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久负盛名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透视水浒文本，讲述《水浒传》背后妙趣横生的故事。提出『两个宋江』说，考证『胥吏』生态圈，对重要宋末历史问题给与独辟蹊径的解说，引领读者抽丝剥茧，挖掘隐藏在文学作品背后有趣的史实。

日本久负盛名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透视水浒文本，讲述《水浒传》背后妙趣横生的故事。从徽宗即位到治世的混乱，从宦官童贯、奸臣蔡京的真实面目推及到当时的官僚制度，还有以宋江、林冲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以及下级武官的生存实态，甚至是当时监狱制度、道教流行状况等等宫崎先生都作有详尽的描述和解说。

前言／1

第一章 徽宗与李师师／1

无德之帝／3

燕青月夜遇道君／10

徽宗的风流韵事／13

第二章 两个宋江／17

宋江其人／19

新出土的史料／23

两个宋江／27

《水浒传》在文学上的根本问题／32

第三章 妖贼方腊／35

征四寇／37

方腊为何造反／41

杀人祭鬼／46

第四章 宦官童贯／51

宋代宫廷与宦官／53

童贯和蔡京的相识／58

恶有恶报／63

专制统治的继续／69

第五章 奸臣蔡京／71

独裁君主和宰相／73

宰相的牢笼之术／77

奸臣和佞臣／81

妖魔蔡京／86

第六章 鲁智深与林冲／89

下级武官的世界／91

花和尚鲁智深／95

豹子头林冲／99

破坏军政的高俅／104

第七章 戴宗与李逵／109

胥吏的世界／111

州的牢狱与牢城营／117

戴宗与李逵／122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126

第八章 张天师与罗真人／129

张天师／131

罗真人／135

九天玄女／138

托塔天王／141

邪不压正／145

第九章 宋江的后继者／149

巨野之泽／151

杨戬与宋江／155

宋江的后继者／158

沧海变桑田／164

后记／167

文献／170

解说砺波护／172

《水浒传》原是民间文学，从宋代开始孕育，在吸收元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直到明代后期才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创作完成。通观全书，我们会发现《水浒传》起始部分保留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而后面部分作者个人创作的痕迹比较明显。不管以文学鉴赏角度还是纯娱乐目的来阅读，恐怕都会觉得前半部分精彩之处随处可见，越是往后，则内容也好、形式也罢，都变得索然无味起来。这恐怕和作者的才华有关，无论构思再怎么精巧，但总归缺乏创造力。

当《水浒传》的创作蓝本——戏曲、传说——唱响舞台的时候，台下观众以布衣百姓为主，因此故事中出现的主人公通常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人物，比如下级吏卒、农民、黑市商贩等等。小说《水浒传》也一样，前面部分的出场人物以下级武官居多，王进、鲁智深、林冲、杨志都是底层的武将，而且，这据说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部分竟然保留有很多宋代官名。当然，这些官名的用法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但在了解宋代兵制的基础上再去阅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更为生动有趣的故事。

宋代兵制的最大特点是分为禁军、厢军两大系统。禁军是指天子身边的近卫军，但宋代将近一半的禁军集结在国都闰围护卫京师，另外的一半则驻扎地方要冲，相当于护国军，禁军是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部队。

京师的禁军分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师、侍卫部军师三司，直隶天子。三司长官的规范叫法是都指挥使，一般都称太尉。太尉与日本陆军旧制的含义不同，是武将的最高职位，相当于元帅。水浒四奸中最令人憎恶的高俅，便是殿前司都指挥使，所以人称“高太尉”，这也与历史事实相符。

与禁军对应的厢军，是隶属地方州府的军队。虽说也称为军，但实际是未经任何军事操练的杂兵，算是提供劳力的民兵组织，约五百人一营，每营配一指挥使，指挥使受命于知州或知府，《水浒传》中称做管营的便指这个。如果碰到个人数稀疏的小营，那么比指挥使还低的都头、副都头便成了官营头头。

