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导演的队伍中，桑弧是一位茕茕孑立的个数：他的影片没有黄钟大吕的宏亮，亦没有交响乐的激昂，而更接近于一把悠扬的胡琴，平缓却委婉地演绎着凡俗的小曲。本书是一部我国著名的电视艺术家桑弧导演的电影理论文集，全书分编导篇、剧评篇、怀人篇、随笔、新闻作品几个部分介绍了他相关的文章，适合电影工作者及电影爱好者阅读。

本书是一部我国著名的电视艺术家桑弧导演的电影理论文集，全书分编导篇、剧评篇、怀人篇、随笔、新闻作品几个部分介绍了他相关的文章，适合电影工作者及电影爱好者阅读

            编 导 篇

回顾我的从影道路 

关于《教师万岁》

《人海双珠》题记

拍戏随笔

《假风虚凰》电影对白台本

《祝福》导演阐述

谈谈戏曲片的剧本问题

《魔术师的奇遇》完成台本

电影导演讲稿

《子夜》导演阐述

中国电影要走民族化的道路

 ——从重看几部默片想起

关于《鹿铃》

《邮缘》的创作意图和拍摄实践

从《红衣少女》谈到中国女导演群的崛起

我导影片《蔡元培生平》

            剧 评 篇

“捧麒”的时代意义

建立东方的舞剧

与张古愚先生论“京”“海”的界说

《徽钦二帝》预赞

从“蓄势”说起

 ——关于电影《香妃》

从《青风亭》说起

 ——与大郎论悲剧

            怀 人 篇

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我所认识的茅公

我所认识的夏衍同志

追怀朱石麟先生

三坛酒

我心目中的胡蝶

             随  笔

《雷雨》演后

怀海篇

从天童回来

绍兴散记

云栖的竹和茶

回忆列宁格勒

闽南归来

 ——金鸡奖评奖随笔

         新闻作品

沈九成先生访问记

我们的体育设施究竟该怎样

 ——迎世运选手归来

正金银行墙上的炮弹

二小时募集雨衣记

今日的中国影界

             附  录

我对中国电影的前途充满信心

桑弧访谈录

浮世的悲哀

我和桑弧的创作友谊

《哀乐中年》：经典中的经典

《假凤虚凰》赏析

桑弧导演引领我进摄影棚

桑弧影事年表

后记

《教师万岁》是叙述两个青年教师办学的故事，由韩非、王丹凤主演。当时沦陷区物价飞涨，市民生活很困难，囤积居奇之风盛行。韩非饰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袁铭，他被介绍到一所弄堂小学去任教。那个学校的校长是一个开“学店”的老手，他一方面囤积居奇，一方面苛刻教师待遇。袁铭看不惯校长的作风，他和低年级女教师李瑛(王丹凤饰)和老年国文教师方寒汀(孙芷君饰)比较谈得来。袁铭常常向他们发牢骚，李瑛劝慰他不要期望过切，方寒汀则认为当小学教师只好逆来顺受。某次，袁铭班级的学生黄小毛不慎把墨汁溅污了同学杨冲的衣服。杨冲依仗自己父亲是一个厂主，而黄小毛的父亲是厂里的工人，便趁黄小毛向自己道歉的当儿，打了他两记耳光。黄小毛忍痛不敢还手。袁铭看了杨冲的野蛮行为，出来主持公道，却被校长借故解职。袁铭愤然离开了学校。李瑛不满于校长讨好厂主的荒谬措施，也决定辞职。于是袁铭和李瑛决心用自己的努力，到工厂区办一所工人子弟小学，来实现他们的抱负。不久，方寒汀也跑来参加他们的学校，因为方寒汀发觉他所信奉的逆来顺受的日子也混不下去了，他宁愿和袁铭、李瑛一起苦干。就这样，他们经历了种种困难，把学校坚持办下去，并且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

