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智慧、有感悟、有学问、有心计……读活了历史也就读活了自己。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不仅男人要读，女人也要读。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是，怎么去看这个镜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本书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研读，罗列了一些对于谋位、管理、保身、修身、女人的一些史学观点，并得出相应的读史经验，相信对于历史爱好者有一定的帮助。

本书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研读，罗列了一些对于谋位、管理、保身、修身、女人的一些史学观点，并得出相应的读史经验，让读者可以通过这些鲜活的历史故事，了解历史最真实的一面。

第一篇 谋位

1.人心与天下

2.悲情刺客天子

3.“真胡人”与“假汉人”

第二篇 管理

1.南朝从此没落

2.两位相似天子的不同命运

3.黄粱一梦小“同光”

第三篇 保身

1.兄弟与君臣

2.北朝的“国史谜案”

3.“归隐者”的功名之路

4.“长乐老”的“通权达变”

第四篇 修身

1.自律英雄

2.罕见的“诚信之战”

3.刺杀还是谋杀

第五篇 女人

1.非有空穴不来风

2.江山美人谁抉择

3.女人与政治

                 1.人心与天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

天下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人不成其为天下。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天下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他自然也就得到了天下。

所以自古以来真正有志于天下的人都十分注意收取人心。刘邦当初兵进成阳后.立即废除了秦朝的苛法酷刑，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使饱受秦律之害的关中百姓无不欢欣鼓舞，都希望刘邦长留关中为王。这时候的刘邦已然得到了关中的民心。后来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刘邦本身实力与项羽相差很远，但他有天下百姓的拥护做坚强的后盾，所以他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夺得了天下。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人心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得人心者得天下。

人朝

刘宋王朝在立国半个世纪后，终于步人了帝国的晚期。

公元474年，江南刘宋王朝的宋明帝刘或死了，临死之前他为他的儿子——年仅十岁的刘昱认真地做了最后一番政事安排，也即是任命了褚渊、袁粲、刘动、蔡兴宗、沈攸之等为顾命大臣，以辅佐年幼的皇帝。

公平地讲。宋明帝这一次政事安排颇有些可取之处，甚至还可以说它几乎算得上是宋明帝为政八年中唯一的一次政治亮点。要知道宋明帝是刘宋王朝中一位以猜忌忍虐而著名的皇帝，在他执政朝廷的这些年里，因为他的好鬼神、多忌讳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诸如宠幸佞臣、奢侈过度、残杀宗室及大臣等等弊政已经使得刘宋王朝日益荒糜下去。然而宋明帝临死前所做的这次政事安排却显然与他以往的作为有些不同，他所选中的顾命大臣中的褚渊、袁粲等人在宋明帝死后的新君朝廷中施政宽宏，力行节俭，一时之间颇有欲扭转宋明帝晚年以来弊政的气势。已经残破不堪的刘宋王朝这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丝复兴的希望。

但世上的事往往是福祸相倚，利弊伴生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宋明帝这一次看起来颇有些可取之处的政事安排，后来却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两件事情的发生，而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与发展却最终造成了与宋明帝稳固刘宋皇权的初衷恰恰相反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次政事安排拉开了南朝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序幕。

两件事情中的第一件就是由于顾命大臣之一的褚渊的举荐，使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从此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这个人就是后来取代了刘宋王朝而建立了南朝第二个政权——萧齐王朝的萧道成。

萧道成得以进人刘宋王朝的权力中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萧道成出身军旅世家，自幼便随其父萧承之东征西讨，为刘宋王朝立下了不少军功，例如在宋明帝一朝时，萧道成曾率军连续扫平了会稽太守浔阳王刘子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及晋安王刘子勋等三次军事叛乱。但自来皇帝最担心的就是臣子们功高震主。萧道成所立的军功越多，却也越来越受到了宋明帝的怀疑，而且就在萧道成军功愈盛的过程中，宋明帝还听到了民间有“萧道成当为天子”的传言.这无疑更增加了宋明帝的疑心。

萧道成显然也是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所以他很注意韬光养晦，他加倍小心地应对着来自宋明帝的猜忌，这段时间中有两件事的发生似乎正可说明他处境的危险以及他韬光养晦的自我保护意识。