宋代地方军的编制有一大特点——大州府的知府、知州管理地方百姓，同时统领驻扎在附近的禁军及州属厢军。此时的禁军指挥官头衔便是都总管、都部署、经略使或者安抚使。《水浒传》中出现的老种经略相公就是经略使老爷子、种阁下，同时他也是延安知府。上马掌兵、下马管民便是他的职责。

禁军根据官兵的出身、担当的职务、兵种的不同分成各班，每班还都有个响亮的称呼，比如“归名渤海班”是说由降服的渤海人组成；而如果地方上的盗贼招安后编入禁军，那班可不叫“强盗班”而美其名日“龙猛班”；“金枪班”是说精通枪术的骑兵班，所以《水浒传》中“金枪手”徐宁就是此班武术教官。

等同统帅的经略使下设有都监，指挥监督驻屯地方的禁军。都监属州管，又称兵马都监。当然这个官位名目繁多，一般是正八品或从八品，跟知州的二把手——通判差不多一个级别。北宋年间，遇有战事发生，都监当以禁军统领出征，但到了南宋却成了冗官，至多在阅兵场旁溜达一下。《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在大名府与“急先锋”索超比武，兵马都监李成和闻达当判官，这就理所当然了。州据大小设有一个或多个兵马都监，府算特别大的州，所以会设有两个以上的都监。而《水浒传》中描写武松的章节中，孟州兵马都监张蒙，却又是个以权谋私的泼皮无赖，有如南宋地方志中写到的都监一般：如今一州兵马都监有六七人之多，不务正业，惹是生非。

厢军是北宋特有的兵制。除在个别地区接受军事训练出征打仗外，大多充当劳力。一般州里都有数个乃至数十个营。而在一般的土木杂役外，也有人被差遣去外地跑腿。《水浒传》中大名府梁中书为给岳父蔡京做寿，差人送十万贯生辰纲进京。负责运送的一干人里头厢军禁军混在一起，所以称“厢禁军”。

厢军中设有特殊机构——牢城营，是关押刺配犯人的一个营。为与此营相别，一般的营统称本城营。罪轻的也可关进本城营，但杀人放火之类的重犯则刺配牢城营，以兵卒的身份服苦役。因此从罪犯被捕到判刑属刑部负责，而一旦分配到牢城营就归兵部管辖了。《宋史·兵志》中也有关于牢城营的记载。

宋代官名与职务分离，官称仅用以定其品位的武官名，即所谓的阶官。前面出现的张都监亲戚张团练是从五品“团练使”，柴进的叔父柴皇城是正七品“皇城使”。但是追捕晁盖的何观察的“观察使”却有些不同，如果真是“观察使”该是正五品阶官，捉拿蟊贼的一般小案还用不着他出面。“观察”在宋代有老爷的意思，而《水浒传》的作者在元代重写这一段年代久远的故事时，已无法理解“观察”在宋代的意思，最后把何观察当成了真正的观察使，话就说不到一处去了。这里还有一处错误，此时的何涛称缉捕使臣这一点没错，但是使臣是宋代的一个特殊用语，指的是下级将校。而《水浒传》的作者显然并不清楚这一点，把使臣也当做跑腿的人来使用，甚至在济州衙门中还没来由地安插了个“使臣房”。在对古代故事进行再创作的时候，如果不对那个时代的制度作一定的了解，创作时就很容易犯错。再有对元明时期“旗牌”、“军户”，的使用也混淆了时代。以上是对《水浒传》较前部分出现纰漏作的一些考证，而呼延灼、关胜等高级军官出场后，出现的官名就完全不着边际了，因此一一较真的话也无意义。

在这里还想说一点关于《水浒传》中出现的兵器问题。书中第二回有一处地方说到王进将十八般武艺一一指教给史进，接着将十八般武艺的名称都列举了出来。这里面有些兵器我们很难想象出它的形状，幸好最近出版了北宋时期编撰的图解《武经总要》这本军事百科全书，有了这本书我们便可对兵器形状作一清楚了解。

比如说霹雳火秦明善使狼牙棒，那棒头粗处有狼牙般的齿子；双鞭呼延灼甩的钢鞭呈剑状，鞭刃上满是竹笋样的节瘤，这铁鞭不光弹力好，加上密密的疙瘩，恐怕再硬的东西也能击个粉碎。

