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做了一个月的片花
这是一个恍惚迷离的信息传播时代，艺术的价值在一个充满摇摆不定的意义的世界中建立起来。《艺术人生》作为中国主流媒体中当代文艺的一个电视载体，它所承担的都必须时时在超越这种“摇摆不定”，“艺术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与当下时代的实力张扬进行了精确对接。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文艺彻底摆脱了它在整个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潮流中的“辅助”地位，成为电视屏幕上具备了传播效能和影响力的节目品种。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举办了7年的“星光奖”在1993年改变了按中央电视台栏目设奖项的做法，开始按电视文艺本身的类型设立奖励项目。星光奖的奖项变动是意味深长的；这个以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的“温度”来衡量文艺界“体温”的“国家政府奖”终于归其本位。它在消解CCTV的“先天优势”，以权威和公正成为电视文艺节目的“质量标尺”的同时，成为催生中国电视文艺呈现“惊艳”面目的强大动力源。
当“惊艳”的中国电视文艺往前行进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正是《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的北广(北京广播学院)岁月。“本科我就读于北广的文艺编导专业，不过对于当时花里胡哨的文艺晚会，我不太喜欢，而是更中意纪录片的风格，于是我攻读了纪录片方向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就在命运安排“不适合做文艺电视”的王峥进入到CCTV文艺部工作仅仅一年之后，她导演的节目就拿了两个“星光奖”。
1995年的王峥还是CCTV文艺部的实习编导。
王峥：当时我们编了一个特别节目，只做一个片花我就在机房里待了一个月。和技编一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改，做得天昏地暗，后来一下子得了星光奖。我这个人就是太理想主义了。
王峥的这种“理想主义”状态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电视文艺人的一种态度和共性，也正是他们的“理想主义”成就了世纪末“美轮美奂”并近乎奢侈风格的中国电视文艺。
职业电视策划人鹿郡曾经担任《综艺大观》、《艺术人生》等央视众多栏目的策划。他的策划生涯是从1999年参与公安部庆祝建国50周年大型晚会《英雄颂》开始的，他对晚会舞台上的“极端制作”行为记忆犹新。
鹿郡：我来以后第一台晚会合作导演是黄一鹤，最早做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导演要求非常完美。这台晚会，为什么说它奢侈?我印象非常深，一个晚会几十号人要工作一年。每天就是不停策划，不停开会，不停推翻。黄导是老资格的电视人，他喜欢策划一个小品开一个礼拜的会，每一首歌、每一首曲子都是全新创作，找来演员唱，音都录完了，觉得不好再重来，推翻重来。还有一个奢侈的大腕就是邹友开，从作词开始，好长时间弄完了，突然觉得不好就放弃了。他在央视做春晚，做了八九首歌，最后只剪20秒、30秒，唱几句，春节晚会大联唱就是邹友开发明的。晚会的串词一定要写很多版稿子，而且一定要请到导演认为最合适的那个人去写。
学者苗棣在《即时传真：电视艺术的本质特征》一文中指出：同所有的再现艺术一样，电视艺术为人们提供的不过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幻象。但由于电视媒介所具有的即时传真的特质，它所提供的幻象让接受者感到更真切、更真实，更像生活的原生形态。这种类似生活原生形态的再现，满足了人们关照现实的外部世界，并因此实现自我生存状态的理解和评价的本能要求，因而产生精神上的愉悦。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文艺晚会为了追求“即时传真”的效果，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外景拍摄加舞台上的大屏幕。
鹿郡：邹友开做2000年公安部春节晚会，有一首歌的开场，一个外拍，是在电视塔下面，好像是周彦宏和江涛唱的一首歌，他就要一个开头，让他们从电视塔里边走出来，然后走到舞台上，电视塔实际就是一个背景，但是不能做一个假的，他一定要做真实的，就是拍下来的，拍下来之后，这两个人在画面里头，然后让他们再从画面里走出来，背景里又没有他们俩了，要攻克这么一个视觉上的难关。做这个很麻烦，要算大屏幕尺寸，拍大了，人物比舞台上人大得多，拍得小了，人框又大了，而且我们还做了很多花哨的东西，漂亮的东西，比如里面的人走到外面来，里面的舞蹈演员跳着跳着就跳到外面来，我们那台晚会所有的外拍都是要跟舞台发生直接的蒙太奇关系。
这个时期电视文艺的火辣态势吸引了大批的才俊加入，其中《艺术人生》的创意人徐小帆和朱军是颇具分量的亲历者。
朱军：最多的时候我一年的晚会主持量大概在八十到一百台之间
