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一一位较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在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接触了数以万计的患者，曾为毛主席、周总理的治疗研制药品，为邓小平同志主刀手术，为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黄克诫、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军队高级将领治疗、做手术和保健……为此，他对患者，特别对南楼高干病房有着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这是一部口述书稿。作者是一位比较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在书中回顾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工作期间，特别是1975年以来，给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黄克诚、王震、杨得志、洪学智、张爱萍、余秋里、秦基伟、康世恩等老革命家、军队高级将领和高级干部治病、做手术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老一代革命家的迫害，反映了“十年内乱”中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老一代革命家的深厚感情，以及老一代革命家同医务人员的真挚情谊。

前言

第一章 邓小平：无非第四次被打倒门

第二章 从领事馆获悉叶剑英元帅病情

第三章 李先念一考虑就是一两年

第四章 我参与聂荣臻元帅晚年治疗前后

第五章 黄克诚大将在医院三天三夜

第六章 王震将军：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第七章 杨得志将军说：就怕假传圣旨啊！

第八章 洪学智将军与我们进行科学求证

第九章 我们称张爱萍将军是心电图专家

第十章 独臂将军余秋里的独特生活

第十一章 秦基伟将军在病中写下三张纸条

第十二章 康世恩：死于癌症的不外乎“三种人”

后记

我参加革命工作半个多世纪了！前些年又在全国政协组织中经常参加活动，时常到外地考察视察，天南地北地去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我国城乡的巨大变化。几乎每到一处都是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想起与他在病中相处，聆听他的教诲和后来感受他老人家关怀的往事。

一

我有幸结识小平同志，并为他进行手术服务，是在1976年末的一个暖冬。

那天，我从301病房下班回家较晚。那阵子几乎天天如此。由于粉碎“四人帮”，一场历史的浩劫即将要结束，许多人从外地回到北京，不少人恢复了医疗条件，看病的人特别多，处于全军总医院的一名科室领导的工作便可想而知。我几乎都是白天门诊、查房和手术，到下班时才理一理第二天的工作，看医学资料，天天处于满负荷运转……

那时我家就住在医院生活区，编号9号楼。共四家人挤在一单元一层西侧，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单元五层楼共用一部电话分机。我家五口人，一共住24个平方米，虽然地方小，但由于政治上出现了宽松的气氛，可以正常工作了，即使没能挤出一张书桌也感到温馨。

记得那天是刚吃完饭，我听到三层走道的电话铃声响，接着听到有人接电话的脚步声，很快就听有人叫：“李主任电话！”

“唉！”我应声穿着拖鞋就往楼上放电话的地方跑。电话对医生很重要。

那时，30l医院尽管经过动乱的岁月，但医生都保持着我军的良好传统，电话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急诊，急诊就是生命！

果然，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南楼！来电话的是一位保健办公室的值班护士，我从声音上就能辨别出来她是谁。对方在电话里没有问我在干什么，也没有说其他的事情，就是让我快到指定的地点，无疑是有急事。

我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这种经验来自一个军人的敏感，也是来自一位301医院科室领导的习惯判断。因为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同时还担负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当时担负着类似任务的不仅是30l医院，空军也是如此。有一阵子，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一艘不乘民航飞机，多数乘军用飞机。所以，空军专门有一个专机师。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

对这样的特殊指令，我们习以为常。有事一般也不多问。有急诊赶快行动。我急忙赶往新南楼。

新南楼刚建成不久，门岗森严，至到今日在许多过往人员的眼中，仍保持着几分神秘感。

一跨进大门，我就看见了医院的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的保健任务。还有刘轩亭院长、白崇友政委。我气喘吁吁地走过去。果然他们告知有重要任务。

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三个人，他们都很严肃。南楼的四周都布置了警戒，我心里明白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我们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问。

不知道这位重要人物是谁？我心里嘀咕着，和几位院领导一起静静地等着。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待命的护士已经把准备好的轮椅推过来。车门打开，我看见曾经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经常见到的。而最近却没有了消息的人物——邓小平从车里出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当时我特别吃惊，因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位久已盼望和无限崇敬、期望立即出山的人物。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和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特别注目……  为什么呢？早在“文化大革命”初，也就是1966年。我刚从农村社教回来，就开始了批判“三家村”的运动，接着就是批判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P1-3

