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枪声坐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叶挺、周恩来、朱德、陈毅、王尔琢……他们没有沉默，没有退避，没有投降；他们坚信自己代表着正义和真理，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方向；他们要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存、荣誉和理想。该书以1927年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要发动南昌起义的缘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自己的武装、起义军为什么要南下广东、中共南下为什么要舍弃大路而走赣东小路、张国焘为什么反对起义及对其如何认识等等内容，为我们精彩再现了南昌起义的恢宏场面与激昂壮歌。

本书以1927年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的来龙去脉、一波三折，通过国共合作的分裂、中共内部对起义的争论、以及共产国际对起义的彷徨不定等重大历史细节，多元地更接近历史史实地反映中国共产党要挽救中国革命，只有走武装暴动之路的历史必然。

历史的出口

国共分野

歧路徘徊

走向新生

南昌暴动

南下征途

转进闽粤

挺起的脊梁

或许是一系列的挫折让苏联方面感到了些许难堪，也许对起义没有把握，但又不想承担责任，这封电报少有的没有命令的口吻，而是使用了外交式的辞令。但参加会议的人员理解一致，这实际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义的电文，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起义一定会成功，不允许苏联顾问(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参加起义的表态和关于共产党人从事政治工作的建议，更含蓄表达了对起义的怀疑立场。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面前，刚刚于7月23日秘密抵达武汉，对中国实情还缺乏充分了解的罗明那兹，除了执行几乎没有商讨的余地。他进一步强调，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只有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告知。

作为与会的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他此时进退两难，心情复杂。对于要起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挑衅，张国焘并无异议。据罗易报告，早在192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武汉政权向右转的倾向，张国焘就在大家意见不一、莫衷一是的情况下，一力主张展开反击，采取进攻行动。但此时他却有些患得患失，一方面觉得“当初周恩来等人提出暴动时，我并没有明确反对，现在叫我去劝说周恩来、谭平山他们停止行动，实在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对在南昌发动暴动的前景，又不看好，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顾问们勿卷入旋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持，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权衡再三后，他折中地安慰自己：“加伦将军的提议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伦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所以决心代表武汉方面到南昌走一趟。

27日晨，张国焘到达九江，随即把尚未离开九江的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夏曦等人召集起来，传达26日中央会议意见，对南昌起义计划提出质疑，要到会人员讨论表态。据张国焘报告，九江方面参会人员意见惊人一致：“贺、高、廖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他说：为什么要等你来。我说：这是中央派我来的意思，而且告诉你们国际来电的消息。代英说：现在还管他中央不中央，国际不国际。”

九江讨论无法达到贯彻武汉意图的目标，张国焘不得不前往南昌实地做说服工作。29日，张国焘连续向南昌前委发两封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3O日晨，张国焘等抵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会商。会议一开始张详细报告了26日中央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据李立三报告，张国焘在会上强调：“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从李立三的报告看，张国焘的确准确表达了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比之瞿秋白中央不无武断的曲解更具可信性。有理由认为，张国焘传达的武汉会议精神，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内容，虽然这可能已经是一个永远无法最后定论的问题。

张国焘不一定是假传圣旨，但他的立场却和南昌的现实存在距离。此时南昌已是箭在弦上，他传达的意见势必引起激烈反弹。李立三激动地质问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谭平山则把怒火发泄到张国焘头上，大骂他“混蛋”！强调：“假使这次我们军中的同志还不能够干，那就以前一切军事工作都不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只有叶挺从军事角度表示：“分化能推迟一点也好。”

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坚定主张发动起义。刚刚从24日的中央会议上领命前来发动，转眼却又要求停止，这样的落差令周恩来难以忍受。几个月来，面对局势的剧变，有些人灰心、失望，有些人则骂娘、发泄，而周恩来忙得几乎没有抱怨的时间。但是，忍看朋辈成新鬼，内心之煎熬、苦痛岂可车载斗量。何况，早在近一年前，周恩来就已经感觉到：“过去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亲密的，而现在即使我们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们，他们也怕我们。也不存在左派这个特殊的派别，只有一些头面人物。”此时，终于眼看就可以大干一番，一舒胸臆，却又被要求把吐到喉端的怨气压回胸中，周恩来眼睛都红了。

“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针对张国焘传达的意见，素来温和的周恩来强硬坚持。当张国焘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中央、国际时，周恩来突然忍无可忍，双眼喷火，攥紧拳头猛敲桌面，愤怒地吼道：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的愤怒不仅让张国焘，几乎使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意外，因为这显然不是他们印象中礼貌周到、埋头工作的周恩来。确实，对于周恩来来说，这样的举动实在太罕见了。20多年后，当谈起这一段历史时，他承认，这是平生仅有的一次。

虽然周恩来的怒火当时是冲着张国焘来的，但谁都知道，这实际上是积累了几个月的压抑情绪的总爆发。

周恩来的态度虽然让张国焘震撼，但张国焘既有国际意见护身，又自恃党内资格深久，没有轻易低头，仍然坚持：国际意见，希望大家认真考虑，力争张发奎的加入。由于张国焘的身份、代表意见的来头，虽然会上他的言论几乎被众人的反对意见所淹没，但张不首肯，起义计划仍难以实施。

有许多事，台面上不好解决，下面的说服有时反而更容易起到作用。会后，跟张国焘熟识、同为临时中央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等向张做工作，详细向他分析了起义势在必行的形势。张国焘回忆：“立三告我贺龙等如何赞成干，及种种准备情形。”(P52-55)

1927年8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时，离建党仅仅只有六年零几天。六岁，如果是一个孩子，此时他刚刚背上书包，步入学校，享受着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呵护。而中国共产党人，却要承受战友的背离，直面惨淡的世界，在骤然而至的急风暴雨中，独力擎起革命的旗帜。

惊诧于同一战壕射过来的枪林弹雨，刚刚学会生存的中国共产党转瞬就要面对死亡。在沉默中毁灭或在绝望中爆发，中国共产党人别无选择。

1927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也许应该寻找第四条道路？

说完这句话后没几天，陈独秀就完全淡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或许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已可以窥到其中的端倪。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陈独秀毕竟是个书生，书生自有书生的道理，书生的道理或许更具恒久的价值，但高远的理想却不一定能容于当时的环境。

第四条道路，理论上当然不能否认，时代变迁之后，人们也许还会更加青睐。

但当时的现实是，面对血腥的压力，其实只有放弃和流血两条路。放弃和流血可能都会走向死亡，而后者却隐藏着死中求生的希望。

南昌的枪声坐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他们没有沉默，没有退避，没有投降；他们坚信自己代表着正义和真理，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方向；他们要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存、荣誉和理想。

当他们奋起一搏的时候，前路茫茫，国共两党内战的烽火更使中国社会同样陷入看不到前进方向的迷茫之中。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无舱是悲剧或者喜剧，在这一刻，似乎都已被注定。

作为后队，我们当然更愿意看到前人演出的是喜剧，但当年的中国给我们展示的更多的还是悲剧。

历史无法选择。

我们不能越俎代庖，为前人设定道路；当年的社会也没有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出口。

悲喜、成败、进退、兴衰，都不是历史运动任何一方可以自主决定的。历史教科书展现给我们的，总是那些挥斥方遒看得见的巨擘，而在这后面，其实还有着更多的支配着历史运动的看不见的手。

中国一句老话一言以蔽之：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所以，历史如果可以重来，或许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四一二、七一五，仍然要听到南昌城头响起的隆隆枪炮声，仍然要看到周恩来、蒋介石、毛泽东、朱德这些熟悉的身影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走近又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