作为五届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的策划人，徐小帆的资历在晚会策划人中是相当资深的。他评价说1990到1999年中国电视文艺逐步走向成熟，到九十年代后期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表现在几个方面：编导人员很成熟，制作方式很成熟，参与人员很成熟，包括演员，设备很先进，电视文艺所有的灯光、照明、音响所有配套的东西，大型演唱会和大型文艺晚会已经显得很豪华、很现代化了。徐小帆总结电视文艺呈现豪华面目的原因，一个就是辅助形式的日益发展，灯光、舞美、制作水平等电视技术的进步契合了电视人的不断追求，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社会的财力、物质水平的不断增长，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国富民强，太平盛世，奢华的电视文艺呼应了中国大众亟须张扬的自信和骄傲。
“1998年以前的春节晚会，是在1000平米的演播厅，到了1998年就变成一号演播厅，中央电视台这个春节晚会场地陡然开始大起来了，达到73000多平方米。”徐小帆对央视春晚演播厅面积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了当电视文艺与CCTV链接起来的时候，“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绝对不会是一句空话。
朱军：那个时候台里各种晚会播出的量是要比现在大，我也就奔波于各种晚会之间。每年连春晚，元旦，十五，什么五一，十一，八一，七一，加上《心连心》，加上各大部委的各种文艺晚会，我最多的时候一年的晚会量大概在八十到一百台之间，九十台差不多，就是基本平均三到四天一台，每个星期肯定有一台，这个毫不含糊，就在那一两年时间当中。
电视文艺的大舞台帮助“时刻准备着”的朱军获得了一个男人从寄隅西北到扬名京城的光荣，也成全“文学女青年”王峥实现了那么多近乎“奢望”的梦想。
如果说今天《艺术人生》的舞台被包装得像个真实的梦工场，萦绕其间的无疑是来自二十世纪末的电视文艺的奢华气息。为了做《艺术人生·铭记巴金》这期节目，《艺术人生》租用了丰台体育中心近800平米的演播厅，舞台四周挂满了翻拍自现代文学馆的巴金照片，道具干脆直接从现代文学馆拉来，国家珍贵文物级别的桌椅板凳直接摆上舞台。出场嘉宾的重量级别代表了CCTV的地位：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上海《收获》杂志的责编、巴金的直系亲属和很少露面的养子等人；为了能复原巴金作品的原汁原味，北京人艺80高龄的老艺术家郑榕被编导用轮椅推上舞台；《寒夜》主演许还山20年后重新出演片断；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大腕乔榛、丁建华从上海飞到北京，直奔演播厅停留4小时，就是被《艺术人生》邀请来表演一段《家》的经典对白。
导播台上的王峥调遣着台前幕后各方力量，动作潇洒，神情生动。
王峥：CCTV覆盖面很大，做节目台里有经费支持。我那天跟金越主任说，做巴金很有成就感，因为你难得和大文豪巴金如此近距离结缘一次，做《艺术人生》圆了我一个梦。“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是《艺术人生》的目标，是台里给予了我们能够实现“超越”的物质保障。
骄傲的时代、优越的环境加上优秀的人才，成就的是一代电视文艺人的光荣和梦想。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的刘春曾经在CCTV度过7年时光。2002年，在他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CCTV，中国电视的航空母舰朝哪里开?》中，两段与电视文艺有关的文字折射出了央视文艺节目近年来的改革步伐：
前改革阶段：
1983年，央视举办了首个春节联欢晚会，20年弹指一挥间，风雨兼程，笑骂由他，而春节晚会已成为一年一度不可或缺的文化仪式。在春节晚会的带动下，综艺晚会逐渐蔚为大观，并形成小品、相声、歌舞、戏曲为主的规定模式。它是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后20年主要的娱乐消费品，直到晚近，才由于僵化呆板而逐渐式微。但是，就是这个今天备受指责的综艺晚会，培养了央视足以傲视全国的晚会人才，包括导演、导播、灯光、舞关、切换、音响等，并在后来的“广西民歌节”、“华语歌曲榜中榜’’等大型歌会中大放异彩，甚至令港、台、东南亚媒体同仁自惭形秽。
全面改革阶段：
在推行频道专业化同时，节目进一步精品化。这一阶段虽然在新闻改革上碌碌无为，但推出了谈话节目《对话》、《艺术人生》，益智游戏节目《开心辞典》、《幸／g52》等著名栏目，改变了新闻评论部一枝独秀的局面。
刘春的总结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理出了央视文艺节目改革的思路，明晰了一批优秀文艺栏目脱颖而出的机制、条件和环境。《艺术人生》今天的团队里很多人就是从“电视文艺晚会类”节目中得到大练兵机会的，制片人王峥刚刚进入央视文艺部的时候，形容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负责具体栏目的同时，参与了《同一首歌》、《东西南北中》等多台晚会和节目的编导工作，全程参与了一线拍摄和后期编辑工作，对电视技术和艺术的领略有了最直接的融会贯通，这对她后来以“纪录片的纪实理念”运作谈话节目《艺术人生》提供了丰厚的实战经验滋养；主持人朱军在风格各异的大型晚会中摸爬滚打，逐渐淡化了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气息，形成了稳重、大气、练达的主持风格，成长为今天中国一号晚会型主持人；制片李广志曾经参与了《向前、向前》八一大型文艺晚会、《江山如此多娇》国庆大型文艺晚会、《同一首歌——走进武汉》等大型歌会、第一届中新歌会、第三、四届广西民歌节开幕式等央视多台重头晚会的录制工作，在此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工作经验，而且积攒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李广志的这一优势后来在《艺术人生》栏目得到了充分发挥。