1945年初编导的《人海双珠》，讲的是一对姐妹的故事。林若兰(卢碧云饰)和林若芹(王丹凤饰)姐妹俩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她们幼年丧父，母亲又体弱多病，而一个哥哥又因肺病去世，遗下寡嫂和侄儿，因此主持家计的重任就落在若兰身上。她在一家银行做小职员，与一个男同事方一鸣(徐立饰)感情很好。若兰生日那天，她请方一鸣来家吃午饭，若芹热心地帮姐姐招待客人。但临时忽然来了一位乡下老太太，她是若兰的奶妈。她过度的热心使若兰十分难堪，因为她口没遮拦地对方一鸣讲了许多若兰幼时的蠢事，使若兰羞窘无地。这一顿饭几乎吃得不欢而散。方一鸣想和若兰好好谈一下，他约若兰当天晚上到外面去吃饭，言辞间不免流露一点埋怨情绪，使若兰看出他对她的家庭状况不满。出于女性的自尊，她竞和他闹翻了，方一鸣很后悔。生活的担子一天比一天沉重，若兰病倒了。这时银行里的王经理丧妻不久，正在物色续弦对象，他对若兰很有好感，便拜托方一鸣去求婚。方一鸣心想王经理和若兰年龄相差这么大，她决不会答应这门亲事。他跑去探望病中的若兰，顺便把经理托他做媒的事告诉她。他原以为她绝不会同意的，不料若兰竞同意做经理的续弦。方一鸣以为她还在跟他怄气，若兰却说自己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快怏而去。这件事被若芹知道了，她不愿姐姐牺牲自己来换取全家生活的安定，决定辍学去找工作来减轻姐姐的负担。她毅然打电话给王经理，宣称她姐姐所答应亲事作罢。同时，在若芹的努力斡旋下，若兰和方一鸣终于言归于好。

在《人海双珠》拍摄期间，老友柯灵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浮世的悲哀》。文中说：“我喜欢的是这片名的前两个字。把人和海联在一起，有一种人生的浩瀚和渺小交织起来的深邃感。……多平凡的浮世的悲哀啊!它像是一面看不见的网，却几乎笼罩着无极的时空。……桑弧又到徐家汇去了，为了他的《人海双珠》，听说整晚都在摄影场上辛苦工作。希望他快乐，创造与劳作应有的快乐。”当时柯灵自己的处境十分艰险，他还关心我的创作，我永远铭记他给予我的相濡以沫的友情。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侵占“孤岛”后，上海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并没有停止。中共地下组织采取正确的城市工作路线，在日伪统治区，广泛发展统一路线，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向敌人作更隐蔽的斗争。这在戏剧战线上(包括话剧和戏曲)表现尤为突出，斗争方式也更为曲折巧妙。

在话剧界，费穆领导的上艺剧团，佐临领导的苦干剧团，戴耘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动员李伯龙组成的同茂演剧社，唐槐秋领导的中旅剧团，先后把卡尔登戏院、巴黎电影院、金都大戏院、丽华大戏院、金城大戏院等作为据点，公开演出。当时剧团同仁的工资收入极少，大家节衣缩食，共度难关。

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在日伪统治的上海沦陷区，话剧演出相当繁荣。较受欢迎的剧目如费穆编导的《浮生六记》、《杨贵妃》、《梅花梦》、《红尘》、《蔡松坡》；佐临编导的《梁上君子》、《荒岛英雄》、《金小玉》(李健吾编剧)；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的《飘》；石挥编导的《云南起义》；杨绛编剧、姚克导演的《游戏人间》；同茂演剧社在金都演出的《君子好逑》、《风雪夜归人》、《大地》、《弄真成假》、《魂归离恨天》；由同茂改名的国华剧社在金都演出的根据夏衍原著改编的《上海屋檐下》；唐槐秋领导的中旅剧团在丽华大戏院演出的于伶编剧的《葡萄美酒》；周贻白编剧、唐槐秋导演的《连环计》；姚克编剧、顾仲彝导演的《清官怨》等。至于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曾被不同的作家改编，在话剧舞台上演出。

