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最着名的收藏家。善诗词、好书画、精鉴赏。

本书根据回忆和采访，以真实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张伯驹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不致流失，克服重重困难，倾其所有收藏这些文物珍品的传奇经历。书中穿插了张伯驹丰富的艺术活动和感人的爱情故事。

张伯驹是我国现代最着名的收藏家，他一生收藏了百馀件具有极高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书画作品，如西晋陆机《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等，解放後将其捐献给了国家。本书作者是张伯驹的老朋友，他根据回忆和采访，以真实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张伯驹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不致流失，克服重重困难，倾其所有收藏这些文物珍品的传奇经历。书中穿插了张伯驹丰富的艺术活动和感人的爱情故事。

书后附有张伯驹捐献的二十六幅书画照片、以及他为这些书画所作的鉴定。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附录一 陆士衡《平复帖》

附录二 隋展子虔《游春图》

附录三 张伯驹夫妇捐献书画图录及张伯驹所作的鉴定

第四章

一

1935年，中国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迁到上海，地址在北京西路860号。但银行总经理和上海分行的经理很少在上海坐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北平、天津的各大银行纷纷南迁上海，盐业银行也不例外。在上海静安路上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既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实力雄厚的盐业银行等四家银行储蓄会的总部。不久，日本侵略者侵入上海，“八·一三”松沪战事以后，盐业银行的业务同其他银行的业务一样，一天不如一天。金融界巨头、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左思右想，最后选定挂名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张伯驹，调他到上海分行兼任经理。

吴鼎昌祖籍浙江，生在四川，留学日本，曾在大清银行任职。吴先是受到段祺瑞的重用，后又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吴除任政府财政部长，还同时兼任盐业银行总经理。显然，吴鼎昌在上海也是位身份显赫的人物。

一条京沪铁路，把京、津、沪的距离，一下子系在了一起，彼此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张伯驹像串亲戚一样，随时都可以往返京、津、沪。

吴鼎昌在国际饭店办公室里，同特地从天津赶来的张伯驹进行着长谈。

“伯驹先生，现在上海被日本人控制着，业务无法开展。这是您知道的。”吴鼎昌看着张伯驹，叹息一声说。

“想必是这样。”身着长衫，手执纸扇的张伯驹看了看吴总说。

“谢谢张公子，您能想到就好。”吴总渴望地看着伯驹，继续说道，“上海分行的地位，对我们的盐业银行来说，十分重要。所以不能无人主持。我想来想去，还是请老兄您出山，来沪屈就分行经理吧？”

“吴总，您老兄是了解余的脾气秉性的。余从来就不喜欢做官、经商，业已闲散惯了。”伯驹轻轻摇动着团扇，说，“余这个总稽核是挂名的，当初要不是挂名，余是不会答应的。您现在怎么又让余到上海活受罪呢？”

“挂名一说，也不是从您张公子才有的，清朝就有，到了民国，挂名之风不过是更加变本加厉罢了。”吴总恳切地说，“挂名不挂名，这还要循时局需要。老兄啊，现在时局不好，行中实在乏人，你不去担任这个职务，又有谁能胜任呢？”

“据余知道，想谋求这个职位的人可有的是。”伯驹还不太愿意地说，“干吗非要赶着余这只笨鸭子上架呢？”

“张兄，有人已经死死地盯上了这个职位。实话实说吧，我不放心呀！”吴总摇摇头说，“张兄，您说我赶着鸭子上架，那么我也就赶着鸭子上这一次架吧。连大爷您都不能替我想一想，又有谁能替我想一想呢！嗜钱如命的人，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用他的。”

有人一定会说，难道天下无人了，让怪爷、玩爷张伯驹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这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其实不然，张伯驹虽然心不在“正业”，但是，他也有别人无法想象到的经营才能。因为，有时候他却能独出心裁，令人刮目相看。比如，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雇人四处兜售，却没人答理。但是，当兜售人找到总稽核张伯驹的时候，让人万万没有料到，怪爷听完了介绍，又看了几条旧地毯，略加思考，便微微一笑，说：“留下吧，我全要了。”