今天，当年轻人开着小车在快车道上奔驰，和朋友们在酒吧里欢乐，长假出国旅游……他们有多少人还知道这样幸福的日子是怎样得来的？我曾问过一些30岁左右的青年人，十大元帅是谁，他们想了好久，也只说了三四位。这些年轻人都是新中国红旗下出生成长的，对历史的往事和所知甚少。

1938年，我才6岁，曾因日本的侵略被迫随父母从上海迁移到云南，父亲在那里修滇缅公路，三次在日本飞机低空扫射和轰炸下幸免于死。当我们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大家悲愤得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拥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国打不过小日本？那时，一个中国少年的我已明白，不是中国人民懦弱无能，而是旧中国制度腐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由、民富国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制造出“两弹一星”，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加了中国在世界上说话的分量。不幸“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国从1965年大好形势向后倒退了10年，而别人向前走了10年。1975年，形势刚开始好转，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那时，真不知中国将走向何处，苦难的中国人民何时才能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在这国家和人民命运危险的时刻，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果断采取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重新推出邓小平大胆地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举国上下欢腾鼓舞。从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在国际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1980年，我们还不知道何时能买得起电冰箱，如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彩电，每个家庭都得到了温饱……

每当看到这些飞速的变化，我无不想到用生命换取实现这美好时代的先烈们，心里很难过；每当我在祖国大地看到如锦似画的山河欣欣向荣的建设，无不感激我所治疗和服务过的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忘记过去就是背叛”，饮水思源，没有他们无私无畏的卓越的贡献，就没有我的今天。正因为如此，我欣然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杨筱怀同志通过肖思科同志邀请我写这些回忆。由于我医疗工作很忙又不善于文学写作，只好口述。我诊治过的中央首长很多。由于各种原因，只能讲其中一部分首长的故事，他们大多数已离我们而去，而他们的崇高思想品德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们永远是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我尽力将我所知介绍给大家，以寄托我的思念。

从这些点滴事迹看到他们的伟人伟业。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革命家和为祖国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先烈们的无私无畏精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辜负前人的期望，不怕强暴、不怕艰险、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团结一致，战胜一切想阻止我们前进和企图分裂瓦解我们国家的敌人，把我国建立成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爱好和平、民富国强的和谐国家。

在此，再次感谢已故杨筱怀先生，还有肖思科同志和他领导的小组成员，向他们在整理、查核资料、修改编辑和校对工作中付出的巨大劳动，致以真挚的谢意。

李炎唐

2005年6月26日北京

很早，我们曾经听到一个梦一般的故事。突然有一天，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位医生，突然接到美国一个大亨的电话，让他去会诊，而且马上要派飞机来接他……在美国独霸天下，并领军现代科学的时代，这个比梦更真实的故事很剌激，也很荣耀，也很仰慕。就在听到这个故事不久，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解放军文化部老部长徐怀中将军给我提到李炎唐教授的名字。当时，徐老主要是以一个患者或患者家属的角度，对李教授的医术医德心有感激，让我写写李教授。徐老是我的老前辈，我母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创办人，我敬仰的老作家，他的感激自然很让我注意。按照他的指示，我找李教授交谈，写了万把字的文字。在这次采访中，我才知道那个被美国大亨邀请的医生就是李教授。那次采访，印象中的李教授有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李教授是给邓小平做手术的医生，是中国泌尿外科专业的佼佼者：二是李教授是在国际上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医生，美国时代华纳董事长专门邀请他去会诊，接受这种邀请的他是中国第一人；三是他是中国自己培养的医学专家。他在泌尿方面，与南国的梅骅教授堪称“双雄”，特别是肾病外科，他曾与担任过卫生部长的陈敏章一起起步很早，在共和国第二代医学专家中，有很高的学术威望。当然，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员，他在当时并不显露这些。许多年之后，我对李教授的独特的经历一直常念干心。

