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利用蒋介石的未刊日记，考察其早年的个人修身历程和极为隐私的内心世界，同时以蒋介石、孔祥熙、胡汉民、黄郛、阎锡山等人的档案，以及陈立夫、张发奎、张学良等人的口述史为依据，叙述蒋介石等人“清党”、汪精卫集团“分共”、二次北伐、国民党时代的思想统治、《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蒋介石的对日谋略、陈立夫亲历的国共谈判和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揭示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坛内幕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情况。本书主要反映了该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及人物思想评述等，为方便读者阅读，大体按历史事件的先后排序。

1927年至1937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统治中国的执政时期。作者首先利用蒋介石的未刊日记，考察其早年的个人修身历程和极为隐私的内心世界，同时以蒋介石、孔祥熙、胡汉民、黄郛、阎锡山等人的档案，以及陈立夫、张发奎、张学良等人的口述史为依据，叙述蒋介石等人“清党”、汪精卫集团“分共”、二次北伐、国民党时代的思想统治、《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蒋介石的对日谋略、陈立夫亲历的国共谈判和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揭示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坛内幕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情况。作者还以胡适和国民党的关系为切入点，剖析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为契机，探讨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作者对这一段史实的厘清和阐说，有助于校正讹误，推动相关历史事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书丰富的文献内容也可作为史家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

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读蒋介石未刊日记

蒋介石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读张嘉璈日记

论马日事变及其解决

论1927年阎锡山易帜

“分共”会议上的于右任与彭泽民

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

董必武的一份辞呈

张发奎谈南昌起义

宋庆龄冷对新王朝

蒋介石要求开除叶剑英

白崇禧指责“第二期清党”

蒋介石再逼中国银行——读张嘉璈日记

1928年的济南惨案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美国所藏黄郛档案

蒋介石与二次北伐

奉蒋谈判与奉系出关

“小恭王”的复辟活动——读日本小川平吉未刊文书之

张宗昌穷途作乱，段祺瑞暗中支持——读日本小川平吉未刊文书之二

国民党时代的“天天读”

胡适和国民党的一段纠纷——读胡适日记

蒋胡“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未刊日记

蒋介石拒绝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

胡适1933年的保定之行——读胡适日记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胡汉民档案

李济深与胡汉民——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一

张学良与胡汉民——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二

冯玉祥与胡汉民——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三

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读谢幼田未刊稿《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

一项南北联合，打倒蒋介石计划的夭折——台湾所藏阎锡山档案一瞥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读台湾所藏胡汉民资料

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读美国所藏黄郛档案

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作的考察

宋庆龄关于邓演达的一封英文函件

宋庆龄为国共合作募集签名

陈立夫与国共谈判——读陈立夫口述历史之一

陈立夫与西安事变——读陈立夫口述历史之二

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张档新发现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燈基君的批评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阅《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已于12日病亡，继其任者为卢永祥。蛇死狐凭，皆为吾党之敌。”

1921年3月27日日记云：“北政府无不倒之理，唯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人京，复总统之职。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症象，于此益明矣!”

1926年7月12日日记云：“余以关税会议为卖国条件，决意与吴佩孚宣战，通告中外。”

这些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反对北洋军阀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与憎恶商人、资本家相反，蒋介石对工人有一定同情。

蒋介石对工人接触不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有所感动。28日日记云：“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而不加矜恤，久之必演成阶级斗争。”10月21日日记继云：“自叹为我一家，而苦彼二十工友，自朝至暮，除用膳外，迄未少休，每日劳动，足有十余小时。呜呼!工人何罪，资本家与势力位者不俭约自持，厚酬若辈，必为神人所共怒。不必问近今世界之潮流如何，试问你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否!”11月6日日记再云：“工人苦，小工更苦。中国力役，只见死亡病伤，无完全生理，言之可胜于邑!工场法不实行，劳工何所恃以保障也。博爱同仁，改良待遇，有事者亟宜注意焉。”这些地方，显示出蒋介石愿意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改进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其中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一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与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但是，他的具体建议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我国牺牲之失业工人”，“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等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对罢工工人，可“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不过，这一思想，对蒋介石说来，恰如火星一闪，后来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

