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20世纪大师级小说家贝娄的第六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七五年。该书获得了一九七六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贝娄本人也于同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通过美国两代作家的不同遭遇，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

索尔·贝娄（1915—2005）是美国20世纪大师级小说家，作品三获国家图书奖，一获普利策奖，并因“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荣获197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贝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曾两获普利策奖并获封法国骑士勋章的中年作家查里·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前妻要刮尽他的财产、流氓砸烂了他的奔驰车、现有的情妇是个敛财娘，最重要的是他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而他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最后在面临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个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

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歌谣集在三十年代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轰动。洪堡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人物。远在中西部的我，当然更是热切地期待着。这一点，我是从不讳言的。他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新一代的奠基者。他漂亮，白皙，身材高大，严肃而诙谐，是一个博学的人。这家伙真是走了运。所有的报纸都在评论他的作品。他的照片在《时代》周刊登出时，没有遭到贬责，《新闻周刊》还对他大加赞扬。我热情满怀地读着《滑稽歌谣》。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昼思夜想的只有文学。洪堡对我展示了做事的新途径。我欣喜若狂，羡慕他的运气，他的才智以及他的声誉。五月，我到东部去拜访他，也许是想亲近亲近他。我乘坐“灰狗”长途汽车，沿斯克兰顿线，用了大约五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了那段路程。那倒无所谓。车窗敞开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群山呢。树木正在抽芽，一派贝多芬《田园交响乐》中的景色。我的心不禁为满目的青翠所陶醉。曼哈顿也美不可言。在那里，我租了一个小房间，每星期三元，同时找到了一个工作：走门串户推销福勒牌刷子。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比兴奋。我给洪堡写了一封表示崇敬的长信。于是他邀我到格林尼治村去谈论文学，交流思想。他住在贝德福街丘里饭店附近。他先给我倒了杯清咖啡，随后又在那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呵．你是个蛮漂亮的小伙子，查理，”他对我说，“你大概还有点儿狡狯吧，我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快要谢顶了。好一双美丽多情的大眼睛。你当然喜欢文学喽，这一点很重要。你有感应性。”“感应性”这个字眼是他首创的，后来这个词儿便风行起来了。洪堡为人和善，他把我介绍给同村的住户，给我书籍，让我写书评。我一直喜爱他。

洪堡的成功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到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衰落了。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也声名鹊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啊钱! 洪堡则拿这笔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还没有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他依然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就拿查理‘西特林来说吧，他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投上我的门来，现在他居然搞到百万家产。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赚那种钱呢?——又是—种凯恩斯吗?对啦，凯恩斯，一个驰名世界的人物，一个经济学天才，布鲁姆斯伯里的王子。”洪堡说，“娶上个俄国芭蕾舞演员，钱就随之而来。可是这个变得如此富有的西特林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从前还是莫逆之交呢!”洪堡确切地说，“不过，那家伙总是有些反常。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呆在芝加哥干吗呢?他一定是怕露馅。”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便利用自己的才华来攻击我。他干得出色极了。

我并不热中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得要命。这种做好事的情感，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对生存的意义的独特感受——我好像陷进了透明的生活深处，激奋地、拼命地摸索着生存的意义。我清楚地感到，瑰丽的面纱、虚幻的境界，以及玷污着永恒的白光的五彩玻璃的圆顶，而我就在紧张狂乱之中哆嗦。对那些事情，我是着了迷啦。洪堡是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到后来他却一点都不同情我了。他自己病愁潦倒，对我也毫不宽容。他一个劲地强调瑰丽的面纱和巨额金钱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赚的那些钱是钱自己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来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这样嘛。昨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对财富感到忧郁的文章，“人类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的历史里，并不都是如此富足的”。在五千年匮乏中所形成的思想，现在被歪曲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有时候甚至抗拒这种变化。

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孩子们每到冬雪初化的三月天，便要四出寻财探宝。肮脏的雪在马路旁堆积着，消融的雪水在沟渠里蜿蜒流动，闪闪发光。这时你可以发横财啦——瓶塞呀，齿轮呀，铸着印第安人头像的小钱呀，都可以找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差不多成个老头子了，我发现自己竟然离开了人行道，顺着路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找什么呢?我这是怎么了?假如我果真捡到一角或者五角的硬币，那又该怎么样呢?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复活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面对这一切，洪堡将会说些什么呢?