上海话剧界联合在兰心戏院举行“追悼仇铨纪念公演”，演出曹禺名作《日出》，由费穆、佐临、吴仞之、朱端钧分任一至四幕导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此外，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也曾被各剧团反复搬上舞台。应该说，剧目相当丰富多彩，满足了沦陷时期上海广大观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柯灵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一文中曾这样写，“……真正能征服观众，持久地吸引观众，并不断为新兴的话剧艺术争取和扩大观众的，还是那些严肃认真地面对人生，决不忘记艺术庄严的创作与演出。而整个上海沦陷时期，这种创作与演出，始终占着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这样特定的环境里，也没有脱离中国进步话剧运动的轨道。这是应当怀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加以记录的”(引自《剧场偶记》第27页)。

至于戏曲界的集体活动，有以“上海伶界联合会贷学金义演”的名义在兰心戏院演出的平剧《信义村》，由周信芳、伍月华、林树森任顾问，演出团体“艺友座谈会”也是由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此外，由袁雪芬、范瑞娟、徐天红等组成的雪声越剧团，在九星大戏院陆续演出越剧《新香妃》、《红粉金戈》、《太平天国》、《黑暗家庭》等，并建立编导制度，在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进行革新，为越剧改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重庆国民党政府派了大批接收大员来上海接管敌伪产业。“华影”及其下属各单位也被接管了。过去曾在“中联”或“华影”工作过的一部分人，被认为有汉奸嫌疑，二时没有工作。当时朱石麟先生生活很困难，心情也较苦闷。1946年朱先生应香港大中华公司蒋伯英之邀，到香港去工作。在此后的21年间，他先后为大中华、永华、龙马、凤凰、长城等公司编导了70多部影片，奠定了国语片在香港的基础，并且培养了许多年轻的编导人才。不幸“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波及香港。朱先生在永华公司导演的《清宫秘史》受到姚文元的批判，朱先生精神受刺激过度，于1967年1月去世，终年68岁。

“文革”结束后，影片《清官秘史》和编导姚克、朱石麟均得到平反昭雪，但如果不是这一场浩劫，朱先生还可以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更多贡献，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1994年8月，我和刘琼、岑范、黄绍芬等同志，曾应江苏省太仓市有关领导的邀请，去瞻仰朱先生的故居。站在朱先生诞生的那问平屋前，我们缅怀朱先生的坎坷的生平，引起了无限的哀思。

P8-11

          谦谦君子，大德不酬

               ——怀念桑弧导演

                   吴贻弓

今年3月初，我和黄蜀芹导演在瑞金医院不期而遇，原来都是即将进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为预防“非典”去接受某种疫苗的接种。黄蜀芹告诉我桑导演因病正在这里住院治疗，于是就和她结伴一起到病房去探视，那天正好师母也在。桑导演虽然已住院多日，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和黄蜀芹怕他劳累，略坐了片刻就告辞出来了。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和桑导演其实并没有多少交往。一来他是前辈，高山仰止；再则我跟过许多老师，当他们的学生和助手，但机缘不巧，惟独没有跟过他。惟一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就是1982年3月我有幸和他一起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

1982年3月，距今已是22载有余。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才过去两年，改革开放的巨潮正悄然从广东开始掀起，全国各地包括上海还处在孕育阶段。可以说，那一次高规格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是在经历了长期封闭之后的第一次。

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踏出国门。对于代表团里其他成员来说，虽然也是“文革”后的首次，但在“文革”前他们都有过出访的经验。桑导演自不必说。然而毕竟已是十多年了!十多年的空白对于一个人的认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尽管我们去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当时所谓“第二世界”的末流国家，但是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仍然令我们“大跌眼镜”。除了他们精湛的文化设施和驰名的古迹以外，我们在参观纯属资本主义的菲亚特汽车制造厂时，还领略到了那里先进的职工福利和职工教育的情况；在参观葡萄园和农庄时，更看到了那里城乡生活的差距远不像我们那么明显；我们还乘车驰骋过几乎十多年后才在中国开始出现的那种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对于“外面的世界”这些出乎意料的发展现状，我们都只有用“惊异”两个字来形容。记得从菲亚特公司出来的时候，桑导演曾带着无限感慨对我说：“看来我们对‘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要有一个重新认识才对。”呵呵，这在当时可真是一个极大胆的甚至是有点“出格”的思想啊!然而桑导演在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也许，我想，那时在桑导演心目中，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期盼了吧?

