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散文随笔集。是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走出象牙塔，书写性灵，议论时事的文章结集。其中既有对宏观学术研究的讨论，也有对自己内心感悟的抒发，还有一组为大众读者写的谈对联的文字，让读者体会到钱文忠作为学人的另一面。

本书是一本散文随笔集。共42篇，约6万字。大部分学者深居于象牙塔内，只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而极少对专业以外的事发表言论。既使自己的经历、感悟，也很少形诸文字。当然这是因为学者专注于自己的学问的缘故，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陌生感、神秘感。本书是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走出象牙塔，书写性灵，议论时事的文章结集。其中既有对宏观学术研究的讨论，也有对自己内心感悟的抒发，还有一组为大众读者写的谈对联的文字，让读者体会到钱文忠作为学人的另一面。

王元化先生与莎剧

“国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国故与新知的称星

又一代人的学术史研究

怛逻斯之战

也说文化接榫期

俗文学·民间文艺·文化交流——读美国梅维恒教授的三部近著

出入世间：宗教与商人

年代——历史学的终结？

命缘之间

如此“整理”

“精选”与“集粹”——《蓟门散思》编后记

延华学于一脉——《华学》(一)读后

真实的北大

神秘的千年古城楼兰

能不忆敦煌

还是要学好文言文

历史，无法抗拒假如的诱惑

比大小和看热闹——也说《冰海沉船》的泰坦尼克号

对子的起源

对子与语文程度

联圣大方

袁世凯父子与联圣大方

张伯驹与对联

苏东坡的巧对

也说纪晓岚

章太炎的对子

尽显风云际会

缺度胸襟毕现

进退皆成对联

民愤隐于对联

褒贬不只在对联

异音同字联

后记

王元化先生与莎剧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王元化先生在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上曾经引用歌德这句话，赞叹莎翁的戏剧不仅涵盖了浩瀚的人生，而且蕴含了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与日月而同久，保存着尚未被揭示的意蕴，展示着尚有待认识的哲理。在花几个夜晚读完了元化先生与夫人张可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共同翻译(其实远远不止是“翻译”)的《莎剧解读》之后，窃以为这句话也可用以形容两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与莎翁隔世相契的精神因缘。

元化先生坦承他这一代人的文学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化观念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摆脱具有强烈意图伦理、多重功用的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青年时代的元化先生不能接受莎翁古老的语言表达方式、繁缛的隐喻与双关语、多少略带矫饰略显造作的技巧，把莎翁看作一位已然过时的伟大天才，当然也就不可能领悟莎翁洞见人类心灵的深邃观察力。1930年代末以及整个1940年代，元化先生沉浸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之中。在光芒四射的俄罗斯文学思想家中，对黑格尔独具慧心的别林斯基用自然派来命名果戈理时期的文学现象，精辟论述并系统阐发了以人道主义为内容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他的艺术鉴赏力在出自学识的同时，更多地源自思维活动中特具禀赋的领悟能力，不仅深深吸引了元化先生，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为元化先生后来走近莎翁预设了精神桥梁。

1950年代初，元化先生读了梁译《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撰写了《汉姆莱脱的性格》，开始认识到莎剧的耐人寻味，决非俗文俗作之可比，汉姆莱脱的犹豫迟疑促使元化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加以思考。时代与思绪一同走到了50年代下半期，元化先生和夫人长达二十年的磨难开始了。我们这一代是无法想象两位老人的痛苦经历的，但是，从惨遭迫害丧失了读写能力的张可先生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历历在目。以待罪之身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元化先生在获准读书之后，将读书范围集中在马克思、黑格尔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方面，以极其刻板的方式争分夺秒全神贯注地读书。莎翁对人及其灵魂的描写震撼了元化先生。无数人在仓皇告别或逃离理想主义的名义下背叛了理想，莎剧展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德国古典哲学蕴含的思辨力量为元化先生提供了坚守理想的无穷动力。元化先生从《奥瑟罗》中感受到了“珍惜自己的名誉，固然令人钦佩；珍惜公正，则更令人敬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化先生采取了相互联系、彼此参照的方法来阅读上述三位伟人的著作。比如，1953年版郭王合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五节提到门纳尼亚斯·阿格列巴的“无稽的寓言”，译者无注，元化先生在《科利奥兰纳斯》里找到了出典；《思辨随笔》中收入了诸如“黑格尔论莎剧的偏见”等条。其实，这又何止仅仅是读书方法的问题，元化先生说过：“等到我从黑格尔美学中理解到形象的表现方式正是艺术家感受和知觉的方式，我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原载《青年报》1998年4月24曰)P1-4

我必须完全照抄《人文桃花源·后记》起首的一段文字：

这本小书所收入的文字，一部分是旧文，一部分是新作，按照某种“同类”的感觉编排在一起。这个工作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社长王为松先生，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亮先生提出基本意见，随时和我商量，我不仅完全同意，而且对他们两位心怀感激。

书名的来历也大致和《人文桃花源》相同：来自于书中收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别考虑。

我对当下的“国学热”的看法，和大家不怎么一样，似乎缺乏佛家的“随喜”的精神，因此，大概颇不讨人喜欢。我平时是很愿意“随喜”的，偏偏在这件事情上勉强不来，这也是无可如何之事。同时，“国粹”之类的说法，也让我感到确定预设的困难和麻烦。但是，我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文化悠久的国家，总还是有“国故”的。而“国故”虽然古老和沉重，却也应该可以为我们后人带来“新知”；“新知”尽管稚嫩和轻扬，却也未始不可以调兑“国故”的陈酿。当然，这也是说说容易罢了，真要做起来，恐怕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就用“国故新知”作为书名。

我还要感谢最早发表这些文章的报刊和编辑，感谢为这本书设计了清雅封面的周夏萍女史，以及题写书名的多年的朋友L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