每当听到他对我的恶意中伤时，我往往觉得自己对他的观点也是同意的。“他们给西特林颁发普利策奖，那是由于他写了关于威尔逊与图马尔蒂的书。普利策奖是发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的，不过是对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之辈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与其说得奖，倒小如说是为普利策充当活广告，充其量当你一命呜呼之时，讣告开头可以写上这么一句：‘普利策奖得主逝世了。’”我想，洪堡此话也不无道理。“而西特林就两次获得这种奖金，头一次是他写了那出伤感戏，使他得以在百老汇发迹；另外又取得了电影制片权，他从中又捞到相当的份额。我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剽窃行为。不过他的确从我身上偷去了一些东西——我的个性。他根据我的个性塑造了他的主人公。”

这些狂言听来刺耳，但细想并非全然没有根据。

他能言善辩，一个人在那里可以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是个即兴演说家，诋毁别人的老手。说老实话，被洪堡糟蹋一下倒是一种荣幸，就像给毕加索的双鼻肖像或者苏蒂恩画的扒出内脏的小鸡充当题材一样。钱一直在激发着他。他顶爱谈论有钱人。靠办纽约小报起家的洪堡，还经常提到以前曾经轰动一时的丑闻，诸如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哈里·骚和艾维琳·内斯比特，还有爵士时代，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及超级富翁。亨利·詹姆斯的女继承人他非常熟悉。有时候，他自己都可笑地谋算着发财。然而他真正的财富就是文学。他胸罗万卷。他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只想在这噩梦之中好好睡一夜而已。失眠使他更加博学。他彻夜不眠地读着大部头——马克思和桑巴特、汤恩比、罗斯托夫采夫、弗洛伊德。谈到财富，他便把罗马的奢华同美国新教徒的富贵加以比较。他有空就钻研犹太人——乔伊斯笔下的证券交易所外面戴大礼帽的犹太人。他会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施里曼挖掘出的阿伽门农的贴金脑壳或者死亡面具上去。洪堡的确健谈极了。

他父亲是匈牙利犹太移民，曾追随潘辛将军麾下，驰骋于奇瓦瓦，在以妓女和马匹闻名于世的墨西哥追捕过潘乔·比利亚(他和我父亲不同。我父亲是一位身体矮小的体面人物，是不屑干这等差事的)。他父亲就是这样闯入美国的。因此，洪堡起初只谈靴子、号角、野营什么的，而到了后来，便也谈起佛罗里达的轿车、豪华旅馆和娱乐场所来了。经济腾飞时期，他父亲在芝加哥呆过，在那里经营房地产生意，在滨水饭店租了一套房子。夏天，他就把儿子叫去。洪堡也熟悉芝加哥。在棒球名将哈克·威尔逊和伍迪·英格利希大显身手的时日，弗莱谢尔家在里格利运动场有一个包厢。他们常常开着利箭牌或者希斯潘诺一苏莎牌汽车(洪堡是个汽车迷)去观看比赛。芝加哥有小约翰·海尔德美丽的绘画，有穿一脚登内衣的漂亮姑娘；也有威士忌、暴徒；在拉萨尔街，还有圆柱林立的森严的银行，在它的钢铁金库里，锁着铁路钱、猪肉钱和收割机的钱。我从阿普尔顿来时，对这个芝加哥一无所知。我同波兰小孩在高架铁道下玩骑驴。洪堡在亨利西餐厅吃香甜的椰子巧克力蛋糕。至于亨利西里面是什么样子，我连看也没看过。  