记得是到了新世纪之初，我曾向《中华儿女》社长兼总编杨筱怀提起李教授的经历。那时，李教授已退到二线。怀有书写新史记，始终关注政要历史的杨总认为是个时机，便邀请李教授参加了一次《中华儿女》召开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小型会议。当时，有副委员长田纪云、著名作家管桦和中国市长协会的陶斯亮大姐等，好像有各行各业各界别的三四十人在场，杨总便悄悄地给我讲，动员李炎唐同志写点东西。我理解杨总的意见，是想通过医生的视角回忆政要的人物，便将此事承诺下来。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政要与医生，是在一个独特的空间、独特背景、独特群体，其中，也有独特的关系和感情。过去，曾有过一些保健医生的回忆，但对“红色御医”系统地介绍和开设这一专题的确不够。所以，我就将此意转达给李教授。李教授开始有这个想法，但并没应承。这主要是他太忙。但我这个人只要答应别人的事。总是放不下，再加之我对李教授曾经历的世界也有兴趣。便最后与他定了个方案，让他口述，我们来组织整理。李教授答应了此事，但也没马上行动。快到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年了，教授突然送来一盒磁带，讲述了他给邓小平同志做手术的过程，言谈之中，非常感人。此事我们很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录校组、一个资料组和一个文案组。没想到此事一展开就不可收，因为李教授在这个领域的故事太丰富。几乎李教授口述一篇，我们整理一篇，从2003年夏至2004年夏天，几乎一直未断线，同时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可以想象，李教授是在他晚年的繁忙中口述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从他转给我的十来盘磁带中，经常可以听到奔驰的火车声、病人的问候和家庭成员的对话声。而除去庞杂，我们有几点鲜明的感受。一是他爱国忠党，对三代领导人有很深的感情。李教授出身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从小目睹了旧中国的苦难，他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真心欢迎和真情拥护。解放前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工作和后来从军，都源于一种朴素的感情。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他入党、随师和出国深造，无处不体现组织的关怀和培养。所以，他不管是年轻还是晚年，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报效国家。涉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是组织的信任，也是他的愿望。在他回忆的14个服务对象中(本书收入和综合共12篇)，涉及三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这反映了他自始至终，一往真情地为党和人民服务的追求、意志和热情。他爱国忠党，并把这种热情化为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而且几十年如一日。这是一种难得可贵的精神和感情。二是他严学慎思，在医术方面表现出很高的造诣。李教授早年毕业哈尔滨医科大学，在协和医院时得益张孝骞、林巧雅、曾宪九、吴蔚然等名师的指导，后来师从许殿乙和吴阶平教授，成长环境很好，但更关键在他自身努力。他潜心研究，主攻肾病，70年代就创造肾移植的先例；他曾把自己喻为“人体下水道管子工”，并还在许多领域刻苦创新。作为一名医生。他是刻苦学习，功力深厚；作为一名专家，他中西合璧，独树一帜；作为一名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员，他精益求精，表现出很高的名师造诣。三是他人品高，反映出良好的大师风范。从李教授的回忆来看。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在学术面前，敢于直言，特立独行，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他不忘古风，不弃前沿，对位高的患者敬，对老百姓患者亲，既是患者身体健康的医生，也是患者心理健康的大师。其思想、品德和作风都让人感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他的回忆中既能看到老一辈革命家面对疾病的斗志、毅力和态度，也能看到李教授面对患者表现精湛的医术：既能听到国家决策者在特殊环境的言语、感悟和思想，又能听到李教授在医疗上辨证施治的放谈、主张和智慧；既能感受到一代伟人的痛楚和愉悦，又能体验一个医生的荣誉与辛劳。李教授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它将给历史带来特别的含义。

《中华儿女》杂志承蒙杨筱怀先生生前主张向“新时代史记”而努力。而笔者也是有一个愿望，能在人生的长河中，为“中共家谱”增添一笔素材。所以，与李教授的合作是一种共识和知行。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感谢杨筱怀先生。是他提供的思路和空间才有这件事的雏形。其次是李教授的配合和支持，没有他就谈不上历史的呈现。他是这件事情的主体。还有感谢的是配合完成这件事情的张革、杨媛媛、张艳华女士和刘涛、欧阳海传士官，还有一些负责资料同志。最后，特别要感谢的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宏女士，她为此付出了真诚的努力和劳动的汗水！所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溶入了这部书的历史。此记是谢意，也是期望诞生更多的新史记！

肖思科

2005年夏初于北京万寿斋，改于2007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