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未能在生前获得诺贝尔奖，这已不是他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的遗憾。在华尔街的金融和投资领域中，他就像一位无冕之王，用他的智慧照亮整个领域，开拓崭新的衍生产品疆土，为金融学带来革命性的思想。

费希尔·布莱克毕生坚持奋战在华尔街，在金融领域他是“搞实务的”而不是“做学术的”，然而就是他创建了迄今为止最正确、最经典、应用最广、成就最高的模型：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在他因病去世一年后，诺贝尔将经济学奖颁给了参与创建模型的两位学者肖尔斯和默顿，费希尔终未获此毕生殊荣。若干年后，当人们评价此事时，这已不是费希尔的遗憾，而是诺贝尔奖的遗憾了。

本书作者叙述了费希尔在华尔街那传奇的一生经历，用优美流畅的文笔体现了他的性格、他的思想和他的成就，使读者仿佛看到一位栩栩如生的金融大师，正以他无比智慧和天才的头脑，为华尔街、为金融界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往更高境界的大门。

1997年12月，罗伯特·默顿和米隆·肖尔斯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台上独缺费希尔·布莱克，即著名的布莱克一肖尔斯期权定价公式中的那个“布莱克”。这个公式对现代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的重要性，就像DNA结构的发现对生物学和生物产业的意义。

费希尔·布莱克是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没受过正式的金融和经济学训练，却在几年之内创立了现代金融学的基础。他在生活中处处规避风险，却在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中勇敢地挑战前册。他能轻易地获得芝加哥大学和MIT的终身教授头衔，也能自如地放弃，再次投身到金融衍生产品革命爵大潮。他频繁地在象牙塔和华尔街之间穿梭、游弋，给那些以为理论和实践是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人出了大大的难题。

本书不仅刻画了一个丰满而特立独行的费希尔·布莱克——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工作的场景——同时还技术了20世纪后期金融学和经济学波澜壮阔的发展，以及金融界乃至整个社会对投资、风险和人生的重新认识与实践。在这个无事不变的游戏场景中，风云随起，涨潮落，也活跃着布莱克与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弗里德曼等诸多大师的身影。

前言

第一章 汝这闪耀的智慧圣火

第二章 璞玉之思

第三章 特殊的教育

第四章 模型

第五章 复杂的经济直觉

第六章 货币之争

第七章 全球视野

第八章 滞胀

第九章 角色更替

第十章 交易者的行为

第十一章 探索一般均衡

尾声 无事不变

致谢

利特尔公司创立于1886年，号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管理咨询公司，不过这只说对了一部分。亚瑟·利特尔本人是一个化学工程师，而且公司在成立后的前50年里，一直依靠工业研究而生存。事实上，始建于1917年、位于查尔斯路30号、紧邻MIT的利特尔的“研究宫殿”，在1977年当做工业研究的发祥地而被认定为国家历史遗迹。利特尔公司向管理咨询业的转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也是由于公司在战争期间积累了运营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如同公司里其他部门一样，新的管理服务部门的目标是应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商业问题。

新部门主要是从剑桥城北成长起来，它位于新埃康公园地区，有40英亩林地，还紧挨着一条主要公路。1956年公司才搬到这里。对于一个现代的来访者而言，这个地方就像现代工业园区的早期化身，建筑上也模仿大学校园的设计风格。公司未来的许多雇员也都出自该区域的大学。在1965年，主楼的正面用粉色、灰色、紫色等各色花岗石装饰得有如花呢子的天花板，都透出自信的现代气息。费希尔被管理服务部门下面的运营研究处雇佣，该处的任务是给商业研究部门提供技术支持。费希尔被请来做分析员，以支持那些直接与商业客户打交道的咨询师。

费希尔的办公室位于35号楼的427房间。那是一栋从主楼延伸出来的，灰色的三层砖面建筑(出于对MIT文化根源的尊敬，利特尔咨询公司沿袭了MIT用数字来给建筑物编号的传统，而没有给各栋建筑起名字)。和主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辅楼完全是实用型的，每个处的办公区就像是战争时期的士兵棚屋一样，用便宜的材料迅速搭建起来，以满足临时的需要。在大楼内部，办公室都是用空心砖隔成小格子，与一条长长的通道连通着，每当公用呼叫系统广播找人去接电话时，走道都会产生嗡嗡的回声。每间办公室里，都像斯巴达人一样，配备了坚固耐用的铁桌子和文件柜。这是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不是懒散闲逛的地方。来访的客户都会看到他们的费用支出都用在了工作上，而不是管理费用上。