有一回，我在西区路幽暗的寓所里见到了洪堡的母亲。她的脸和儿子十分相像，胖身材，大嘴巴，沉默寡言，浴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满头密密的白发，像个斐济人。她手背上有老年斑，黑黝黝的脸上有更黑的像眼睛那样大的斑点。洪堡欠着身子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只用充满女性深沉的哀怨的目光凝视着。我们离开那座寓所时，洪堡神色郁闷地说：“过去，她常打发我去芝加哥打探老头子的行踪，叫我抄下银行结单、账号和他的姘头的名字。她要去控告他。你看，她都快发疯啦!后来，在那次股票行情猛跌时父亲丢掉了一切，因心脏病突发客死于佛罗里达。”

这就是他那些妙趣横生的快乐歌谣产生的背景。他是狂郁症患者(他自己的诊断结论)。他有一套弗洛伊德的著作，还经常阅读精神病学杂志。当你读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之后，你就会觉得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精神病理学。洪堡的感觉正是如此。他常给我引述《李尔王》中的诗句：“城市里有反抗，乡村里有叛乱，宫廷里有政变，父与子的系带已经扯断……”他把“父与了”念得很重：“毁灭性的骚乱纷纷攘攘地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进坟墓。”

是的，就是在七年前，他被毁灭性的骚乱送进了自己的归宿。现在，当新版文选出版的时候，我到布伦塔诺书店的地下室去查核，得知洪堡的诗被砍掉了。那些拼凑这套选集的下流胚、文学的葬送者、政客们，已经不再需要过时的洪堡了。这样，他的思想、作品、感情便一文不值了；那些充满着对美的召唤的文字，除了耗尽他的心血而外，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家下等客栈里倒下去了。而我，一个和他迥然不同的作家，正当飞黄腾达之际，在芝加哥悼念着他。

要当一个美国诗人的崇高思想，有时使洪堡觉得自己是个可笑的角色，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我们都像流浪汉和毕了业的学生一样，在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或许美国是不再需要艺术和内在的奇迹了，因为它外在的奇迹已经足够了。美国本身是一宗大投机买卖，很大。它掠夺得越多，我们剩下的也就越少。因此，洪堡的所作所为势必成为离奇滑稽的笑料。不过，当他停下来思索的时候，他的怪异会有所中断，他企图使自己摆脱这个美国世界(我也在这样做呢)。我发现，洪堡在苦苦思索着，如何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才能使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完满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于是，他便试着吃药、喝酒，到头来不得不采取好多疗程的电休克疗法。正如他所经历的那样，最后所形成的局面是洪堡与疯狂的斗争，而疯狂完全占了上风。

近来，我的情形一直不大好，这时候洪堡在坟墓里起了作用，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我们曾经闹得很凶，又一度疏远了十五年，然而，他毕竟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继承了一笔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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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礼物》是贝娄的第六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七五年。该书获得了一九七六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贝娄本人也于同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安东尼·伯吉斯在他的论著《1939年以来99部英语最佳小说》(1985)中选评了贝娄的两部小说《受害者》和《洪堡的礼物》。