除那次以外，我再没有和桑导演合作的机会，但从与他合作过的同辈人口中，我却能经常听到对他遇事沉稳的赞誉。无论什么事，在他那里总能得到合理的化解。比如他能以常人难能的平常心对待摄制组里一切繁杂的事务，哪怕天塌下来，他都稳得住。他有一句名言：“戏再难，只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总归拍得完的。”别人急，他不急，笃定泰山，有条不紊。他说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不焦不躁，我几乎想象不出他如果发怒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几乎从不发怒。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人充满善意和尊重的大艺术家心里十分有底气的表现。这一点我一直在学，却至今仍不能及其万一。

在桑导演的作品年表里，有一部如今的年轻人大约已比较陌生的影片，叫《有一家人家》。我提到这部影片并不因为它在桑导演的创作生涯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是因为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所占的特殊地位。我在一篇自述的文章里曾经提到，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家有每年农历除夕要阖家到电影院去观看一部国产片的习惯，1951年除夕，我们全家一起观看的就是这部《有一家人家》。当然，那时候我还不可能知道我长大成人以后会有幸认识这位受尊敬的导演，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残存着“很好看”这个当时的寥寥的印象，影片的内容已经模糊了。但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是我和桑导演的缘分，也是我和电影的缘分。后来，及至到很后来，我才由于专业的原因，从《太太万岁》、《假凤虚凰》、《哀乐中年》、《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魔术师的奇遇》、《她俩和他俩》、《子夜》、《邮缘》、《女局长的男朋友》等一系列作品中真正认识了他，并渐渐体会到在他的作品里自然而然突显出来的那种从平凡里提炼隽永，在细微中开掘深邃的艺术境界和高超的本领。但是对于这一切成就，桑导演本人却是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张扬过的。

桑导演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集邮，为此他还拍过一部电影《邮缘》，就是从集邮引发出来的故事。我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的这一爱好的，那是因为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是上海集邮协会的秘书长。那位同学告诉我，桑导演作为集邮爱好者，是上海集邮协会的一位老资格会员，在协会中颇有影响，上海集邮界很多人都知道他。后来我和桑导演偶尔谈起集邮协会的事，他不禁兴致勃勃，以为我也是此道中人，殊不料我对集邮一无所知，完全是个门外汉。不过，我倒是从他那里学到了除邮票以外，还有什么首日封、纪念封、实寄封之类的许多关于邮品的知识。从那以后，凡我参加一些国家重大活动，比如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开幕式等等，我都会在会议当天给他发去一枚盖有纪念邮戳的实寄封。每一次，当他收到我的邮寄品时，他都会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给我一封亲笔回信以示谢意。小小不言，劳他如此看重，每每令我感动。桑导演对晚辈的温良和为人之恭俭由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桑导演为人一向谦和，这是有口皆碑的。最令我钦佩不已的是他那与世无争的贤者风范，他从不索取，只是默默耕耘。如今，这位谦和的前辈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坦荡地离我们而去了。“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这是那天我们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挂在他遗像边上的一副挽联，这挽联最终向人们昭示了这位贤者一生的平凡轨迹。但那轨迹真的就只是平凡吗?当我在心里默默复念着这两行文字的时候，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在想，我们的确是失去了一位再平凡不过的同志；同时，我觉得，我们无疑更是失去了一位忠厚的长者，一位堪称大德不酬的谦谦君子，一位在中国电影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一生的巨人。

桑弧导演，我们会记住您的!中国电影会记住您的!

                        2004年9月22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