来访的客户会在主楼的招待餐厅里用餐，但其他人都在自助餐厅，那个地方可以使像费希尔一样的新员工方便结识公司中其他部门的员工。公司的运作方式是，每件咨询任务(或称“项目”)都由一个从公司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小组来负责，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向该任务计时提供服务。获得工作的便捷途径是拥有项目经理的专业技能。在公司里升职的唯一途径是成为项目经理，从自己的客户那里获取业务，并掌管一系列项目。为了以上两个目的，你需要认识公司的其他人，也需要了解他们在干的事。所有一切都发生在午餐时。

有一天，就在他进公司后不久，费希尔独自在靠窗户的一张12人桌上吃饭。阿兰·罗斯把碟子放在桌上，占据了另一个位子。这次偶遇引导费希尔走向了第一个商业项目。和费希尔一样，罗斯也在运营研究部门工作。他从MIT拿到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本科学位，这点为他和费希尔提供了开始交谈的话题。他于1963年从MIT的斯隆学院拿到MBA学位，使他有更多资格可以直接与客户联系。费希尔谈了他是如何憎恶BBN的政府项目，又是如何期望与商业客户一起工作。罗斯则同他谈了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做的项目。

大都会公司有一套霍尼韦尔1800型计算机，可是他们仍然觉得受到了计算机的限制，于是请利特尔咨询公司来判断他们是否需要再添置一套计算机。罗斯和费希尔经过调查，发现计算机实际上有50％的时间处于空闲状态。计算能力的限制并不是来自中央处理器，而是由于磁盘驱动器的使用效率。大都会公司已经有30台驱动器，但光是为了储存队列中待处理的数据就用去了其中8台。公司需要做的只是添加一些驱动器，并优化队列任务。罗斯找来了一个数学博士艾德·西佛来解决这个问题，工作圆满完成。客户节约了购买第二台计算机的支出，西佛、罗斯和费希尔的小组在加拿大运营研究协会的刊物INFOR上发表了《多任务计算机系统资源利用的数量规则》(A Quantitative Rule for the Use of Resources in a Multiprogrammed Computer System)(发表文章的主意最早是西佛提出来的，他当时正盯着多伦多的一个教师职位)。

利特尔咨询公司还给大都会在纽约的运营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培训项目，罗斯和费希尔也都参与其间。整整一个星期，罗斯没有时间准备培训课上要布置的作业，他告诉费希尔他打算把课程推后，他知道高级经理们需要赶火车，所以有把握在分配作业前，他们就会要求课程结束。事情如预想的一样发展，但在课程要结：隶的时候，费希尔在教室后面说话了，“您忘记布置作业了!”课后乘车到拉瓜蒂亚机场的行程真是冷漠，就像费希尔坚持“我拒绝说谎”的固执劲一样。那天晚上，回到波士顿以后，罗斯接到一个电话，那是费希尔打来向他道歉的。费希尔和女友一起重新审视了整件事情，她帮助他从新的角度理解这件事。没有人要求他说谎。

这个女友是弗朗西斯·马歇尔·沃特金斯，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并在波士顿郊区的昆西做三年级老师。在费希尔开始利特尔咨询公司的工作后不久，他们就认识并相爱了。从各方面看，她都是一个完美的人，甜蜜、聪明，井井有条、充满愉悦，高挑苗条，金色的头发又长又直。很快费希尔和罗斯这两对就一起出去约会，多数时候是去打保龄球。到6月，费希尔和弗朗西斯就准备订婚。1965年8月28日，他们在她位于马撒温亚德的舅公家里举行了订婚仪式。

在费希尔生命中的这段时期，也许是由于父母亲一直不赞同的原因，他的主要家庭联系就只剩下叔祖父弗洛伊德·布莱克。这位长辈退休后，与活泼的保加利亚妻子贾拉芬可·齐洛娃一起，到了剑桥地区。他们俩都被视为家族里的聪明人。弗洛伊德在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今天的博斯普鲁斯大学)开始他的从教生涯，后来做过位于保加利亚索非亚市的美国学院的校长。他的儿子，西里尔·埃德温·布莱克，与费希尔的父亲同辈，也拥有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历史学教授的辉煌经历(包括20世纪60年代做中央情报局的顾问)。

