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瓷器、玉器、书画……这许许多多的文物宝藏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人曾经不惜重金甚至生命去珍藏、保护它们,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付出,才使无数国宝得以为后世品鉴、观赏。这些被后人称作收藏家的人,在他们的收藏道路上历尽坎坷艰难,既有豪气干云的壮举,也不乏无奈绝望的辛酸。
所谓收藏大家就是一群才识眼力超群,又视藏物如生命的人,面对钟情之物他们往往天真得像是孩子。“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在他们身上有着绝好的体现,而这正是收藏家最珍贵的品格。百年时光相去不远,那些风雅冠绝的大家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又一幅属于名士的画卷,将大收藏家的坎坷人生及收藏珍品的传奇经历娓娓道来。
收藏比的是“眼力”。你的眼力好,奇货珍品必定经常光临。本书中谈及近现代多位顶级大收藏家,正是他们过人的眼力成就了他们的盛名。
陈介祺、朱文均、潘祖荫、周叔驶、叶昌炽、孙瀛洲、刘鹗、吴湖帆、端方、徐悲鸿、沈吉甫、张伯驹、庞元济、郑振铎、黄宾虹、张大千、罗振玉、商承祚、郭葆昌、钱敬塘、周湘云、徐伯郊、叶恭绰、张葱玉……
这些人的藏品是一份皇皇的名单,大盂鼎、毛公鼎、成化斗彩三秋杯、《中秋帖》、《伯远帖》、《韩熙载夜宴图》、《八十七神仙卷》……每一件价值连城的传世珍品背后都有一段辗转跌宕的传奇。本书以浓墨重彩的笔触为您讲述这些闻名中外的大收藏家的故事,带您追溯他们的收藏历程。
◎掘地藏宝
当时潘祖年借住在南京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他就将从京华运回的文物字画典籍存放其内,光青铜器就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潘祖年十分珍爱兄长潘祖荫的文物字画卷轴典籍,保管极为谨慎严格,一再以“谨守护持,绝不示人”之规严律家人,就是其女婿书画大家吴湖帆,也不准其涉内观赏。
潘祖年在世时,一些官宦就企图占有宝鼎。其中精于金石、广泛收藏青铜器的两江总督端方就是一个。他曾以向皇帝寿诞贡献毛公鼎为幌子,逼迫主人将宝鼎卖给了他,成为其私人的家珍。端方在光绪末年,就屡谋豪夺大盂、大克两鼎。所幸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戮,两件鼎器得以无恙。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
30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危急之中,主持家事的潘达于立定主意,密藏这批宝物。于是,她请来了信得过的木匠、泥水工,做了一只虽简陋但又十分坚实的大木箱,利用晚上时间,撬开她所居住一进屋的中部一大问的方砖,挖掘一个约2米深的大坑,先将木箱安于坑内,再将大盂、大克两鼎及多件小型青铜器放人木箱内。随后填进泥土、整平,再铺上方砖,上面堆放家具杂物。又将书画卷轴典籍和不少古董存放在夹弄里的3间隔房里,这3间隔房唯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连,小门外堆放了旧家具,外人是无法觉察里头还有隔房存在的。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搬运装箱填埋隐藏,潘达于宛若完成了一件天大的要事,缓缓地舒了口气。果然,日本侵略军侵占苏州后,日军司令松井得知潘家有珍宝,一再查问,连续派出7批人前来查抄,外露财物搜刮了不少,埋在地下的重器和3间隔房里的文物却未被发现,安然无恙。可是,几个熟知内情的小人却偷盗了不少。在潘家花园围墙下的草丛里,就发现过四麻袋铜器,这是偷盗后来能运出的赃物。由于家中藏品众多,潘达于纵然发现了偷盗状况,因没有一份清册,也无法弄清楚被偷盗了多少。只知道失窃了两只人见人爱的青铜编钟和一件花纹精致的铜器。潘达于为失去一批宝物感到惋惜和心痛,她为未能护卫好先祖传下来的全部家珍感到内疚和不安。
1949年4月和5月,苏州、上海分别解放。其时已寓居在上海的潘氏毅然将家中的收藏全部捐赠给国家。
◎捐献国宝的江南女子
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区天平路40号一幢小院里异常热闹。这儿原是著名收藏家张叔驯的住宅,新中国成立前张氏去美国了,上海市文管会最初就租用了这套房子(现在为文艺医院)。这一天对文管会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后代,向国家捐献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献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气的脸庞,一身洁净略带古意的装束。就是这薄薄的身板,将一个历史使命担在了肩头——她18岁嫁到苏州名门潘祖荫家族,几十年间,孤儿寡母为了守住潘家百余年来的收藏品,机智地闯过了乱世灾年,最后终于将这批国宝完好地交给国家!她就是潘达于,原姓丁,家藏旧物都是潘家祖传,所以她在捐献仪式上说:“我是代表潘家捐献的,所以改姓了潘。”
潘达于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镜,本是乾隆年间宰相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代,世称“老三房”的后代,后来因为潘祖荫无后,而潘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给祖荫后均早夭,剩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吴江同里徐氏,二女儿潘静淑嫁给著名画家吴湖帆,家中仍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就将“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兼祧两家香火,而潘达于就是两位大人的孙媳妇。潘达于何其不幸,结婚刚刚三个月,丈夫就故世了,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家氏族中亦是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荫的命中就没有后代,过继过来一个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认为这是家中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果然,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祖年当孙子,亦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场。