这位银行总稽核为何要把这些破地毯全部买下来。对于他的这种“怪”想法，在场的人们谁也无法理解。

其实，张伯驹的这种被大家认为是“怪”得让人无法理解的思维逻辑，正说明了他在收购旧地毯这个事情上，如同他鉴赏绘画一样，独具慧眼。是他首先发现了旧地毯中夹有金丝。于是，张伯驹请人把其中的金丝先抽出来。结果，光金丝就卖了三万多元。然后再卖掉旧地毯，共赚了六万元。当时，一百元就能买一亩地，这六万元能置多少土地哇！此事一传开，人们无不称赞张伯驹在经商上也独具慧眼，另有一套。  显然，吴总经理挑选张伯驹兼任上海分行经理，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是吴兄这么说的话，我张伯驹也就只好再多一个挂名的分行经理了。”张伯驹突然想到，应该找个机会携妻子潘素重游大上海，如今机会来了，表面上到上海当个挂名的分行经理，实际上同妻子一起玩玩，这也很好嘛！张伯驹想到这里，也就点头答应了。当然，他若是知道后来为此带来的绑架之祸，即使是打死他，也是不会答应的。

“谢谢张兄对我吴某人工作上的大力支持！”吴经理高兴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伯驹干瘪的双手说，“再给您物色一二个好帮手，协助工作。”

张伯驹回到家同妻子一说，潘素表示支持。这个时候，女儿小传彩活泼可爱，非常讨人喜欢。一家三口，稍做准备，夫妻二人携带女儿张传彩，一起启程前往上海。当他到达上海站时，迎接他们夫妇的吴鼎昌总经理，已经恭候在车站了。那时，张氏的房产主要集中在京、津二市，上海还没有他购置的房产。所以，银行把他暂时安置在陕西北路培福里16号一幢洋房里。张伯驹上了吴总的专车后，在吴总的陪同下，直接送到了16号洋房里。房子宽敞，闹中取静，伯驹感觉还不错。

张伯驹名义上是分行经理，实际上兴趣全无，还是照旧生活在艺人文人圈里。日常帮他处理行务的是会计科长陈鹤孙和文牍科长白寿芝。张在洋房里住了些日子，感觉不是太方便，张伯驹同妻子潘素一商议，便把家搬到了鸭儿牌楼一处十分安静的地方。

怪爷张伯驹，人在上海可心并不在分行，而在名士圈子里。在名士圈里，他很活跃，下围棋、玩古董、弹古琴、赋诗填词，乐在其中。

草死了又生，花落了又开。一晃几年的时光就过去了。

张伯驹多年养成的习惯是晚睡、晚起，可这一天不知为何，他却比往常起床都要早。起床后，刚从卫生间方便完，还没顾得上洗漱，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妻子拿起电话，然后说：“伯驹，您的电话。”

张伯驹接过电话，说是有一位朋友从北平来上海，乘坐的客轮在早上八点多钟抵达外滩码头，要他去迎接一下。到底是谁？也没有交代清楚。张伯驹心想，不管谁到码头见了面就知道了。他放下电话，匆匆吃了点早餐，就走出了家门，太太潘素站在大门口，一直目送他坐上他那辆牌号为6010的小轿车，这才回去。伯驹想先去接朋友，然后再到分行办公室上班。

车刚出弄堂口，行人稀少，突然从旁边冲出三人拦住车。说时迟那时快，三个蒙面人忽地拔出枪来，一跃登上小车，一把拉开车门，将开车的师傅老孔拖下车来，其中一匪徒迅速坐进驾驶室里，另俩匪徒在其后排，一左一右，将张伯驹牢牢挟持在中间，车子急驰而去……

老孔是分行的职员，有着多年开车的经验。张伯驹到上海后，他就被指派专给张伯驹开车。当时日军尚未占领租界，暗杀、绑架之风，在租界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肆虐，因此老孔毫无防备。他见状吓得两腿哆嗦，目瞪口呆。等蒙面绑匪远去后，他这才缓过神来，赶忙跑回家，向女主人潘素诉说了事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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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最能感受到阳光的可贵。由于无知，而把珍宝当作废品毁掉的人，一旦醒悟，对珍宝会倍加珍爱。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毁坏的古董艺术珍品不计其数，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些人现在回想起来，深为惋惜，深感无知，后悔莫及，教训沉痛也。事情就是这样，当把珍宝视为废品扔掉以后，方感珍宝更加珍贵。改革开放后，遍布中华大地逐日形成的古董、字画收藏热，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曾经被划为大右派的张伯驹，在反右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得“臭不可闻”；如今，张伯驹则成了国人赞许、颂扬、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人们对张氏人格、才华无不敬佩。是的，由诸多感人收藏故事谱写的传奇人生，正被广为传颂。