费希尔与弗洛伊德·布莱克一家最早的交往开始于他和蒂娜订婚的时候，蒂娜从史密斯学院来看望他时就和他们待在一起。费希尔和弗洛伊德相处非常融洽，所以直到他结婚和离婚以后都一直保持着联系。费希尔和蒂娜的第一次婚姻毫无疑问是他的父母非常赞许的那种婚姻类型。现在，当费希尔再次考虑婚姻问题时，弗洛伊德和贾拉芬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类型，就是不仅要考虑婚姻，更要顾及今后的生活。弗朗西斯就是费希尔的贾拉芬可，也许费希尔可以和她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过好日子并没有如期而来。

就在婚礼前仅仅几周，弗朗西斯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就是通常说的葛雷克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他们取消了婚礼。但她和费希尔还是搬到了一起生活，当她的健康状况逐步恶化时，他俩还一起与朋友和家人们来往。1966年4月，她不幸得了感冒，当时她还能够在别人帮助下行走，但几天后就由于肺部积水不幸辞世。在葬礼上，费希尔的弟弟第一次看到哥哥痛哭。

1966年春天的一个星期五，费希尔在利特尔咨询公司工作到很晚，他的朋友阿兰·罗斯探头到门里问他是否想去打保龄球。罗斯在与西蒙斯学院的一个高年级学生约会，而她则想带上室友。这是费希尔第一次见到米里亚姆’“米米”·阿伦时的情况。她是西蒙斯学院心理学专业1964级的研究生，在阿灵顿任大学四年级老师。费希尔给她的印象是，六神无主，需要有人照顾。

阿灵顿是剑桥北部的小镇，居民以工人阶级为主。米米就是阿灵顿本地人，并且是天主教徒。她的父亲在新英格兰电话公司工作，但在家里由妈妈主宰，她成功地经营着一份房地产经纪公司。对费希尔来说，比这些都重要的是，米米非常的漂亮。她的垂肩金发挽成古典式的发结，突显出了高高的颧骨和长长的脖子。

初次见面之后，米米和费希尔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参加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节晚会时再次见面，晚会后他开车送她回家。整个夏天里他们都互相看望对方——费：希尔利用新的计算机技术来约会——但到秋天，他们开始严肃地对待两人的关系。利特尔咨询公司的朋友们劝费希尔，说他们俩并不般配，可是费希尔不为所动。后来，他解释说，她会是他很想要的孩子们的好妈妈。

11月，费希尔带米米到纽约去见他的弟弟和妹妹，然后在圣诞节期间去见了父母亲。这次拜访不太愉快。在他父母的脑子里，她比不上蒂娜，而且他们也不能想象与她的父母亲来往。米米则对他们家的白天豪饮和公开的社会偏见感到吃惊，在回到剑桥后，费希尔和米米分开了一阵子，但在二月份他向米米求婚。三月份，他们一起在阿灵顿的加森街209号买了一栋房子。1967年7月15日，他们结婚了(蒂娜同意免除第一次婚约，以便第二次结合可以被天主教会接纳)。费希尔在利特尔咨询公司的同事们，阿兰·罗斯和艾德‘西佛，以及米米的兄弟卡尔和泰德，在婚礼上充当招待员。费希尔的弟弟李则担任他的伴郎。

从他确定只约会米米起，费希尔就抓住机会全心投入到在利特尔咨询公司的工作中去，自从弗朗西斯去世后，他的工作就不见起色。费希尔的朋友杰克·特里诺在纽约的美林公司找到一份新工作，但还没来得及训练费希尔接替他的位置。观在费希尔要和鲍勃·法伊(Bob Fahey)联系，他现在是以前由特里诺负责的金融项目的主管。

同特里诺和费希尔不同，法伊是一个得到利特尔咨询公司领导信任的颇有成就的人物。他的业务主要是直接与客户打交道，自从10年前加入利特尔咨询公司以来，他就和美国的大公司们建立了繁忙兴旺的咨询业务，咨询课题主要是关于长期计划和组织结构。特里诺和法伊合作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为耶鲁大学做的“投资基金管理”评价项目，该项目最终于1966年7月完成。费希尔和法伊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则是为位于芝加哥的大陆银行(Continental Bank)做的。

P44-47

本书讲述的是有关美国金融制度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转型的故事。这本书，与现代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思想、用来说明正在进行的金融转型的思想，以及指出未来进一步转变方向的思想有关。这本书还讲述了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规避风险的一代人，如何让位于在战后繁荣年代里成长起来的热爱风险的一代人的故事。它还讲述了年轻一代利用科学驯服投机行为、以金融市场而不是以国家作为对抗全面风险的最终依靠的梦想。