一次是宋明帝派遣冠军将军吴喜带着自己封赐的“银壶酒”前往萧道成的驻地向萧道成赐酒。当时皇帝赐酒往往可能是鸩杀的意思，但萧道成接受了赐酒之后立即当面饮下以示对皇帝毫无疑惧戒备之心。吴喜回来后把这件事传达给了宋明帝，宋明帝因此而对萧道成的怀疑大大减轻了。

再有一次是宋明帝担心萧道成拥兵自重而下令把他征调入京城。因为宋明帝多次诛杀宗室及大臣，所以萧道成的部下大多劝萧道成不要就征入朝，而萧道成却考虑到宋明帝诛杀宗室不过是为了保护年幼的太子而采取的措施，与自己并无关系，而且如果自己不奉调入京却正会使宋明帝对自己产生怀疑，所以他对部下说：“现在正应当急速应征人京，如果出发晚了是会受到皇帝怀疑的。”他立刻动身来到了京城建康。不久，他被授予了散骑常侍和太子左卫率的职衔。这两个头衔还远在朝政的权力中枢之外。

虽然因为萧道成一贯的韬光养晦措施使得宋明帝逐渐减轻了对他的怀疑。但从宋明帝将拥重兵于藩镇的萧道成调入京城却又并不让他参与朝廷机要这一过程来看，宋明帝始终还是对萧道成不放心的。不过萧道成最后还是进入了刘宋王朝的权力中枢，就在宋明帝临终前。已受命担任顾命大臣之一的楮渊向宋明帝举荐了萧道成。也许是由于对褚渊的信任，也许是鉴于萧道成以往的功劳以及他多年来韬光养讳的表现，宋明帝任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并领卫尉.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动共掌机事。正是以此为契机，萧道成的政治生涯开始了新的一篇，此后他的地位不断上升，直至最后取代刘宋王朝建立了南朝的第二个政权一一萧齐王朝。

平叛

因宋明帝临终前所做的政事安排而导致的另一件事是宋明帝死后两年。也即是公元474年发生的一次极为酷烈的军事叛乱。这次叛乱的发起者是其时身为刘宋王朝宗室亲王的桂阳王刘休范。

前面讲到过。宋明帝刘或是刘宋王朝中一位极其猜忌忍虐的皇帝。而且他的猜忌忍虐在他晚年的时候愈加变本加厉。他当初是因为一场宫廷政变而登上皇位的，所以终其一生，都在担心其他的宗室亲王会效仿当年的他而做同样的事情。这种猜忌之心最终促使他在晚年对诸位宗室皇弟展开了残酷地屠杀。他前后在位共八年，几乎杀尽了所有在他看来可能危及自己儿子皇位的宗室皇弟。

但历史似乎是在有意与宋明帝开一个玩笑。他千防万防，并且将他的诸位皇弟屠戮殆尽，然而在他死后两年发动叛乱的却是在他的残酷屠杀行动中唯一漏掉的一位皇弟。

桂阳王刘休范之所以能逃脱宋明帝晚年的屠杀，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宋明帝的眼中看来，刘休范是一个“人才凡劣”的人。当然这也许只是刘休范针对形势所故意做出的韬光养晦之举，但无论如何，猜忌残忍的宋明帝，终因自己这一主观认识而放过了刘休范。

宋明帝死后不久，正是这个“人才凡劣”的桂阳王挑起了一场酷烈的叛乱。

宗室亲王的凋零，使刘休范以为凭自己在宗室中独一无二的尊崇地位会在宋明帝死后理所当然的成为新君朝廷的宰辅，因此当宋明帝最终顾命大臣的人选名单公布之后，刘休范的失望也是理所当然的。也许是多年来的隐忍随着宋明帝这一最大阻碍的消失而得以释放，刘休范由失望而怨恨，由怨恨而愤慨，终于，他决定发动叛乱。