在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还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厂。1926年9月，蒋介石参观安源煤矿，发现厂主无能，受到日本资本压制，停工近一年，便提出：“乘此厂主放弃权利之时，工人应起而自己管理也。”不过，蒋介石只同意对工人生活作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坚决反对阶级斗争。还在北伐出师前夕，他就宣布：“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斗争，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北伐出师之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蒋介石曾发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决了工潮”，同时则要求工人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指挥”，“非但不应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此后，罢工日渐频繁，蒋介石仇视工人运动的态度日渐明显。1927年工月底，他与小室静谈话，一方面声称“劳动者地位之向上与幸福之增进，乃吾等之主义，故不能中途而辍”，表示不能动用军队来“制止劳动者之罢工”，但同时又说：“唯劳动者苟有跋扈行为，甚且危及国际关系，亦不能过于放任，彼时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这些地方，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行动方向。

蒋介石二度认为，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但是，蒋介石的早年日记显示，他对土地问题还是关心的。1926年2月3日，蒋介石与鲍罗廷谈话，鲍主张“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介石表示赞成，日记云：“余亦以为然，唯忧无法引起全国大革命耳。”但是，这以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北伐期间，暂不提出土地问题。出师前夕，鲍罗廷建议发布土地政纲，蒋介石不赞成；鲍提议攻克武汉时发布，蒋还认为太早。不过，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同年7月30日，他收到邓文仪的苏联来信，述及土地问题，日记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国有化(即归国有)与土地社会化(即归社会分配)，如太平天国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问题，有一解决土地之法。”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电张静江、谭延闾，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规定详细办法，或根据“平均地权”所言，再加细定，“逐条登报，公诸国人参考，且可临时应用也”。P12-15

在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同志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

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本来，史学工作者必然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教授，曾提倡对史料要做到“竭泽而渔”。可是，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常有一种苦恼。和古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根本谈不上“竭泽而渔”，倒是常要“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识别并发掘出前人没有利用过的珍贵史料又谈何容易。杨天石同志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勤奋。他不仅经常深入国内一些重要档案馆和图书馆，细心搜罗；还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披沙拣金。他有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就叫《海外访史录》。此中甘苦，凡多少做过一点儿这类工作的人，大概都能领会到。二是有敏锐的识别力。这需要有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眼光，能够分清什么是沙和什么是金。否则，再重要的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杨天石同志恰恰具有这两个条件。

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他另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叫《寻求历史的谜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工作，从它的本来意义来说，无非是要解开包括自己在内原来弄不清楚的谜团，寻求符合实际的答案。如果只是把一些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回答什么人们原来感到迷惑的问题，这种著作或论文也有它的用处，但很难说是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杨天石同志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说中发现疑点，提出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他的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运用可靠的原始档案，对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不明其所以的问题，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我曾听胡乔木同志称赞过这篇文章。

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读起来没有沉闷的感觉，容易引人入胜。写文章，是要给读者看的，落笔时应该处处替读者着想，而不是作者在那里自说白话。如果文字晦涩，思路不清，让人看得十分吃力，甚至看不下去，再好的内容也难发挥作用。杨天石同志这个优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三点，也许同样是这部《文存》的特色。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国民党曾经统治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二十多年。它的种种活动和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有些还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同它两度合作，一次是大革命，一次是抗日战争；又有两次破裂，一次导致十年内战，一次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作为历史对象，作为了解中国近代国情的需要，我们对国民党以及它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研究，实在太不够了。不深入进行对它的研究，中国人在20世纪是怎样走过来的，在不少方面就不容易说得清楚。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来说，如果不研究这个既是对手，又是两度合作伙伴的国民党，许多事情的认识也难以深入。

从事这样一项开拓性的又相当敏感的研究工作，谁都很难一下就做到什么都说得准确无误或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引起一些争议是自然的。我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和杨天石同志的看法都相同。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我对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那篇文章也提出过商榷性的意见。这些，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的。

杨天石同志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许多问题，经过他的潜心研究，已把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问题，虽然存在争议或有不同意见，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它对推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这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2007年6月24日

于北京万寿路

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文章。

——胡乔木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金冲及(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天石)以其文学的底子、哲学的素养，加上科学的方法、求真的精神，以锲而不舍的毅力，追求难得的史料，思考问题，故其发表的文章，引起同道的重视和欣赏，非偶然也。

——蒋永敬(台湾政治大学)

杨天石先生作为解放后第二代史学家中最前列的研究者之一……以学有根底的渊博知识为基础，尽可能地广收博采有关资料，分析立论敏锐而明快。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

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他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在中国乃至在广阔的海外发掘最新的资料，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独创性论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日可就，它的背后是敏锐的历史感和日积月累的知识与教养。

——山田辰雄(日本放送大学)

(杨天石先生)对民国史的学术贡献伟大。有史风。特别重视于揭示历史之“谜”的核心。这样的学风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日本神户大学)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美国圣若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