孩子是可以过继的,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将女儿家华过继给了她,在此之前,还过继了一个儿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护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责任,是无法过继的。结婚后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上有老祖母,下有一双儿女,而中间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达于。就这样潘达于几十年如一日,肩负起潘氏护宝的重任,直到1951年。
献鼎后,政府发给潘达于2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当时潘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她却写信给文管会:“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随后,她将奖金全部捐给国家用于抗美援朝,自己却走进里弄生产组,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上世纪90年代,大克鼎曾到日本去展出,一位日本记者问潘达于说:“捐出价值连城的文物,肯定很后悔吧?”老人答:“捐鼎是我自愿的,从来没有后悔过!”
2004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最高礼遇为潘达于的百岁寿诞祝寿。当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健步走人上海博物馆大厅时,前来祝福的人们全体起立,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表达了人们的敬意,掌声更在祈福:仁者寿。此时,就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展厅里,从苏州南石子街老宅献赠国家,在祖国南北各镇一方,遥相呼应了半个多世纪的两座宝鼎——大盂鼎、大克鼎静静地伫立着,它们一定也在为这位老人祈福,因为它们浩瀚的历史得以留存和再现,离不开这位视宝鼎如生命的世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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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流行自封或互捧,专家、大师、著名人士堪比过江之鲫,而全民收藏的热潮更是造就了多如牛毛的所谓收藏家。但是这中问又有多少人是才收了几张字画或几件瓷器,就自认为是收藏家?更有甚者分明是个旧货小贩,买进卖出,久而久之也忝然把自己归入此列。
依我看来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个收藏者或投机商。他们与收藏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收藏目的不同。他们的收藏不过是金钱的汇集或附庸风雅,并非精力与心血的凝聚,而收藏家的目的则是“藏物”而非“藏钱”。
甲骨的发现人王懿荣曾经这样说过:“东坡说岐山风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有多少收藏大家藏物充栋,著述等身,但生活却简朴得令人惊讶。不过千万不要误会收藏家是清贫的书生,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1997年翰海拍卖会上,曾由张葱玉收藏的五件宋代法帖,以高达682万元的价格成交。时隔8年,这几件文物在北京翰海再次露面时,竟拍出了2000多万的高价。而这几件东西在张葱玉的藏品中,只能算是平常。无独有偶,上世纪中叶,张大千用一座王府换来的《韩熙载夜宴图》,张伯驹费尽心力购人的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这些名作每一件放在现在都是无价至宝。若是把这些藏品用今天的行情来计价,两位先生绝对身家过亿。只是这亿万家财从不曾变现,张伯驹当年发自肺腑地说过:“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这句话表露了他收藏的本意,也一言道尽了大收藏家的真性情!
然而想要在收藏界有所成就,除了过人的财力、魄力,还要有出色的眼力,眼力才是成就大收藏家的关键。
钱镜塘先生搬到上海以后,经常到五马路的古玩市场溜达。一天,在当众买下一幅纸张霉烂残缺、乏人问津的古画之后,钱镜塘微微一笑,对众人解释道:“这张画是宋朝范宽的《山水晚色图》,算得上稀世之品。说它是宋朝的作品,是从纸和泛油的墨色来确定的;说它是范宽的作品,是从手法上讲的,除了范宽,很难有人有此手法。我见过范宽的另一件山水图,所以判断确为范宽的作品。”
所谓收藏大家就是这样一群才识眼力超群,又视藏物如生命的人,面对钟情之物他们往往天真得像是孩子。“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在他们身上有着绝好的体现,而这正是收藏家最珍贵的品格。百年时光相去不远,那些风雅冠绝的大家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又一幅属于名士的画卷,将大收藏家的坎坷人生及收藏珍品的传奇经历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