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里，有繁华的商市、幽静的深巷、秀美的园亭，而古城的四郊，土沃田腴，山温水软，风光绮丽，胜迹遍布。山色是那样苍翠，波光是那样澄碧，确乎让人流连。如果行于山野，楫于河流，满目都是云烟，满目都是风月，似乎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老树，都记录了历史的沧桑，都在叙述遥远的故事。

本书为“苏州文化丛书”之一，向读者介绍了苏州山水的魅力，向世人展示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用以提高苏州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人的素质，用以吸引与沟通五湖四海的朋友。

苏州市文化局与苏州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苏州文化丛书》，囊括了苏州的戏剧、绘画、园林、街坊、名人、名胜、民俗、考古、工艺……向世人展示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用以提高苏州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人的素质，用以吸引与沟通五湖四海的朋友。文化的沟通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具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谁都知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其民族文化，一个地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恐怕也是如此。

本书为其中一册，向读者介绍了苏州山水的魅力。苏州的山水，有这样一种清秀明丽、幽艳旖旎的意态。但它真正动人心弦之处，是历史上的遗韵和人文的胜迹，它们是苏州山水的生命。

小引

好风将梦过横塘

峭石悬空笼细雨

石湖不让镜湖深

上方一塔俯清秋

斜阳细草吴山路

尧封之山何蟥妩

归舟木渎犹堪记

钟声塔影送斜曛

一峰常插白云中

金波影里石莲花

神僧名迹在支硎

远上寒山石径斜

日落金山石气黄

狮子山头云漠漠

揽胜何山缅古情

暮烟疏雨过枫桥

巍峨宝殿拂丹霄

一路梅花到崦西

万峰形胜出尘埃

夕阳满地乱云斜

后记

石湖不让镜湖深

石湖位于苏州西南十二里，周二十余里，为太湖由东一脉支流而形成的内湾，潮汐不通，波澜不惊，如练如镜，一碧千顷。春秋时，吴越争霸，越国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遂于周元王三年(前473)伐吴，大破吴师。大军从榜李北进，至南太湖白洋湾，一夜之间，凿开一条小河，直达石湖，打通了越军主力从太湖至胥江的通道。这条小河，因此称为越来溪。相传当年勾践攻至石湖，濒溪筑城，与吴人隔水相持，而吴王夫差的姑苏台，也就在西面绵延的山峦间，隐隐可见，故有“吴台其阴，越城其阳”的说法。又相传范蠡扶越，功成身退，于此而人五湖。石湖之东，田圃相属，水港纷错；石湖之西，山峦起伏，群峰映带。最近处为上方山，山颠楞伽塔高高耸立，迤逦而北为茶磨屿，其间除寺宇之外，有拜郊台、鱼城、苦酒城等吴越遗迹。明初僧人妙声这样称赞石湖：“吴郡山水，近治可游者，惟石湖为最，山自西群奔来，遇石湖而止。夫山川之气扶舆磅礴，郁积而不泄，则秀润清淑，必锺乎人。”(《衍道原送行诗后序》)

自古以来，石湖就是一个名胜之区。旧时以夏日荷花灿若云锦而著名，唐人赵嘏有《石湖秋日观贡藕》，诗曰：“野艇几西东，清泠映碧空。褰衣来水上，捧玉出泥中。叶乱田田绿，花余片片红。激波才入选，就日已生风。御洁玲珑膳，人怀拔擢功。梯山漫多品，不与世流同。”据《唐国史补》记载：“苏州进藕，其最上者日伤荷藕。或云叶甘为虫所伤，又云欲长其根，则故伤其叶。近多重台荷花，花上复上一花，藕乃实中，亦异也。有生花异，而其藕不变者。”据说，这伤荷藕就产于行春桥北的荷花荡，凡花为白色的，藕味佳妙，而藕为九窍的，食之无滓。近人范君博《石湖棹歌》咏道：“荷花荡水弄潺涯，啮叶虫伤长藕根。九窍玲珑推绝品，伤荷藕进被承恩。”石湖夏日的风光确乎让人流连，姜夔是石湖的熟客，他的《次石湖书扇韵》便写道：“桥西一曲水通村，岸阁浮萍绿有痕。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处别开门。”曲桥水村，浮萍藕花，真恬静如画。

然而石湖得大名于天下，是因为有范成大的石湖别墅。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六有曰：“石湖之名，前此未曾著，实自范文穆公始，由是绘图以传。”淳熙八年(1181)三月，时范成大五十六岁，将赴建康任，去临安朝辞，孝宗赵奋以御书“石湖”两大字面赐。范成大不由感激涕零，《御书石湖二大字跋》有曰：“臣惊定喜极，不知忭蹈，昧死奉觞，上千万岁寿，奉宝书以出。越五日，至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区东汇，自为一壑，号称佳山水。臣少长钓游其间，结茅种木，久已成趣。”可见石湖别墅早已有了，并不是因御书而建。早在绍兴三十年(1160)，范成大三十五岁时，吴儆便有《送范石湖序》，“石湖”的别署，正说明他早年曾寄迹石湖，甚至他十九岁去昆山读书之前，一直是住在石湖的。乾道三年(1167)起营建别墅，第一个建筑便是农圃堂。八年(1172)，范成大邀周必大往游，周必大在《吴郡诸山录》里记道：“至能之园，因城基高下而为台榭，所植多名花，别业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同年，范成大又约城中宅第的邻人游石湖，《初约邻人至石湖》诗曰：“窈窕崎岖学种园，此生丘壑是前缘。隔篱日上浮天水，当户山横匝地烟。春入葑田芦绽笋，雨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办招君醉，且吸湖光当酒泉。”可见石湖别墅虽小有建筑，但还是以山水田野风光取胜的。乾道九年(1173)闰正月，他在《骖鸾录》里记道：“始余得吴中石湖，遂习隐焉，未能经营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达过之，题其壁曰：‘登临之胜，甲于东南。’余愧骇曰：‘公言重，何乃轻许与如此!’子充曰：‘吾行四方，见园池多矣，如芗林、盘园尚乏此天趣，非甲而何?”’由于范成大长期宦游在外，于石湖别墅“未尝经营如意”，仅具天然的“登临之胜”而已。淳熙五年(1178)以后，他回苏州去石湖的机会就较多了，那年初夏有《初归石湖》，诗曰：“晓雾朝暾绀碧烘，横塘西岸越城东。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信脚自能知旧路，惊心时复认邻翁。当年手种斜桥柳，无限鸣蜩翠扫空。”诗中颇有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

