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2004年之前，中国还沉浸在中国奇迹以及如何延续这种奇迹的想像之中，那么2004年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则是，这个奇迹与其影子的战争。显然，时代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无休止的增长，而是如何与隐藏在高速增长卵翼之下的敌人搏斗。勿庸置疑，这种搏斗不仅是痛苦的，也是漫长的。而更加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丝毫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本书的作者们力图通过自己的笔端记录这些“事变”，思考这些“事变”，期望能给“事变”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一些理性声音。

2005—2006年的中国经济处在剧烈的变动中，在宏观层面，升值压力中的人民币，屡创新高的外汇储备，宏观调控大棒下的房地产，破产隐喻中的大学经济，全球化、并购潮裹胁下的产业升级，贱卖的银行业都让中国经济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景况；而这样的景况又逼迫着各类经济主体呈现出嬗变的众相：国企觐见着新图腾——淡马锡，试图以公司治理找到救治沉疴的新路径，官企却在夜行中享受着市场与计划的双重益处，国资改革者在市场与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艰难抉择……

序

上篇 大势

燃烧的人民币

 人民币在燃烧

 外汇储备刺痛中国

 走出流动性认识窠臼中国经济才有出路

 烫手的美元

中国金融版图告急

 中国金融版图告急

 开始还是结束?

房地产套牢中国?

 房地产政治

 房地产经济

中国新寡头

 寡头改造中国

 钢铁寡头是怎样炼成的?

 石油寡头的盛宴

 金融：新寡头化装

 中国隐现新寡头

全球化的大国迷路

 全球化的大国迷路

 中国零售业与龙永图的“狼”信仰

 汽车业，被挟持的起飞

大学破产寓言

 大学会倒闭吗?

 “大学经济”破产

 学殇——逝去的大学精神

大并购来了

 并购改变历史

 并购酝酿产业地壳运动

 美国：百年并购，成就巨头

 并购：即将到来的三国演义

 从举牌到资本市场并购的纵横捭阖

站在门口的陌生人

 游说，站在大门口的陌生人

 中国商业游说百态

下篇 众相

2005年央企治理年

 2005央企治理年

 宝钢“试验田”

 国资委为何“放飞”彩虹

 国企治理的国际经验

技术官僚的改革围城

 国资一号探路者李荣融

 国有银行改革，周小川的第二战场

 决策夹缝中的谢平

官企夜行

 二十年目睹之官企怪现象

 官企：公共福利的“帕累托倒退”

 光彩49：民企向官商的嬗变

 胡玉兴：与官企苟且还是与外资联姻?

国企的淡马锡之桥

 国企改革命悬淡马锡之桥

 国企改革成败在于透明度

 江苏淡马锡调查

 诚通董事会的变革样本

 国企董事会，治理正当时

快公司

 揭密“快公司”加工厂

 金融资本成就“快公司”

 尚德之快，在于中美杂交

 美国企业崛起的加速器

房地产泡沫背后更重要的是制度

中央政府似乎也日益意识到房地产泡沫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动用更严厉的措施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进一步膨胀和蔓延。但由于这种对资产泡沫源于过度流动性的认识，中央政府在使用传统行政手段的同时，开始更多地使用金融手段来调控市场。2006年4月28日，央行上调了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被看作是央行货币紧缩政策的第一步。在贷款利率上限已经放开的前提下，这一政策的信号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

政府开始更多地依赖金融手段来调控经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行政调控手段的边际效果在递减，正在日益失去其过往的效力，这一点在房地产市场表现得尤为明显。两年前就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是中央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失效的主因。同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央决策层尤其是地位日渐突出的央行，开始试图通过更为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控经济。因此，金融手段在当前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组合中日益扮演起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认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十分强烈的大背景卜，在房地产市场的三大制度缺陷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效果是有限的，尤其是以利率、信贷和首付比例为主要手段的金融调控空间更为有限。

首先就利率来说，从2004年10月至今，央行对利率进行了二次调整，总体上是提高利率。但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利率上调的空间受到很多限制。这次央行提高贷款利率的同时保持存款利率的不变，说明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利率有很大的制约。道理十分简单，如果存款利率上升，就会有更多的国外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更大。因此，利率的操作空间十分有限，通过大幅度提高利率的方法来遏制住房价格是有难度的。

而通过贷款条件的限制来调节房地产，看似很好的办法，但在房地产市场却会失灵。因为对于银行来说，房地产贷款不仅是利润最高的贷款，并且风险也最小。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希望通过卡紧信贷关口，难以真正实行。即使国内贷款紧缩，国外的游资也会进入中国市场。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央行准备提高首付比，将首付比提高到五成，随后，央行出面澄清，没有此计划。我国的首付比大多数在三成，这是比较合适的比例，再提高的难度很大，如果老百姓在三成首付比的情况下都买不起房子，那么将首付比提高就更加买不起房子了。除非实行差异化的策略，对于大户型和多套住房实行高首付比，这是可行的。