P36-40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钟大年
专业主义有能力和激情两种基因。专业能力主导节目创作的组织和细节，它像骨骼和血肉，构建起节目的外形。专业主义激情，犹如灵魂，它将创作者的热情与执著，追求与思考，弥散于节目的每个细胞。我们在倾听《艺术人生》的故事时，其实也是在期待着专业主义在电视中的张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于丹
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所以中国人特别需要一种沉闷生活中的“救赎”。普通的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教堂，但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宗教感，内心需要一些启迪，洗去他的烦恼，过滤掉很多不美丽的东西。大众传媒情感消费品正是一种世俗里的“救赎”，能够穿越尘埃，看到透彻清明的东西，《艺术人生》要传递的就是这种心灵的救赎，这就是王峥的终极目标。《艺术人生》不仅仅是情感的消费，同时它带有宗教仪式感，能够让人每一次看完节目后，更加相信人性的美好。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胡智锋
《艺术人生》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电视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本土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电视品牌。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艺术人生》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电视栏目所面临的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电视整体的生存环境所面临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 尹鸿
经历六年时间的《艺术人生》依旧在受众群中拥有影响力，说明这个团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内省意识，只有这样高质素的一群人才能做出引发人类共鸣的情感好文章。《艺术人生》是主流情感记忆的承载体，其中做的最好的节目，都是因为唤起了那个时代的共同情感记忆，优秀的节目都具备这样的磁场效应，以其特有的魅力唤起我们很多美好的情感体验。《艺术人生》是“中国精致电视节目的样板”。
——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经历了近代百年中国的命运多舛和文革磨难，中国人就像永远在一个状似“气球”的套子中去说话，真正属于个人的表达几乎没有。每个生命不可重复之处在哪儿?《艺术人生》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倾诉空间，每一个和艺术相关的个体在这里讲述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自我”。我觉得《艺术人生》伟大之处，就是把个体生命还原成真正的原质。
我所涉足的是一个太过庞大的命题
我所涉足的是一个太过庞大的命题，没有人告诉我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切合时宜，还是头脑新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写作过程。将每一阶段的构思和文字报给远在香港的导师，他的回馈结果都是超乎我想象的细腻，从纲要的拟订到每章节内容的大小出入，比如我将“Be myself”不小心连写成“Bemyself”这样的绍节，导师都花费了精力给予我周全的指点。有一次仓促间将没有认真修正的一章交付导师，导师只是丢下这样几个字：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半成品示人。这句话不仅非常精准地给我立起了很高的质量标尺，也非常残酷地预言了《极端制作》的诞生过程是漫长的。与今天的这些文字相依为命的时光里，我近乎变态地打磨着每一个文字，生发出的每一段文字一次次将我推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学科领地，我极力向其核心靠近的过程，都是一次次重新架构世界和放弃陈旧自我的痛苦历程。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发展研究院诞生，传媒前沿图书工作室诞生。当我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关照伴随这一切的诞生之宏观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更迭时，导师在其职业生涯中又一次选择“放弃”的行为冲击着我的惯常思维：那些隐藏在生命深处的雍容与真趣，是维持心灵律动的强力维他命，他们的价值即使在今天的快时代也从来没有被低估过，经由他们而生发出的人生趣味也只能为真正的达人所享有。