《洪堡的礼物》通过美国两代作家的不同遭遇，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

出身于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的冯·洪堡·弗莱谢尔，三十年代发表了《滑稽歌谣》而一鸣惊人。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许多东西在他的眼中都是神圣的。他认为“成功”、“失败”、“美”、“爱”、“荒原”、“异化”、“政治”、“历史”、“快乐”、“痛苫”、“狂郁症患者”等等名词都要大写。然而他虽然写过才华横溢的美妙诗篇，但并没有完全说出发自肺腑的豪言壮语，唱出全部内心深处优美动人的歌。世风在变，他的成功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到一些无耻文人的诽谤。四十年代末，他和新婚的妻子只好从文人云集的纽约格林尼治村搬到新泽西州的乡下，退隐到一个貌似世外桃源，实则是人间地狱的地方。然而，他并不甘于寂寞，他仍然企图干预生活。他“想把世界装饰得光彩夺目，可是他材料不够。他费尽心机，只不过才装饰到肚皮以上，而肚皮以下，还是众所周知的粗野的赤裸而已”。艺术改造不了社会，他便企图参与政治，把希望寄托在开明派人士史蒂文森的总统竞选上。他幻想当新政府的歌德，将要在华盛顿建立魏玛。可是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威尔以压倒优势当选总统，这对洪堡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为了稳住阵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千方百计要在大学里谋得一个诗歌教授的职位，但他时运不佳，最终因资金缺乏而告吹，追求过于执著的洪堡承受不了再三的打击，精神大受刺激，再加上强烈的妒嫉心使他怀疑妻子不忠。妻子无法忍受他的监视和虐待，只好离他而去。洪堡因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出院后流落街头。正当他的门徒西特林借用他的人格写的戏在百老汇引起轰动之时，他一气之下，用他们俩作为结拜兄弟而交换的空白支票兑走了西特林的六千七百六十三元五角八分饯。最后他因心脏病突发死在纽约的家下等旅馆中，被掩埋在一座义冢里。

查理·西特林是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出生在美国中西部。洪堡一举成名后，他坐长途汽车专门到纽约去追随这位大诗人。白天靠当刷子推销员维持生活，晚上恭听诗人的高谈阔论，后来在洪堡的提携下在大学担任讲师，并以洪堡为原型创作了一部历史剧《冯·特伦克》。就在洪堡穷极潦倒的时候，他的戏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后来戏又改编成电影。所以他的成功要比洪堡的坚实得多，这种成功不光是虚名，而且有实利，并且他的性格也比洪堡圆通得多。他明明知道“夜间上演的戏不是我写的那个”，“我仅仅是个吐丝的蚕，别人却用它制作了百老汇的衣裳”，细想起来便感到“充满了罪过和耻辱”，但还是尽情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他曾经想以“粗俗的”芝加哥为背景，审视工业主义下人的精神状态，用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者杜尔克姆对待人口、财富和劳动分工的那种办法对待厌烦，写一部有关“厌烦”的巨著，但仅仅完成了一个提纲。倒是在六十年代写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充当美国政治制度的辩护士，成了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客，获得了法兰西“骑士”勋章、普利策奖。然而，正当他在纽约与名流周旋的时候，他在纽约街头看见了一败涂地的洪堡，为了怕失身份，他没有上前去打招呼。不久报上登出洪堡的讣告。西特林深受刺激，便断然放弃了在纽约采访名流的计划，回到芝加哥，重新反省他的过去。他承认“我经历了宣传的高压，好像捡起了一根致常人于死命的危险电线，又像处于宗教狂欢之中的乡下人玩着响尾蛇”。他一改先前与上流人物周旋的习惯，跟正统势利的妻子离异，潜心于“高级心理工作”，同时参加体育运动，跟商品经纪人、绅士加流氓一类的人物打壁球，“努力增加意识能力”，在粗俗的流氓身上寻找“心理上的代表”，使爱好刺激的心灵得到满足。一方面一头扎进一个性感的敛财娘的怀抱，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一方面又潜心于人智学，成天跟死人进行心灵上的交流。结果由于跟三教九流打扑克输了钱未付，他的奔驰牌汽车被一伙流氓砸了个稀烂，此人还想了一些点子把他整整折腾了一天。前妻打官司又把他的钱几乎扒光。他携情妇出国前得到了洪堡留给他的一个故事提纲。由于哥哥在休斯敦做心脏手术前去探望，因而他没有和情妇同时出国，但约好在马德里见面。等他飞到马德里后情妇却没有与他相会，只是让她母亲把她的儿子托西特林照管。这时西特林身上已所剩无几，只好冒充新近丧妻的鳏夫领着情妇的孩子住在低级的膳宿公寓里。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砸过他汽车的流氓从美国专程赶来告诉他，他和洪堡一起编的一个故事被人拍成了电影，轰动了世界。此人鼓动西特林索取了一笔赔偿费，洪堡留给他的以他为原型的一个故事提纲也为电影公司所接受，从而又换来了一笔钱。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西特林用这笔钱重新安葬了洪堡和他的母亲，把剩下的留给洪堡惟一的亲属——他的舅舅。西特林自己则计划开始一种“不同的生活”，去瑞士的施太内尔中心定居。