早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听人讲过，张伯驹为购买一件古代字画，不惜倾家荡产；为把这些珍贵的老古董安全地保存下来，更是不惜舍生忘死。有人称他是“怪爷”，有人称他为“公子”。其实，他是怪爷不怪；他是“公子”，而不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在张伯驹的骨子里，生就一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为生命的气质，他玩古董字画玩出了大名堂，玩出了大贡献。他宁肯做个自由自在的大藏家、大词人，也不屑去做那个蒋介石政府的官老爷。

我自幼喜欢法书字画，1961年初，从南京来到了古老的世界文化名城——北京。在一个偶然机会，我从一些解放前开古董店的老先生那里，知道了有关张伯驹的许多动人故事。那时，我时常想，什么时候能够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看看他的长相是否与众不同。这个机会终于降临了，身为记者的我，“文化大革命”后期有幸与张伯驹先生相识。1976年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以后，在他担任民革北京市委主办的“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时，我与伯驹先生交上朋友。从那以后，我不仅同他和夫人潘素相识了，而且交往逐日增多、加深。一天，在书画社进行活动的时候，我作为经常参加活动的采访记者同他攀谈起来，当谈到他的书画收藏和捐献的时候，我问道： “伯驹先生，我早就听朋友说过，您收藏名迹往往不惜重金，有些古人名迹，是您用房产换成金条才换到手的。事实是这样吗？”

“也可以这样说。若是更确切地说，又不完全是这样。”身着一身中式服装的张伯驹先生，摸了摸刚剃过的光头，慢条斯理地说，“晋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畲先生的手里买到手的。这个价钱算非常便宜的了，因为溥心畲曾张口开价二十万块大洋；隋展子虔《游春图》是卖掉弓弦胡同的一所宅子，又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还是不够，又让潘素变卖了一些首饰，才从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那里买来的；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和明唐寅的《孟蜀宫妓图》是从袁世凯的庶务长郭葆昌那里用六万元大洋购来的。还有范仲淹的《道服赞》，花了黄金一百一十两……”

张伯驹先生说到这里，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怕它们流到外国去。唐代韩斡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我收藏和为何收藏，在《丛碧书画录序》一文里有两段话已经作了交代：‘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焉，不悔。’‘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令人惋惜，1982年2月26日，这位令人敬佩的京华真学老名士，艺苑爱国知名人与世长辞了，享年八十四岁。

张先生远走了，他这种为民族、为国家而收藏的高尚情操，他这种热爱祖国、珍爱绘画书法艺术的美好精神，已经被人们作为佳话广为传颂。

尔后，我同他夫人、画家潘素的交往有增无减，更为密切。1985年夏天，我与潘素女士应主持中国画研究院工作的常务副院长(院长是李可染)刘勃舒的邀请，前后脚来到研究院写作、作画。我们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已经七十一岁的潘素，从她那一举手、一投足、一微笑、一个眼神，大家闺秀的风范依旧。在这半个月的日子里，我同她不仅天天在一个餐桌吃饭、一起在庭院里散步，我还经常到她的房间看她作画，一起聊天，她也来我住的房间串门闲聊。在我离开中国画研究院的时候，她不仅把精心绘制的青绿山水画送我留念，还把张伯驹先生生前撰写的诗词等几本专著送给我。更使我高兴的是，她把当年同张伯驹先生谈恋爱时的照片签名后送给了我。照片上，亭亭玉立的她，身穿旗袍，脸上荡漾着《蒙娜丽莎》般的甜蜜微笑。有一天，几个朋友同我一起侃大山，侃到东方美女应该属于谁的时候，一位戏剧界的朋友说，他认为梅兰芳的养女、梅派名角杜近芳当之无愧，可称得上东方第一美人。其实，杜近芳曾经送我十八岁时同梅先生一起合影的照片，身段极佳，其脸形具有东方美女特点，的确非常之美。但同潘素相比，似乎还有点逊色。无疑，能让民国时期同张学良齐名的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动心的女子，肯定是非同寻常，万里挑一了。从此，我便萌生了撰写张伯驹先生浪漫传奇人生的欲望，但一直没有时间，只是应约时而为报刊撰写些介绍张伯驹先生的只言片语。如今，万卷出版公司的编辑邢和明先生约我为张伯驹作传，欣然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