任何事物的“成”都是一个充满冒险、来之不易的过程，因此我对务实～派天生充满崇拜感。对于一个寡言的师长，我宁愿相信是高质素的行动，而非虚妄的思索占去了他的大半时间。面对危局和困境，是“慎思”还是“谨行”?这两方面也许都无法得到导师的首肯，他叮嘱我们的是：重要的是去“做”，而且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兼顾品格。这是导师的“言教”，但他的“身教”是在“做”中既能懂得执著去“得”的重要，又要领悟轻松去“舍”的玄机。做学问不死在书堆里，做人不撞死在南墙根，世间纷繁，高潮迭起，最后能够留下的无非是一个“趣”字：冒险是有趣的，获得是有趣的，放弃同样是有趣的。如此的人生才能卸却五花八门、花样翻新的虚伪累赘，所谓的睿智和坦荡，其内囊就是这种名副其实的“内心强大”。
两年间撰写《极端制作》，我所涉足的是一个太过庞大的命题，所幸在导师的引领下，我得以窥见通向“强大内心”的途径，在成就大命题的仓皇之中，以极端的手段得以领略人生艺术和艺术人生之绝美趣味。因此，我要感谢我最为敬重的导师钟大年教授。
感谢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感谢台湾辅仁大学杰出校友凤凰卫视主播胡一虎先生。
再次感谢CCTV《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女士。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杰出校友，王峥以她无与伦比的对媒介行业“理想主义与职业道德”的坚守，赋予了她的团队具备了“引领时代话语”的底蕴，这种影响力的诞生、延展与强大经由她以及他们的合力传承，已经被深深织就进这个时代的表情纤维，并了然于生活与岁月风雷激荡与云卷云舒之面孔。
感谢《Chirta Daily》、《凤凰周刊》、CUC《现代传播》、《中国新闻周刊》、《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
感谢周遭所有的因为这本书籍的撰写而饱受朱冰“骚扰和折磨”的人物，他们是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刘祚臣先生，三联书店张志军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乔保平先生，闵惠泉教授，作家出版社潘宪立先生、王宝生先生和启天先生。
在此要特别感谢作家出版社，专业主义的激情成就了中国传媒大学与作家出版社的强强合作，并以恒定如一的职业水准在2006和2007两年问倾力助推了《口述凤凰》与《极端制作》的诞生。那些源自编辑头脑中令人惊讶的创意思维冲动，使得我终于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秘密角落中一定存在一座永动机，它的燃料是一种能够与思想比肩的力量，能够寻找到其隐匿地点的人，一定不是卤莽的探宝人和诡异的思想家，而是能够跳起来与其精准对接的大内高手。
感谢我的师妹陈可人和吴景晶，感谢我的两位学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雷建军博士和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邓瑜博士。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请原谅我在你们面前释放了那么多不加节制的焦虑和愤怒，这些灰色情绪来自文字，终会止于文字。但我对你们的爱永远不会休止。
朱冰
2007年5月1日于中国传媒大学
序言一 极端制作的不极端观察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一觉醒来，平地起了高楼，高峡变成平湖，农田被别墅挤满，道路被汽车阻塞……但是，比这些变得更快的是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生态。难道不是吗?那就看看我们电视机里营造的那个世界。
以朴素的平民生态替代高谈阔论的宣传，以草根阶层的狂欢替代英雄主义的标榜，以财富性的励志追求替代精神的理想主义……每一次替代就是一次解放，就是一次新生。尽管，人们可能并不明白在这种新生中，他们失去了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 ’
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是后现代的核心价值。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解构掉权威和传统，电视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它宣称不再崇尚单一的色彩，而要让看到的这个世界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更加多元。