贝娄的很多作品都有相当大的自传色彩，这一点在《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小说中的诗人洪堡，就是以贝娄最亲密的朋友、小说家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诗人德尔莫·施瓦茨为原型的，其间还杂有他的朋友、诗人贝里曼的成分。正当贝娄声名日盛的时候，罗森菲尔德在三十八岁的壮年患了心脏病，默默无闻地死在芝加哥的一家下等旅店里。施瓦茨五十三岁时，在曼哈顿一家下等客栈里，患了致命的冠心病，诗情已荡然无存。贝娄曾承认他对这两位亡友深感内疚。他在艾萨克‘罗森菲尔德遗作的前言中写道：“我爱艾萨克，但我们又不能相容。”施瓦茨死后，贝娄开始写回忆录，他说这样一来，“施瓦茨就不会spiirlos Versenrt(湮没无闻)”。正是这本回忆录，经过八年的演绎，成了后来的小说《洪堡的礼物》。

至于西特林，许多方面都取材于贝娄本人：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获奖情况，他的世界观，等等。就是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也各有所本，一些评论家和传记家都一一指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当然，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各自独特的写作手法，世界上就会出现不少雷同的作品。所以写什么固然是作品的基础，但怎么写更能体现作品的特色。在传统的自传体小说中，狄更骺的《大卫·科波菲尔》可算是一部代表作。它从第一章“我呱呱坠地”开始，按照时间顺序，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一直写到“最后的回顾”。节奏从容徐缓，情调中带着淡淡的哀愁。时隔一百二十多年，处于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美国作家如果沿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作家惯用的手法把上面介绍的故事梗概扩展成一部自传体小说，尽管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跌宕起伏，恐怕也难以引起轰动。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叙事手法的革新。现代小说家一般不再使用传统的全知全能型的第三人称写法，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也与《大卫·科波菲尔》截然不同了。有人认为现代小说不像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忠于现实，而是肆意歪曲。其实不然，相当一部分现代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现实。因为现实生活，尤其是当代工业社会的都市生活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人的思想，乃至语言行动，也不可能是四平八稳、条理分明的。所以现代小说力图寻找一种合适的手法来再现这种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真实。《洪堡的礼物》在这一点上是别开生面的。小说是以主角兼叙事人西特林追忆往事的方式逐渐展开的。往事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久前的往事，另一部分是“往事中追忆到的往事”。像贝娄的许多小说一样，《洪堡的礼物》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生活中很短的一段经历，也就是不久前的一段往事，时间跨度仅仅四个来月，主要事件其实只有几天，芝加哥四五天的生活占去了全书的一大半，接下去纽约两三天，得克萨斯两天，马德里尽管有两个月时光，但篇幅很短。最后于纽约四月的一天结束。然而往事中追忆到的往事却长达半个世纪，从二十年代西特林的童年时代到七十年代(从叙述到的一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是一九七四年)洪堡的遗骨重新安葬。两种时间的交错，多种场景的转换，使人感到眼花缭乱，扑朔迷离，宛如圣诞节前夜芝加哥街头的彩灯。节奏的急促仿佛把人带进了纽约街头，所以繁复的叙事手法与所叙的纷纭事件真正做到了相得益彰。重要的事件又不断重复，如西特林在纽约街头远远望见洪堡的情景，洪堡死亡的消息，正好反映了一个人念念不忘、深感内疚的心理状态。自由联想一环扣一环，越拖越长，越扯越远，但决不是胡乱堆积。它的条理就像一棵干粗枝繁叶茂的大树，不久前的往事是主干，往事中的回忆和联想是大小枝杈和树叶，所以既能放得开·也能收得住。例如，西特林看见自己的汽车被砸，便推断这件事是坎特拜尔干的，而他跟坎特拜尔是在斯威贝尔家打牌时认识的。这样，又牵涉到斯威贝尔的性格、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于西特林和斯威贝尔的交往受到妻子丹妮丝的刁难，于是又引出了丹妮丝的性格和身世，可见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表象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统观全书，前三节自成一个单元，可以看成小说的序曲。在这三节里，西特林扼要地回顾了洪堡的一生，并且为洪堡给西特林的礼物埋下了伏笔：“他毕竟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继承了他的遗产。”从第四节“现在谈谈目前的情况，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十足的当代生活”起，故事转入不久前的过去，这是小说的主体。最后一节可以看做小说的尾声，因此在繁乱中还是可以理出头绪来的。

