当时首屈一指的热门行业，我的很多同学就是以此为首选志愿的。但我的父亲完全没有子承父业的俗见，彻底尊重我的志愿。父亲甚至还邀请了所在单位的一些四九年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一起为我出主意。此后，无论我身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我的旅程平坦还是坎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我的父亲一直默默地、有力地站在我的身后，为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承受了太多太多。同样为我操够了心的，当然还有我的母亲。如果真有来世的话，我希望我们还是一个家庭。

这篇前言里所表达的感激之情是依照我走向梵文研究领域的时间为序的，当然并不能代表感激的浓淡深浅，而且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无从比较的。

不会再有比在北大追随恩师季羡林先生更幸运的事情了，有这段记忆伴随我的人生，我深深地感谢上苍。恩师和我当然是师生关系，但是，同时还有一份浓郁的祖孙之情。在那些岁月里，我完全是恩师的事业、恩师的家庭的一份子。这里收录的四篇文章，并不是我发表的和恩师有关的全部文字，还有更珍贵的、更足以反映恩师风骨的记忆，我还不能、也没有形诸文字。

今年已是九十五岁高寿的恩师，身体依然非常健康，精神依然非常健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大幸。然而，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上苍对我个人的恩赐和眷顾。恩师是我这艘飘零小舟的缆绳。恩师系着我，使我心里永远有岸。

恩师依然每天笔耕不辍，为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燃烧着自己。新华社发表了2006年11月13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其中，温总理讲道：

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我坚信，恩师自己多次讲过的“相期以茶”绝不仅仅是相期而已。对我而言，季门立雪更不会仅仅是一个书名。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