刘休范的叛乱并非急促而发。刘休范采纳了谋士许公舆的建议。先行仗义疏财，收揽人心，同时收养勇士，缮治军械。在做了一番充分的准备后，这才公开叛乱。

出师总要有名，正如汉代“七王之乱”时声称要“诛晁错”，唐代“安史之乱”时声称要除掉奸相杨国忠一样，刘休范出兵的理由是“杨运长、王道隆蛊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无罪被戮。望执此二竖。以谢冤魂。”杨运长时任员外郎，王道隆时任右军将军，这两人都是当时朝廷里的实权人物。刘休范称其举兵不是要反叛朝廷，只是要除掉皇帝身边的两个“坏人”。简而言之，刘休范的叛乱还是借用了历代反叛者所最常用的理由——“清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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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平民化"

近年来似乎很流行“平民化”，从超女的平民化选秀，郭德纲的平民化相声，一直到当前易中天的平民化历史。与“超女”、“相声”的平民化基本上属于纯娱乐的性质不同，由于历史本身作为一门古老人文学科的特点。它的“平民化”似乎更多了一份特别的文化意义。而且如果把历史以往所遭受的冷遇与时下坊问历史类书籍的火爆相比照来看。似乎更可见这种意义的重大。

所谓历史的“平民化”。主要是指时下历史著作相对于传统历史著作在解读方式上的变化，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不再单纯标榜客观来对历史事件做简单的罗列与生硬的分析，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以作者介入的方式，用自己的理解和语言来对历史进行全新的解读。

关于历史的“平民化”有着很多的争议，若从争议者各自的立场与出发点来看，每一种观点都自有其理由，很难说哪一方能真的驳倒另一方，但抛开这些争论不谈，只从历史做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来看.它的这种“平民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史的意义所在。说到底还是它所能提供给后人的借鉴作用，而这种借鉴不仅是指北宋神宗皇帝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所说得“有资于治道”，这充其量只是历史借鉴的一部分而已。历史从来都应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它的借鉴作用自然也应该是针对最广泛的普通百姓，但这就涉及到如何使历史的借鉴作用对普通百姓实现的问题。

历史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其本身的记录方式从一开始就不是“平民化”的，所以若要实现它对“平民”的借鉴作用，首先便面临着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而时下的历史“平民化”写作方式，恰恰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有人曾分析当前历史书籍的火爆现象说：“历史永远不会过时.关键在于要触动当代读者心中那根心弦。”这话说得不错。任何图书的存在、流行，甚至成为经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当读者的心弦一经拨动，随着情感的音符滑入到每本书籍的字里行间，那么即便是再古老再晦涩的事物，也已拥有了它最鲜活的生命。这也正是所谓历史的“平民化”。

历史的“平民化”之路由来已久，远者不说，近人之中，史学者如钱穆、黄仁宇；非史学者如查良镛、易中天都曾对历史做过“平民化”解读的尝试，尽管他们因自身诸多因素的不同而使得他们解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解读方式却都具有着“平民化”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从“人性”角度出发，以自我感情的溶入来触动广大读者的“心弦”共振。

查良镛先生曾于一九七五年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洋洋洒洒数万言，既阐明史事，亦饱含情感。对这篇文章，查先生曾自言：“《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种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不完全站在旁观者的地位上的写作方式，正是由传统历史写作范式中走出，将生冷的历史赋予人性的“平民化”表达。

历史的“平民化”解决了历史向广大平民百姓传达的问题。接下来，历史借鉴作用的最终实现，就是广大平民百姓对已经“平民化”的历史进行自我的解读了。

2003年12月，南方某报记者在采访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中的讲解者之一，著名的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学习历史有哪些作用呢?”对此，钱教授回答道：

“……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是，怎么去看这个镜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你看得是不是准，是不是真实，你理解的对不对，深刻不深刻，以及你能不能从历史提供的这个借鉴当中学到发展的趋势。那是另外一回事……”  钱教授的回答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智慧。

诚然如是，尽管从宏观角度来讲，通过对历史的研读，每个人都可以学得个人发展、个人保护以及做人做事的经验，但具体到每个人这种微观的角度，却又总会是具体而微，不尽相同。归结到底，还是一句话，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的一切风云变幻，且由笔者道来，再由读者想去吧!

                 二○○七年一月于南京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