复杂的结构就是为了表现复杂的内容，奇特自0鞋就足为了适应奇特的脚。西特林是这样追怀他的亡友的：“俄耳甫斯，新移民的儿子，以其歌谣崛起于格林尼治村。他热爱文学和机智的谈论，热爱思想史。一个魁梧的翩翩少年，把象征主义同俚言俗语熔于一炉，又博采叶芝、阿波里奈尔、列宁、弗洛伊德、莫里斯·R·科恩、格特鲁德‘斯坦因诸家，以及棒球战术和好莱坞流言，而融会贯通。他把科尼岛带进爱琴海，把野牛比尔同拉普斯廷联合起来。他要把艺术圣典与工业化的美国作为平等的力量连在一起。”这种包罗万象、博览贯通的技巧也正是《洪堡的礼物》的作者孜孜以求的东西。把博大精深的文化知识与切实可行的市井智慧融为一体正是贝娄作品的最大特色。《洪堡的礼物》展现了一幅当代美国社会的风俗画。无论街道、建筑，还是汽车、服饰、发型，没有一个名称牌号是虚构的，就连以真人为原型的小说人物也在真人真事的环境中活动。《洪堡的礼物》又是一幅规模壮阔的美国社会的全景图。下自流氓无赖，上至总统议员，从白宫到鸡毛店，从神秘主义者向往的“高超境界”到黑手党控制的赃物销售店，诗人学者，文化骗子，大款赌棍，法官律师，精神病医生，敛财娘，等等等等，各色人物，应有尽有。贝娄既有传统风俗小说家的专长，能逼真地描绘外在的现实，又发挥了他自己独具的匠心，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探讨。历史：一场“洪堡想在其中睡一夜好觉的恶梦”；美国：“上帝的实验”，它对“特殊价值”的憎恶和痛苦；芝加哥：“一座没有文化却渗透着‘思想’的城市”；金钱：“充当灵魂的丈夫的美元”；厌烦：荒废的精力所造成的一种痛苦；以及死亡、再生与不朽。“想像灵魂”在现象世界的地位，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胡迪尼到施太内尔对精神世界的探讨。怎样才能把纷纭万状的外部世界和抽象高妙的思索、议论穿插在一起，做到水乳交融，这就需要匠心独运了。许多传统小说家在叙事的过程中总忍不住要大发一番议论，精辟固然精辟，但莫名其妙地把故事打断，给人一种油水分离的感觉。在这一方面，贝娄的成功在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叙事人，由一个知识渊博、想像力丰富的名作家来充当。这样他就可以海阔天空地思想，纵横无忌地议论。针砭时弊，臧否人物，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给人一种妙趣横生、一气呵成的感觉，大有密西西比滚滚而下的气势，一扫贝娄早期作品的那种拘谨风格。除了主人公兼叙事人的行动、观察、思考外，小说中还巧妙而自然地插了一故事、书信、文章提要，也不显得枝蔓多余。所以要把如此纷繁的头绪织成幅浑然灭成的虹锦，非大手笔绝不可为。没有贝娄的文化素养和文字功力是根本做不到的。以名作家身份出现的主人公对人对事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都一目了然，使批评家在这方面的分析几乎成了多余。如西特林在谈到洪堡失败的根本原因时是这样说的；“俄耳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真是入木三分! 

