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冯德英“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系列小说之一，是继《苦菜花》之后的又一力作。本书出版50多年来翻译成10种文字畅销1000万册。小说主要描写了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故事。小说语言非常平易近人，情节曲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人们习惯于把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统称为“三花”，认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实并非如此，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是独立成书的。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时代的连贯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合紧密，书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来吧！本书为《迎春花》，是冯德英继《苦菜花》之后的又一力作。

春玲和明生回到家里，太阳快上到南山顶了。驴在门外嚎，猪在圈里叫。春玲放下水桶、篮子，去喂了猪，又把牲口拉进栏里，添上草料。接着，她卷起袖子洗手刷锅做饭，明生拿柴草烧火。春玲把饭打点进锅后，叫弟弟上街玩去，她坐在灶前烧火。一会，一个男子的坚硬粗犷的歌声，伴随着有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唱者不唱歌词了，哼哼着不合拍节的曲调，接着又唱道：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又是一阵急促地哼哼曲调的声音，紧接着迫不及待地高唱道——不，简直是在喊口号：

“把全中国解放!”

春玲听着这奇妙的唱法，嘴角上浮现出笑丝，来人没出现，她就站起身了。

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迈进外门槛。首先跃入人的视线的，是他束皮带的腰间插着的驳壳枪。他穿着一套半新的草绿色军装，膝盖以下打着笔直的黄色裹腿。没穿袜子，布鞋是用带子勒在脚上的。此人的右臂有力地来回挥动着，左面的衣袖却是空洞洞地搭拉在衣襟上。这使他那魁梧的身体显得有些不平衡。——他头上那顶单军帽戴得很周正，长方形的脸庞陪衬得格外威武、严峻。三条粗皱纹刻在开朗的前额上，粗眉下的大眼睛也由于皱纹的压迫而小些了。不过虽然有着皱纹和见黑的胡碴碴，还是掩盖不了他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

春玲热情地迎着来人笑着，亲切地说：

“水山哥!你唱的歌真有意思，可就是天天唱，词老不唱全，调子也走了样。嘻嘻……”

江水山停在屋门口，脸上闪着红色的光泽，说：

“我不像你，嗓子好，唱歌给人听。我当了几年八路军，就学会这么一支歌，拣着最要紧的唱唱，日子久了，其他的词也记不清啦!”

“等有空我再教教你。”春玲的声音又亮又脆，“快进来坐吧，水山哥!”

江水山刚要向门槛落坐，春玲忙叫道：“等等，我扫干净。”她拾起条帚走上前。“我又不是财主，还怕脏?”水山皱了一下眉。春玲扫干净门槛，笑着瞅着他的身上说：“你就这么一套新一点的军装，平时舍不得穿，弄脏了老说洗了，以后出门开会或逢年过节，你穿什么呀?”水山有些气恨地瞅了左面的空衣袖一眼，坐下了。

“水山哥，俺爹呢?”春玲问道。

“指导员他们还在那里开会，晚上回来。”江水山忽然转为严肃地说：

“青妇队长，有任务!”

春玲瞅着他收紧的瘦削的黑红面孔，不由地理了把鬓发，忽闪着长睫毛，带惊地问：

“什么事，水山哥?”

江水山额头的皱纹密聚，浓眉上扬，眼睛里闪耀着火一样的光辉，坚定而自豪地说：

“无产阶级革命，向反动派开火!”

春玲的两腮出现了梅花窝儿，她微笑着说：

“呀，我当什么急事啦，又是你的‘无产阶级革命’啊!水山哥，是做军鞋缝军装?还是出民工纳公粮?所有的工作你都叫无产阶级革命，向反动派开火，可叫人家……”

“怎么，说这些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对吗?”江水山被姑娘的轻松态度搞生气了。可是看着她的真挚热情的眼睛，又软和下来，恳切地说：

“玲子妹，你怎么还不明白，咱们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向反动派开火!比方说，做一双军鞋吧!看起是小事，可是有一双鞋一个战士就不用赤着脚去打仗，脚碰不坏，才能杀反动派。你说，这不是我们的革命是什么?是，完全是!再比方……”

“水山哥，我懂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春玲插断他的话，和蔼地说道：“水山哥，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呀?”

江水山没回话，迅速地从口袋掏出张《群力报》，递给春玲，说：“看，社论!”

春玲迷惘地看他一眼，接过报纸，急速展开。立时，几个特大号黑字跃进她的眼睛：把土地改革进行到底!