费希尔·布莱克就是这些梦想者之一，而且，他用了一生时间来使梦想成真。从一开始，当夏普、林特纳和特里纳刚刚发展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时，他就在那儿。从那个模型中，他看到了未来的世界：指数基金、放松管制的银行业，以及利用全新的计算机技术的自动交易系统等等。给权证和期权定价的布莱克一肖尔斯公式使他开始了在初兴的金融转型的核心领域的职业，他自己也把握住了机会成为这个转型过程的一部分。

当思想发展走在市场发展前面的时候，他在学术界找到了家园，先是芝加哥大学，然后是麻省理工学院。等到市场发展开始超过学术思想的前进时，他便转到了位于纽约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不论他身处何地，他总是用金融理论来解决眼下看起来最为紧迫的、不论多么细小具体的问题。他确信，对小问题的解答是推动大得多的转型的最好办法。

作为金融理论的巨匠和新的金融工程学的奠基人，费希尔·布莱克同时也是第一个看到如何应用新的金融思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改造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人。他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关于选择那些具有高回报同时也有高风险项目的学问。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承受风险来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把可规避的风险汇集起来，其次就是把它们再分配到最能够承受风险的人那里。在此意义上，以金融理论原则指导的科学的风险管理，就和纯粹进行储蓄一样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费希尔·布莱克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私人资本市场由于战争和萧条还没有发展起来，但他确实是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工作的。其后来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以及不必多提的周期发作的经济危机——但费希尔·布莱克从来没有丧失对于更深刻、更长远的趋势的判断，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费希尔的卓越见识。他所梦想的世界已经在逐步实现。作为一个谦虚的人，他倒并不看重自己在历史趋势中的重要程度。他只是比其他人更清楚地发现了历史的趋势，并勇立潮头。跟随他的一生及其思想发展，我们就可以一起加入到他伟大的思想探索中去。

他已于1995年去世，所以没有机会对最近十年来全球金融体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加以评论。如果他还在世，我们就能肯定地说他仍将努力探索，对于他认为最迫切的、不论多么微小的具体问题都找出解决办法来。他在求解时，总是耐心地尝试一种方法，然后试试另一种，直到答案非常明显为止。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解决困难问题更能使他满足了。

佩里·梅林

2007年3月21日

这本书的完成用了7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得到了很多人以各种方式提供的帮助。我得到的最大恩惠来自费希尔的家庭，尤其是凯茜·塔沃斯·布莱克，她使我接触到了费希尔在MIT的大量专业文件以及在哈佛大学的学生记录；以及费希尔的父母(现在都已过世)，他们欢迎我到他们在坦帕的家中，并对我开放了家庭的资料。费希尔的兄弟布莱克尼和李，他的女儿们(尤其是阿勒西娅)，他的前妻辛西娅·林顿和米里娅姆·布莱克，他的堂兄斯坦利·布莱克和姑妈科琳-布莱克，都在理解布莱克的性格方面提供了无价的帮助。我还要感谢费希尔在中学时的伙伴们，在大学和研究生时的舍友、朋友和邻居们，感谢他们的观点。

对费希尔思想的最重要的影响来自杰克·特里诺和默顿·米勒，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尤为可贵和值得感激，特别是默顿·米勒，他不顾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还花时间和我见面。同样要感谢的还有弗兰克·莫迪利亚尼，他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充满激情的拥护使费希尔有了可以加以回应的论题；以及塞丽娜·莫迪利亚尼，她允许我使用她丈夫的论文，使我可以追踪费希尔在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兴趣的源头。同样要特别感谢罗伯特·默顿和米隆·肖尔斯，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由于期权定价公式而无法解脱地与费希尔的生活缠结在一起。

我对于写一本关于费希尔·布莱克的书的兴趣，最初萌发于对理解20世纪美国货币思想演进历程的兴趣，最初我设想这本书将提供一个窗口，使我们了解那些转变了金融业运作形式和我们对其理解的、金融领域的观点和制度演变。这本书本来是设想要讲述我在前一本书《货币利益与公共利益：美国货币思潮，1920—1970》已经开始了的故事。费希尔·布莱克显然是开始这个故事的最佳人选，因为比起与之同代的所有金融经济学家们来，他保持了终生的对于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问题的不懈追求。我要特别感谢诺拉-墨菲和杰佛里·米佛林，他们花了整整一个夏天在MIT的官方档案和专门收藏中帮我收集资料。