从五十年代开始，贝娄一反他四十年代的沉郁笔调，形成了一种喜剧风格。这种风格在《洪堡的礼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样的社会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当代金钱社会是个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的社会，所以就很难造就形象高大、令人敬畏的悲剧式英雄，而可悲又可笑、猥猥琐琐的“反英雄”则是它的固定产品。首先，主人公兼故事叙述人西特林是生活在一个荒诞的社会里的一个典型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喜剧人物，在这个社会里，堂堂的大诗人穷困潦倒，悲惨地死去，严肃高尚的诗歌被人淡忘，不经意的游戏之作可以轰动世界，闻名世界的作家在情场上竟然成了丧事承办人的手下败将，黑社会的瘪三可以娶博士生做老婆；只要有了钱，科学技术可以把人的心脏像马达一样关上修理……所以西特林把这种外部世界总看做偶然的、没有确定性的、无意义的、荒诞的、与个人敌对的、疏远的世界，把人、社会、外部世界、科学技术等个人以外的一切都看成压抑自己的力量，而采取不信任或者敌视的态度。因此他力图摒弃现实世界，穷究不死的灵魂。既然是这么一种人生观，因此他对自己都采取一种自嘲的态度，更何况自嘲也是犹太文学的一个传统。在他异化了的心目中，世界上的人几乎都是小丑，就连他自己、他哥哥、诗人洪堡也概莫能外，个个都是金钱手中的玩物。所以他也就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一切，对打击侮辱能够想得开，当然也能受得住。相反，诗人洪堡则太认真，太执著，在一个崇尚物质的国家里，却一心要当一位诗人，结果连他自己也觉得“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

这些喜剧效果总是由应当如何与实际如何的强烈反差来取得的。如诗人洪堡为了谋取大学诗歌教授的职位居然不顾常规，采用直接“通天”的办法，没有预约，擅自闯进办公室去找权威。事情办成后高兴得忘乎所以，满嘴粗话，马上去追逐一个女孩子，要用做爱来庆贺他的成功。重新安葬洪堡本来需要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可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却公鸡打鸣似地唱了一段歌剧。要做心血管移植术的尤利克在生死未定的时候居然还“大唱资本主义的赋格曲”。西特林心爱的汽车被砸本来是件极其痛心的事，可是他嘴里空喊报仇报仇，实际上却做起一种瑜珈功，用头手倒立的办法来排遣痛苦。西特林半夜三更赶到马德里一家饭店与情人相会，心急火燎等来的却是情人的母亲和情人的儿子……

当然，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喜剧效果一定离不开个性突出、印象强烈的喜剧语言。例如，可以视为“又粗又大”的美国的体现的又粗又大的尤利克，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一个律师：“他比阴道栓剂还要滑，只是他们的阴道栓剂里和着甘油炸药。”要产生喜剧效果必需采用喜剧性的语言，同样，作者追求场景多变、节奏迅速，便大量使用简短的句子。而在描述“厌烦”的主题时则用冗长累赘、不用标点的句子。陵墓推销人的“推销诗”真像悬河泻水，不可阻挡；针对法官所代表的不正的正义所发的内心抗议，大有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的慷慨激昂……其文风随内容而变，不拘一格，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高超技艺。