缺乏想象力的多元有时并不多彩。《神雕侠侣》好看，打开电视你同时可以看到五个模样相同的小龙女；“超女”火爆，打开电视你可以同时看到十台不同角色的选秀节目……这是一种多元的混杂。然而，相同基因衍生的多元混杂，似乎又在趋向了一种混杂的单一。
这是一个需要娱乐的时代。游戏是娱乐，新闻是娱乐，身体是娱乐，财富是娱乐，甚至出丑和展示人性之恶成为最时尚的娱乐……当电视节目变着法子去娱乐的时候，当电视充满了娱乐的时候，其实，电视自己也被娱乐了。
这是一个需要收视率的时代。收视率意味着一种创收能力和受欢迎程度的量化标准，似乎与能力大小、质量好坏、品位高低无关。相信上帝不需要理由，当收视崇拜变成一种宗教，它也是非理性的。
这是一个需要竞争的时代。你做一个唱歌秀，我做一个跳舞秀，你播一集电视剧，我一个晚上播三集……中国电视的产业格局使得节目的竞争不得不白热化。然而，迷失于收视份额的恶斗会加剧同质性的迷失。也许没有智慧的竞争近乎于集体自杀。
于是，我们开始怀疑，电视是不是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泥沼，就像一个清纯的孩子闯入喧嚣的闹市，四处都是新奇，都是诱惑，却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开始怀念，在这浮躁喧闹的边缘处是否会有一个三味书屋，有一点清净，有一点传统，又有一点儒雅之风。于是，我们发现还有《艺术人生》。
在一个崇尚变化的电视时代，《艺术人生》能够坚持六年，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时间，对节目是一个考验。快速的改版，快速的创新，让人眼花缭乱也心情浮躁。而经久不衰则需要某种沉淀的力量。时间，不仅是对专业主义的考验，也是一种对意志力的考验。否定和开创的力量往往都很高调和引人注意，而沉淀的力量往往没有声息。
专业主义有能力和激情两种基因。专业主义能力主导节目创作的组织和细节，它像骨骼和血肉，构建起节目的外形。专业主义激情，犹如灵魂，它将创作者的热情与执著，追求与思考，弥散于节目的每个细胞。我们在倾听《艺术人生》的故事时，其实也是在期待着专业主义在电视中的张扬。
意志力既是一份执著，也是一种自信。执著的痛苦在于对自信的怀疑，特别是你所坚持的那些东西越来越显得不那么时尚的时候。而自信的痛苦在于对执著的彷徨，特别是你的坚信不再有那么多的喝彩。我们在倾听《艺术人生》的故事时，其实也在感受那一些执著而自信的电视人痛苦的精神挣扎。
在一个崇尚游戏的电视时代，《艺术人生》能够坚持品位，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品位，是一种人人追求又难于达到的境界。之所以难，是因为在现代时尚文化的字典里，有太多的关于品位的误读。除了优雅、高尚、真诚和美之外，没有人性的品味算不上好品位，缺少情感的品味算不上真品位。
人性有美有丑。隐藏着的美好，要通过展示、传播、教化才能变成可感受的美好。如果，一种电视文化为了耸人听闻和自我炫耀而回避了展示美好，责任不在展示者，而在电视文化本身。我们在倾听《艺术人生》的故事时，其实就是在发现一种人的美好的精神境界。
情感，本是一种人性的美德。但是，当一种电视文化放弃了真诚去玩弄情感，最后连玩弄者自己也会被玩弄。我们在倾听《艺术人生》的故事时，那些眼泪，那些欢笑，那些真性情的喜怒哀乐，其实就是在寻找一种真诚的回归，一种有品位的电视文化的回归。
《艺术人生》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一群艺术家的人生经历，一群电视人对人生的探究。人生需要到谢幕才完成角色，人生的探究需要完美的专业主义追求，这大概就是“极端制作”的含义。
钟大年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发展研究院院长
CCTV《艺术人生》是中国极具影响力、深受观众喜爱的一档电视综艺谈话节目。作者通过面对面采访的形式获得大量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首次从公众和专业的角度解密了隐匿在CCTV名主持朱军背后的电视制作团队，摹写了《艺术人生》团队在制片人王峥带领下2000到2006年自起步到成熟的跌宕历程。
本书截取一档中国国家媒体名牌电视栏目的生存片段深入剖析，展现的是一群电视精英在创业过程中对“专业主义”的秉承以及他们与娱乐时代的价值观和美丑观进行博弈和融合过程中对“理想主义”的痛苦坚守，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大背景下一代中国电视人的挣扎和阵痛，以及面对全球化语境和中国电视发展与改革的双重命题，CCTV栏目制作人和制作团队对电视语态与形态的执着尝试和探寻。
自2006年以来，传媒发展研究院主编的“全视界360度丛书”已陆续推出《凤凰秀》《口述凤凰》等系列图书，受到业界关注和社会好评。据悉，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作家出版社将于近期印刷发行《口述凤凰》第二版。
《极端制作》与《口述凤凰》由传媒发展研究院所属的传媒前沿图书工作室编辑统筹。
CCTV金牌栏目《艺术人生》是中国极具影响力，拥有观众最多的一档电视谈话节目。
本书通过面对面采访的形式呈现了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首次从公众和专业的角度解密了隐匿在央视名嘴“朱军”背后的电视制作团队，摹写了《艺术人生》团队在制片人王峥带领下2000到2006年自起步到成熟的跌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