我最早的项目现在是本书的第六章至第八章，但是最初的研究说明还有更大的故事需要讲述，就是现代金融自身的崛起。对这个故事，费希尔·布莱克的经历似乎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描述框架，因为他一生跨越了学术研究和实际操作两个领域。当我扩充我对于这个项目的认识的时候，维力出版公司的帕梅拉·范·吉辛建议我的视野再宽广一些。她极力主张我写的书不仅要描写费希尔所跨越的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还应该包括激励他产生如此不平凡思想的智力探险的个人生活。我被这个挑战激起了兴趣，但也有一点被它强迫。我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拉比纳，她帮助我找出了如何坚定地继续工作的方法。

最后，我访问了超过一百人，其中一些还不止一次。很快就发现费希尔有这样一个习惯——我将其称为一种知识策略——吸引那些他认为可以从其身上学到知识的人们。于是，理解他的思想的演进过程的关键，就是找到那些在他生命的每个阶段与他交流的人。在每个环境中——利特尔咨询公司、富国银行、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高盛公司——都有不同的群体，每一次我都发现这些人都更愿意和我分享他们对于和费希尔交往的回忆和怀念。即使没有这些访问，本书的全部知识也会基本一样，但是那样就会缺少使思想历程转化为人生故事的脉络和血肉。对于这些年来花了时间和我谈论的人们，无论是面谈还是通电话，我都非常感激。

对于帮助我理解费希尔在利特尔咨询公司的经历，我要感谢巴里·安森、基思·巴特、罗伯特·法伊、罗伯特·格劳伯、麦克尔·詹森、埃莉诺·林特纳、阿兰·罗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斯图尔特·迈尔斯、保罗·萨缪尔森、威廉·夏普和杰里米·塞加尔。关于在富国银行的时期，我要感谢霍塞恩·阿斯卡里、拉里·库涅欧、詹姆斯·法雷尔、威廉·福斯、约翰·安德鲁·麦考恩、詹姆斯·斯通、欧得里西·法西克和韦恩·瓦格纳。关于在芝加哥的时期，感谢杜鲁门·克拉克、大卫·德罗萨、尤根·法玛、萨丽·法玛、米尔顿·弗里德曼、但·加来、杰克·古尔德、罗伯特·何切尔、罗格·伊波特森、阿瑟·拉菲尔、詹姆斯·罗芮、格森·曼德克、此尔·马格拉比、让·马苏里斯、拉结·麦库罗、理查德·波斯纳、比尔·史班戈勒、查尔斯·厄普顿、约瑟夫·T·威廉姆撤、理查德·泽切尔和阿罗德·泽尔纳。关于在MIT的时期，感谢苏蒂托·巴塔查亚、谢尔里·伯里尔、约翰·考克斯、莫瑞·杜赫斯特、苏珊·杜德里、马克·弗里德、皮特·格来撒、理查德·霍默诺夫、约翰·拉西、马克·莱特汉姆、萨曼·梅德、特里·马什、查尔斯·普劳泽、艾德·普李斯科特、斯蒂芬·罗斯、罗伯特·索洛和斯蒂夫·泽尔德斯。

关于高盛时期，要特别感谢理查德·卫腾，以及罗伯特·鲁宾和乔恩·柯勤，正是由于他们对本项目的支持才打开了可能仍会对我关闭的大门。比佛里·贝尔，费希尔的编辑，提供了珍贵的费希尔在公司内部的交往范围的指引，以及他未发表的论文。我感谢阿曼·阿范尼森、约翰·考茨、伊曼纽尔·德曼、斯坦利·迪勒、麦克尔·杜布诺、雅克布·戈德菲尔德、爱罗尔·哈卡诺格鲁、罗伯·琼斯、伊拉吉·卡尼、皮尔特·卡拉辛斯基、罗伯特·利特曼、鲍勃·李勤博格、斯科特·平库斯、理查德·罗尔、拉米尼·罗哈尼、马克·罗宾斯坦、阿兰·舒赫、杰夫·威克尔、拉里·维斯、马克-威克尔曼和马克·祖拉克。关于费希尔在高盏的最后几年，他再次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主要包括艾德·格雷所、拉里·格罗斯腾、伯扬·霍万诺维奇、拉里·科特李可夫、阿尔伯特·皮特·凯尔、罗伯特·卢卡斯、赫什·谢佛林和梅尔·斯塔特曼。