由于范成大的名声极大，龚明之《中吴纪闻》便说：“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其地为人爱重。石湖西南一带，尽佳山水，作圃于其间颇众，往往极侈丽之观。春时，士大夫游赏者独以不到此为恨，犹洛中诸园，必以独乐为重耳。”(各本《中吴纪闻》此条存目，据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五录出。)故时人于石湖别墅，都十分称赞。林光朝说：“越城旧隐，在江东为第一。”杨万里说：“公之别墅日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周必大说：“公随高下为亭观，植花竹莲芰，湖山绝胜，绘图以传。”关于石湖别墅里的景观，《百城烟水》卷二这样记道：“随地势高下而为台榭，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孝宗御赐‘石湖’二大字。有北山堂、千岩观、天境阁、锦绣坡、说虎轩、梦鱼轩、绮川亭、盟鸥亭、越来城等处，以天境阁为第一。”所记天镜阁，当初并非在湖中，位置大约在如今的渔庄。考诸沈周《吴中胜览图卷》、《石湖归棹图卷》，文徵明《石湖图卷》、《石湖清胜图卷》，文嘉《石湖小景图轴》等，湖上都没有天镜阁的影子。据《吴门表隐》记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总督尹继善于湖上建湖心亭。绘写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盛世滋生图》及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南巡盛典·名胜》上，湖上便有建筑了，《南巡盛典·名胜》标日“湖心亭”。嘉庆初年重修湖心亭，便易以石湖别墅旧名，称为天镜阁。至于锦绣坡以及玉雪坡都是园圃，其中多植名花，以梅菊为尤盛。淳熙六年(1178)重九，范成大有《水调歌头序》记其游赏之乐，有曰：“舣棹石湖，扳紫荆，坐千岩观下菊丛中。大金钱一种，已烂熳浓香，正午薰人酒杯，不待轰饮，已有醉意。其傍丹桂二亩，皆盛开，多栾枝，芳气尤不可耐。携壶度石梁，登姑苏后台，跻攀勇往，谢去巾舆筇杖，石棱草滑，皆若飞步。山顶正平，有坳堂藓石，可列坐，相传为吴故宫闲台别馆所在。其前湖光接松陵，独见孤塔之尖。少北，点墨一螺为昆山。其后，西山竞秀，萦青丛碧，与洞庭林屋相宾。大约目力逾百里，具登高临远之胜。”写得真是太美了。

P23-27

苏州向以物阜民丰、风物清嘉闻名天下。袁宏道为吴县令时，曾致书友人龚惟学，这样盛赞苏州：“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孙嘉淦《南游记》也写道：“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便称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城里，有繁华的商市、幽静的深巷、秀美的园亭，而古城的四郊，土沃田腴，山温水软，风光绮丽，胜迹遍布。尤其是西南一隅，碧波万顷的太湖，包孕吴越而控诸山，诸山因得太湖而独擅胜场，一山一胜，胜胜相形，故地尽东南之美。山色是那样苍翠，波光是那样澄碧，确乎让人流连。如果行于山野，楫于河流，满目都是云烟，满目都是风月，似乎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老树，都记录了历史的沧桑，都在叙述遥远的故事。

是为小引。

苏州山水的魅力，并不在于崇山峻岭、奇峰异洞、大河急流、深潭悬瀑，它具有自己的性格，山峦蜿蜒，山色青翠，遥遥望之，只是淡淡的一抹，即使是三万六千顷的太湖，似乎也温情脉脉，风烟俱净，水天一色。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固然有它的气魄，但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也自会让人迷恋沉醉，流连不去。苏州的山水，便有这样一种清秀明丽、幽艳旖旎的意态。但它真正动人心弦之处，却是历史的遗韵和人文的胜迹，它们是苏州山水的生命。因此这本小书对此给予较多的关注，也可以说，它们所演绎的故事或蕴含的意思，引起我的一点想法，也就成为我写这本小书的一个原因。

由于丛书体例的限制，这本小书仅写了二十个题目，远不说巍峙江边的香山，平畴突起的玉峰，“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虞山，以及昆承湖、尚湖、阳澄湖、澄湖、淀山湖，即使是苏州古城近郊的山水，也只是写了一部分，像洞庭东西山、横山、皋峰山、姑胥山、阳山、澹台湖、黄天荡、独墅湖等，都未曾涉笔，也就想在以后闲暇的日子里，再写这本书的续集。即使这二十个题目，也是随便行文，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想起什么，也就说什么，并不想将它们写成一篇篇小志，因此这一山或一水，也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叙述或介绍，有的故意不写，有的知道的人多，也就一笔带过。

本人的学养，实在浅薄得很，况且苏州文化博大精深，苏州学人深藏不露，错误失当之处，还望读者教我。此外，文章引用的书，都是极普通的版本，容易见得，也就不再列出“征引书目”。

起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秋蝉在树的九月，如今已是寒风嗖嗖的岁末了，真是光阴荏苒，不能不让人有一点感慨。

1999年12月30日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