“念吧，念吧!”江水山吩咐着，向锅灶洞里加了把干柴。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主子的大力援助下，撕毁了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实行全面的猖狂进攻，妄图把人民武装及其根据地一举消灭。”春玲清晰地读道：“但是，敌人错打鬼算盘了。我们解放区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有着对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丰富经验，为时不到一年，已经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打垮了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可是敌人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在实行战略的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动用了四十多万重兵，在匪首顾祝同的指挥下，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企图将我军民制于死地。这就是说，我们解放区的担子加重了，前线要我们后方做更多更大的支援。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把全中国的反动派消灭干净……”

……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地主阶级特别活跃。去年土地改革，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但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伺机欲起，死灰复燃，乘解放区人民忙于支前、参军等等紧张迫切的工作，或者一些干部、群众的麻痹大意情绪，加紧了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最近随着国民党进攻的迫近，越发嚣张猖獗穷凶恶极。不断有地主和反动分子暗杀干部、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和军烈工属等事，破坏支前、参军工作，不服从政府法令等行为，也屡屡发生。

解放区的军民们，血的事实说明了随着解放战争的尖锐化，对阶级敌人必须采取更坚决更有力的打击，全体人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打掉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气焰，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春玲一念完，江水山立刻站起来，说：

“我是赶回来布置人监视地主的动静的。区上说，前天黑夜汪家岛的村干部被地主反动派杀了三个，指导员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和老婆孩子一家七口，都叫害了!”

“啊!这么歹毒!”春玲桃形的眼睛变成杏子样圆，惊怒地叫道。

江水山聚起仇恨的目光，手往枪柄一拍，狠狠地说：

“依我的性子，头年土改时就该把那些兔崽子砍掉……叫地主王八蛋，尝尝滋味!”

“水山哥，这次对地主究竟怎么样?”春玲问道。

“依我的意见，把他们全杀掉!”江水山咬着牙说：“依你呢?”

春玲握着拳头说：“依我也不能饶他们!可是咱说了怎么算数?”

“是啊，不依你也不依我。”江水山压抑地喘口气：“上级的政策，还是消灭阶级，并不是把每个地主都脑袋搬家……没说的，服从命令吧!”他严肃地像对战士下命令一样对春玲叮嘱道：

“青妇队长!你找几个积极的队员，在那几家地主周围监视着，因为妇女不惹人注意，别叫混蛋们闻风藏了东西。明白吗，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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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于把拙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统称为“三花”，向我索书定要“三花”，认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实并非如此，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是独立成书的。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时代的连贯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合紧密，书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来吧!

《苦菜花》是我的处女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为了这本书的创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构思、练习钻研，到一九五五年写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大意说，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很快来了信，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然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这怪不得编辑部，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文艺界是重灾区，一切正常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一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而之前该社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书，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之后，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我趁机对入选的《苦菜花》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包括外文译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直到“文革”之前，没有再修订过。“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迫于当时的形势，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本子。

《迎春花》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于一九五九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因为纸张紧缺，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但是，《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于是，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对《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于一九六二年再版；“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干净”；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就不赞成这种“干净”的同志，反对修改，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我也同意了。这次也按初版付梓，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孰对孰非，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入愿一帆风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被“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迎春花》的作者，而且抗拒她的指示……很快，《苦菜花》和《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便遭到无情地批判，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

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山菊花》的出世过程，即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脱手，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安危多舛，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充满戏剧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曾明言超不过前“两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阅完书稿后，感动得泪下，赞赏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没有多久，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选择了宁不出，也不改，书稿搁在那里。但书虽然没有出，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将手稿交出去批判，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极感悲惨，《苦菜花》、《迎春花》也遭厄运，可它俩总是出生了，发行遍及全国，国外也有翻译，也算风光了好几年；而这个《山菊花》，还没见面于世，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连“寿”都没有，就和它的“两花”姐姐一起“正寝”了，岂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的日子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一直没人问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夺眶而出……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转念一想，这部《山菊花》稿子，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斗，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谁还会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惹祸精”?那样一来，惊恐万状的家人，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会有一九七九年上集、一九八二年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山菊花》了。这可真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老话。

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作者为什么要写——创作的动机，写什么——创作的题材，怎么写——创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个性爱好、立场观点、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方面，很难是人人相同的。

像我，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十三岁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我那么年轻，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这是迄今为止，常常有人寻问的两个问题，甚至还听到过《苦菜花》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且能比较早的“少年得志”、“一鸣惊人”，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周围的亲人，村闾邻居，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为正义的斗争，献出自己的所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群众，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其英雄的壮举，崇高伟大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的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为此，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嵛山，爱那里的人民、风俗语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她的过去和现在。  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上所述，“三花”的产生，很大原因是有赖于客观的因素，也属作者年轻之作，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可称屡见不鲜；还有，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尚可聊以自慰的，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一颗炽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而这些，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恐怕也难办到了。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三花”，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

以上是我想向关心“三花”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

二00六年十一月于青岛三花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