在写作期间，我还受益于某些环境中学者们的反馈，首先是大卫·科兰德邀请我于1999年4月在米德尔伯里(Middlebury)学院就费希尔·布莱克作一次讲座，那是经济学史学会年度会议的系列讲座的延续(1999年是在格林斯博罗的北卡罗来纳大学，2001年在威克·福瑞斯特大学，2003年在杜克大学，2004年在多伦多的维多利亚学院)，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定期举行的周二宏观经济学午间讨论组和周四的金融学午间讨论组的一系列讲座的延续。感谢·罗伯特·迪玛德、弗兰克·霍万诺维奇、菲利普·米洛夫斯基、高尔温·鲁宾和尼尔·斯卡格斯，以及拉里·格罗斯腾、古尔·体伯曼、李克·米什金和斯蒂夫·泽尔德斯。谢谢你们，我在巴纳德学院的同事们，尤其是安德里·博格斯塔勒、邓肯·佛里和卡尔·温纳林，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初稿。谢谢我的研究生格茨·冯·皮特和保罗·森格穆勒，也感谢布里安·博德纳出色的研究助理工作。

我还要感谢瓦伦·萨穆尔给我描写欧文·费雪的机会，使我能够将其作为本书的背景资料。还要感谢的是纽约大学的奥地利经济学研讨会，谢谢泽维。博迪邀请我到波士顿大学商学院演讲，谢谢克劳福德·古德温邀请我到杜克大学2002年杰出经济学家讲座上演讲。为了把本书中广泛的题目汇集到一起的宝贵机会，我还要感谢卢卡·费奥里托为我安排了一次于2004年10月在巴勒莫举行的、对意大利经济思想史学会举行的讲座；感谢米切尔-德福罗邀请我在2005年1月、在此利时的卢维斯布举行的宏观经济学史会议上讲话；感谢韦德·汉斯邀请我在2005年6月、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举行的经济学史学会会议上讲话。

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我进一步利用了访谈得来的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我不敢说对于所有批评、建议的处理都已经令人满意，但我确实按照这些意见反复深化和扩充了我的论点。我要特别感谢麦克尔·阿德勒、皮特·博恩斯坦恩、伊曼纽尔·德曼、本杰明·弗里德曼、科文·胡佛、托马斯·休佛芮、大卫·莱德勒、罗伯特·利特曼、詹姆斯·罗芮、约翰·麦考恩、罗伯特·默顿、米隆·肖尔斯、威廉·夏普、罗伯特·索洛、杰克·特里诺和理查德·泽切尔。  最后，我感谢我的雇主，巴纳德学院，在2002年春天给予我一个学期的高级教员研究假期，使我可以给本书开了头。感谢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在那个学期安排我到马萨诸塞剑桥城的斯隆学院，谢谢约翰·考克斯和斯图尔特·迈耶斯为我所做的远多于欢迎的一切。最后，我需要一年半的假期来完成最后的书稿时，感谢巴纳德学院同样给了我这个机会。不过正如任何一个写过书的人所知道的，自由的时间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是我的家庭给我创造了充分条件。

作者在写作过程的不可避免的起起落落中，需要的是稳定和持久的支持。即使该书占据了无论体力还是精神上越来越多的空间，也依然如此。一本书就像是不速之客，需索日增、脾气暴躁，而且没有一点马上要离开的迹象。要有一位非常慈祥的东道主给这个客人安顿出空间，即便是在他一天天接近离去的时候。我的妻子，朱蒂，就是那位慈祥的主人。正是由于她，我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比以前任何工作都占去我更多空间的项目。而且，正是由于她，我现在才能够给这个项目结尾。本书的献辞只是我对她感激的象征罢了。

佩里·梅林

不管在金融学界还是在金融实业界，费希尔·布莱克无疑都是一座丰碑。他是华尔街金融工程行业的先驱，他将自己在金融领域的研究运用于实践，在华尔街掀起了一场金融革命。同时，他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在金融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真理：他在期权、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学、经济周期、货币理论等各领域的论文与专著，以及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仍笔耕不止，即是明证。无论是有志于学问的人还是实践工作者，都可从这本精彩的传记中得到启发。

——康奈尔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黄明

布莱克不但是现代金融学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推动者，还是极富个性的人物。本书同时描绘了两个图景：风险与时间的定价理论的进化，以及导演这一切的那个古怪而有趣的思想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罗伯特·索洛

作者记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原创性和综合性的一位思想家的精神与人生之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 罗伯特·卢卡斯

我曾和布莱克在高盛公司共事了九年时间，但直到读过本书之后，他那些灵感的由来和创见的源泉才变得清晰可见。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数量投资部门主任 鲍勃·利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