要翻译这种内容丰富繁杂、文字雅俗兼容的巨著，的确困难很多。译者尽量贴近原文，俗名不用雅号。作者有意选用的科学术语，尽管费解，但译文也不想用通俗的说法取代。包括具有明显用意的标点，也不敢马虎。但译文虽经几次修订，可是究竟做到了什么水准，我并无充分的把握。

译者

拙译《洪堡的礼物》问世眼看就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它的翻译与出版，首先应归功于我的导师陆凡教授。1978年初，她在她亲手创建的山东大学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室的内刊上发表了一篇洋洋万言的长文《索尔·贝娄及其(洪堡的礼物>》。这是国内最早介绍研究贝娄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也许这篇文章起了作用，当时正在创办《译林》杂志，后来又创立了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瑞先生便决心出版它的中译本。于是陆凡便让我着手翻译。我当时在她的指导下读研究生。虽然早有翻译文学作品的意向，六十年代初上本科时就试译过两三本书，但只是一种翻译实践，并未谋求出版。但在合同约束下要翻译这样一部美国当代名著，还真是一大考验。幸女了育陆凡老师的指导，有另一位导师工文彬教授(他己于1997年去世)，有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戴垴玛(Norma Diamond)和我的朋友何来诗人的帮助，译稿于1980年完成，书于1981年问世。这是我国大陆出版的贝娄长篇小说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无疑对了解当代美国文学和贝娄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译本稍加修订后于1985年重印了一次。随后便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外国通俗小说热，严肃作品基本没有市场。90年代初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这个译本便出现了版权问题，再就不能重印了。九十年代有两件事与这个译本有关。一是，1991年《洪堡的礼物》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首届全国外国文学图书奖的二等奖。这也算是对本书的译者与编辑的一种肯定。二是，95年我在哈佛大学做富布赖特学者期间曾在贝娄的住处与贝娄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还专程到本书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芝加哥做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参观。由于当时并没有想到《洪堡的礼物》有重印的可能，况且我去美国时的研究课题也不是贝娄，也没有要拜访他的打算，他人在何处，肯不肯接见，也不得而知，因此见到他时并未专门就本书的一些细节向他请教，芝加哥之行也太浮泛了。所以现在深感遗憾。没有料到的是到了上世纪末，时代文艺出版社由安春海先生牵头买下了贝娄全部作品的版权，准备出全集。后来因经费困难，经全集主编宋兆霖教授等人努力，最后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了十四卷本的《索尔·贝娄全集》。这是一件大工程，值得庆贺。为了这个版本我又把《洪堡的礼物》对照原又仔细修了一遍，按要求补上了81年因有碍国情被出版社有意删除的一些语句，并重新写了“译序”。

最后，就书中的注释谈点意见，这本书涉及太广，译者为了给一般读者有所帮助，特意将大量人名、地名、事件，随意出现而又不加引号的引文又都做了注，在“江苏版”中还将人名的原文附上。翻译工作是上世纪70年代末做的，那时候，皮尔卡丹、《教父》之类都闻所未闻。到了现在，这些注释都是多余的了，可是又出现了新问题，70年代一般看报的人都知道的吴庭艳、庇隆等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又不知道了。加注是一件很费时，很枯燥的工作，当初为加那些注查资料，记笔记费去的时间占翻译总时间的四分之一多。全集本为了方便将人名的原文一律删去，又删去了一些注。这次新版，哪些有用，哪些多余，这主要看读者情况而定。我的意思是既然花功夫注上了，还是尽量留着，对有些读者或许有用。

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又买了版权，出版贝娄的几种代表作。能再版拙译《洪堡的礼物》，译者自然欣喜。我相信这家专门出版翻译作品、具有专业化队伍的老出版社一定会把这个新版本做得更令大家满意。

我借此机会向在本书的翻译、出版中帮助过我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二OO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