朴刀和博刀在当时不被列为兵器，但常在《水浒传》中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它有薤刀类似的长柄，只是刀身如何不甚清楚。《水浒传》中刘唐从晁盖家的枪架上取下一把朴刀追赶雷横，杨志等十五人手提朴刀赶路，由此可见这朴刀不是什么稀罕物，可能缺了刀刃，不存在危险隐患。但是据宋代的记录，虽说某些地方盗贼经常挥舞朴刀作恶，但擅自制造拥有朴刀还是被严令禁止的。

P91-94

这套丛书的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系日本京都大学已故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京都学派第二代巨匠，是一位久负盛名的东洋史学者。他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曾留学法国。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兼教育学部长、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以及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为战后“京都学派”最富盛名的东洋史学研究家。一九五八年，他以专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举前史》获日本学士院大奖；一九八九年，日本政府颁予其文化功劳者勋章。

作者一生笔耕不辍，著书颇丰。专长不限中国史，包括东亚史亦有研究，东京岩波书店自平成三年（1991）起陆续出版《宫崎市定全集》，共计二十五卷。涉猎中国史、东洋史、古代、论语、史记、九品官人法、六朝、唐、五代宋初、宋、宋元、水浒传、雍正帝、科举、近代、中国文明、亚洲史、东西交涉、菩萨蛮记、日本古代、日中交涉、随笔及别卷与政治论集等，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在五六十年代，首先提出了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样适用于东洋史的观点。东洋史这三个时期的最大特征，也就是统一、分裂、再统一。到了八十年代，宫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包括批评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从部曲到佃户》一文，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

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应该说本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类著作，它浅显易懂，兼具趣味性，其中又不乏作者真性情的评论。译者以为，以下两点使得本书更具特色：

首先，提出“两个宋江”说。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宫崎先生将展开对《水浒传》中宋江人物原型的考证。众所周知，《宋史》中有关于盗贼宋江的记载，候蒙上书中有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巍，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且从其他史料来分析，在宋江叛乱被镇压后，方腊讨伐军中有个叫宋江的将军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这里的宋江与《宋史》中记载的盗贼宋江是否为同一人，学界尚无定论。而宫崎先生则认为历史上实有两个宋江。他以新出土的《宋故武工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为线索，推断出草寇宋江归降后再去参加征腊之战于时间上是不符的，因此得出草寇宋江和官军宋江并非为同一人的论断。宫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论断显得很有信心，他风趣地说：“可能这个论断会招致很多人的非议，但这是根据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证得出的。我想只要稍有点史学素养的人恐怕都不会对此品头论足吧？”

其次，对“胥吏”生态圈的考证。史学界对这一方面研究开展较少，因此本书成为了解胥吏状况为数不多的资料之一，显得尤为珍贵。

同时本书也是了解宋末历史的绝好材料。从徽宗即位到治世的混乱，从宦官童贯、奸臣蔡京的真实面目推及到当时的官僚制度，还有以宋江、林冲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以及下级武官的生存实态，甚至是当时监狱制度、道教流行状况等等宫崎先生都作有详尽的描述和解说。

原本此书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出版的，所以书中反复提及的梁山好汉的段子以及对人物形象的说明，在中国读者眼里难免会有拖沓之感。但之后作者有如福尔摩斯，引领读者抽丝剥茧，挖掘隐藏在文学作品背后的史实，引人入胜，作者表现出来的谨严细致会让你叹服。在翻译时，我们本着尊重原文的精神，力求做到精准地还原宫崎先生文字的神韵，同时在表述上围绕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译者也做了一些延伸和发挥。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到学术著作的严谨性，但是对于这部在学术框架内的小品式的历史评论而言，也许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这里，想说点无关这本书的东西。翻译工作其实不是件轻松的活儿。翻译像宫崎先生这样的大家的作品就更是劳心伤神。每天长时间地对着电脑不说，翻译过程中对自身的不确定感、斟酌字句的烦琐以及交稿期限迫近时的焦虑也挺伤人。但其实收获到的更多，朋友与家人弥足珍贵的鼓励，还有自身从中获得的知识和宝贵经验，等等，感谢这次机会。