因此，尹中立认为，希望依靠金融手段来调控房价是很不现实的，必须在金融之外寻找其他方法。要找到解决办法，首先要弄清原因。尹中立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房价上涨过快就难以得到遏制。

第一，住房制度缺陷。有人认为住房不是普通商品，不能采取市场化手段；有人认为住房也是商品，也应当走市场化道路。事实上，应当“两条腿走路”，即一部分人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一部分人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解决。1998年之后的住房制度改革使我国的住房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有点走过了头，几乎所有的人都通过市场来买房子，这是当前住房市场出现价格过快上涨的根本原因。

第二，税收制度缺陷。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住房财产还没有相应的财产税，这是重大的制度缺陷。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积累下来的财富都表现为住房，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和我国税收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有更大的关系。从国外的实践看，在住房的生产、持有和转让三个阶段都需要征收税收，而我国在住房的持有环节没有税收，这样的安排进一步刺激了住房的需求。如果出台不动产税，会使房地产投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会使当前空置的房子流向市场，缓解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

第三，政治体制的缺陷。从国外住房制度可以看出，住房制度的设计和演变与政治文明的演变有很大关系。20世纪初英国为什么要控制房价?实际上这与它的民主制度发展有很大关系。在英国，如果一个执政党不能解决大部分人的住房问题，就难以获得选票。中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治制度安排上，是希望人大制约政府。但在现实中，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非常有限，老百姓的呼声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这是我国的住房制度走偏的制度性根源。我们从2005年“国八条”之后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政府顺应民意提出调整住房结构、增加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主张，但地方政府执行的效果十分有限，这是导致2005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尹中立认为，这三个制度缺陷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房价的涨势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出台其他的技术性措施可能会使房地产市场暂时受到影响，但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不会影响长期的趋势。要想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解决上述三个制度缺陷。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金融现象，是由于流动性过多造成的，但其背后隐含着很多的制度性因素。决策层如果不能跳出流动性认识的窠臼，简单地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视为一种金融现象，并试图通过金融手段来实现调控，就很难走出调控失效的怪圈。中国经济的出路绝不仅仅在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而是在实施更为具体的制度变革，否则将很难挣脱泡沫经济的宿命。  P19-21

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但对于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种无为而治的传统智慧似乎并不适用。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车到山前更迷惘。在惊叹中高速奔进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中国经济迎来的不是如期而至的加冕，而是空前的困扰和迷惑。这种感受，中国经济内部的当局者要比外部的旁观者来得更为强烈。

以媒体的标准，对中国经济的这种迷惑和焦虑应该始于2004年。在这一年，一位矮个子的海归异类，从几个不起眼的企业案例入手，毫无前兆地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震撼。从此之后，这位孤军混战的学者如入无人之境，将争论扩大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乎所有领域。他就是郎成平。有人说，郎成平的到来，就像一头莽撞的公牛突然闯进了瓷器店。但在我看来，郎成平更像是一个中国改革的异教徒并以一种异教徒的亵渎心态，一举闯入了中国尘封多时的改革神庙。所到之处，神灵坍塌，罗汉倒地。焦虑与迷惑总是从神像的倒塌开始，一具维系了民族想象将近三十年的圣像一旦还俗，迷惑与焦虑随即四处蔓延。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审视。几乎是在突然之间，ODP不再神圣，而变得像一头啃噬环境与资源的怪物；开放不再神圣，而更像是一个引狼入室的阴谋；财富不再神圣，而是一出上演过无数次的剥夺游戏。从2004年开始，媒体视角的陡然切换，使中国经济的一切辉煌纪录都变得令人狐疑。这就好像一部正在热闹上演的戏剧，猛然被人从后面拉开了幕布。一切都那么让人尴尬不已。

事实上，即便不是郎咸平，中国经济的种种危像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区别仅仅在于时间的迟早。无论是愈益深重的环境及资源问题，还是不计成本的引资工程，也无论是积重难返的贫富悬殊，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负债，都早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掩耳盗铃的危机边缘。这种一开始就蛰伏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中的病兆，以一种与中国GDP同样惊人的增速复制着、繁衍着。终于，在人们选择性的遗忘之中，它变成了附着在中国经济奇迹之上的一幅无法摆脱的巨大阴影。

如果说在2004年之前，中国还沉浸在中国奇迹以及如何延续这种奇迹的想象之中，那么2004年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则是，这个奇迹与其影子的战争。显然，时代的主题已经不再是无休止的增长，而是如何与隐藏在高速增长卵翼之下的敌人的搏斗。勿庸置疑，这种搏斗不仅是痛苦的，也是漫长的。而更加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丝毫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作为媒体，《董事会》杂志封面文章所记录的，正是中国经济在这两年中所真实经历的焦虑、困顿与挣扎。在忠实记录时代的同时，《董事会》杂志的全体同仁也惟愿：我们与这个民族一起深刻体认到的这种阵痛，是一次更深远、更伟大变革的端倪。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