因为时间所迫，加上译者经验和知识水平有限，译文中有些表达难免会有些稚嫩和不当，希望读者们谅解、指正。

我将连载于《历史与人物》杂志昭和四十七年（1972）二月号至九月号上的《水浒传中的人物》结集成册出版了。《水浒传中的人物》就如书名所传达的一样，选取《水浒传》中的特色人物，挖掘人物背后的史实，在两相对比中试图发掘《水浒传》文学上的特色。因为是以人物列传的形式写的，所以免不了前后内容的重复出现。但是如果将重复的部分删去，人物全貌又无法得以展现。

从《水浒传》到《水浒传中的人物》的转变，用历史学的术语来表述的话类似于一种将史书由纪事本末体改编成纪传体的工作。《水浒传》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小说，而本书一开始先安排的可说是《徽宗本末》的章节，接下来是宋江、方腊、童贯等人的列传。但这不是我最初的本意，成书之后才无意间发现出来了一部冒牌《史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多年来从事历史学研究，对历史的偏好已经深入骨髓。

这是我第一次在月刊上连载如此长篇幅的文章，所以难免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每次重新翻阅这些文章，还是会发现很多言不及义的地方，自觉羞愧难当。本书除了尽可能对这些不妥之处进行修正外，还重写了引言部分，补充了最后一章。这最后的第九章是将《水浒传中的人物》上未能刊完的内容整理出来，以为全书作结。

因为我从事的是史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想着不要插足有关文学、思想领域的研究。但是所谓的文学、思想研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也会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说得夸张一点，有些问题如果能站在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反而更合适。对于类似《水浒传》这样的历史小说来说更是如此。至少我相信，一个普通人即使对《水浒传》妄加评论也不用担心会带来什么麻烦。

《水浒传》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但一般都从文献研究开始。在这一方面日本要走在中国前面。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博士，在一九二0年七月发表了《水浒传考证》一文。在给亚东图书馆新式评点本《水浒》作序时，他竞声称从未见过《水浒传》七十回本之外的版本。当然百回本的流传他是有所耳闻的，但一百二十回本和其他的版本他就全然不晓了。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金圣叹以后，言及《水浒传》必然就是金圣叹点评的七十回本。但是在日本，明末清初时引进的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都被翻译成日文广为流传，不但译本，就是原著也不难找到。我们不难想象，胡适博士在收到年轻作家青木正儿赠送的有关《水浒传》诸版本的书目时是何其惊讶。他于次年六月添加新得到的资料，重新整理发表《水浒传后考》。但是因为他的考证一开始就建立在资料不充分的基础上，所以胡适博士这篇论文有些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了几处对史料的误读。

但是中国不愧是泱泱大国，之后陆续出现了与明代刊本不同的其他诸多版本。也有说发现了嘉靖年间（1522－1566）的原刊本。另外再加上日本方面发现的刊本，《水浒传》版本的数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对这些版本进行相互比较，以及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水浒传》与元曲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工作使《水浒传》研究开始呈现细化趋势。《水浒传》与元曲的内生关系，一开始就界定得很模糊，元曲并不是从《水浒传》中衍生出来的，相反《水浒传》是以元曲为素材整合而成的。狩野直喜博士的这个学说得到了胡适博士的赞同，直到现在也是普遍认可的说法。但是现在又出现明曲从《水浒传》中汲取养料之说，这就变得更复杂了。再加上出现了《水浒传》的方言研究，这对我们来说就已是力所不能及了。

在研究《水浒传》与中国历史、社会关系的领域方面，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和中国社会》，日本有井坂锦江氏的《水浒传与支那民俗》等著作。我也于二战初始的昭和十六年（1941），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开设了题为《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代社会状态》的讲座。本书以当时收集的资料为主，也加进了这三十年来自己的一点见解，同时对每个章节的题目都作了修改。但是我想说的，我该说的都已在书中呈现出来。本书的出版，卸下了我背负多年的责任，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点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