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文学丛书》所收的是上海作家协会中，绝大部分写作小说的专业作家长篇小说。本书为其系列之一的《不是忏悔》分册，作品从一对兄妹各自家庭危机着手，对中年人的感情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由此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极具普遍意义。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部以细腻的笔墨描写中年人婚外恋情的长篇小说。作品从一对兄妹各自家庭危机着手，对中年人的感情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由此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极具普遍意义。

于是就莫名其妙吃死鱼。说起来又是体制上的问题。算了，不去想它了！

肚子上最难刮，软，鳞又细。我改用大拇指刨。

“指甲要刨坏的。”

是妈妈，她倚在厨房门口，看着我。

“你去看电视吧，我一会儿就完。”

她没走，看着我，摇摇头。 “你呀，大年夜还要忙家里。”

“年夜饭都是小莉和倩倩干的，我什么事也没做。”

“你是厂长，在厂里忙了一年，还没忙够？”

我笑笑。

“那时候，我和你爸爸，家里事都不管。”

“那时候不一样，爸爸有警卫员，有勤务兵，还有保姆。”

妈妈不响了。

“我们还是去请个保姆吧。”我说。

“好吧，去找找看，如果有好的。”

“你去看电视吧，我就完了。”

妈妈点头，回客厅去。

还剩一条。我放下刀，冲冲手，点着一支烟。反正没什么事，慢慢来。

我靠着墙。眼前错杂零乱。瓷砖被油烟熏成微黄。锅呀瓢呀瓶瓶罐罐呀，似乎都不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我们这个家啊！也只能这样。我也难得这样悠闲地来打量这间厨房，所以才第一次发现它的零乱。

我把眼光收回来，收到鼻子前那点红红的亮。烟已经燃到过滤嘴了。按到水池里，嵫地冒出最后一缕烟。

鲁崇善走过来。

“还在忙呀？”

他是我妹夫，在社会科学院，搞社会学研究。我看过他一本书，没引起兴趣，以后就没再看。但我还是常说他文章写得好。我们兄妹关系很亲密，用不着说客套话。可他不是妹妹，他是妹夫。

“要我帮忙吗？”他问。

“不用，只剩一条了，马上大功告成。”

倩倩走过来，说：“哥，看你干家务，真累人。”

“是啊，没改造好。”

“那就自觉点呀。”

“我这不在自觉改造吗，哎，你们怎么都不看电视？”

倩倩说：“你问他，忽然说要回家去了。”

鲁崇善说：“忽然冒出点想法，想回家赶快记下来。”

“又是什么灵感来了，是吧？”倩倩鼻子一耸，“像煞是个大学者派头。”

鲁崇善有点尴尬。

我说：“倩倩，你这张嘴真是，人家是工作。”

“又不是只有他会写。”

“是呀，其实你搞创作，会是个不错的作家。”鲁崇善说。

“算了算了，不要来拍马屁。你要走就快走。”

鲁崇善笑笑，走了。

我说：“倩倩，你说话客气点。”

“没关系的，我们惯了。”

“我不干涉你们内政。不过，夫妻之间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张嘴就说，人都有自尊心，况且人家还是个副研究员。”

“喔，你和嫂子讲私房话也那么客客气气？”

“我们没什么私房话。”  “哟，完了完了，我告诉你，不讲私房话的夫妻是不正常的夫妻，你懂吗？”

“去去去，看电视去！”

不讲私房话的夫妻是不正常的夫妻？

埋在沙发里，很舒服。

手上还有鱼腥味，用香皂洗三次，还腥。

不知道是什么歌星，香港的？台湾的？也不知道唱什么歌。在这个房间里，能听懂，能欣赏这种歌的，大概只有冲冲。但是都在看，都在听，小莉、倩倩，还有老头老太。不看不听又怎么办呢？电视是个横行霸道的家伙，它不像读书那样可以选择，它指定内容给你看，你就只好看，就像婴儿喂食。况且这是春节晚会，春节晚会已经成为春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吃年夜饭一样。每个家庭大概都如此，可见电视的威力，它只用十年时间，就改变了几千年形成的春节风俗。除夕，家人团聚的日子，应该充满亲情的交融。传统的守岁，就比较符合人性。年夜饭之后，一家人围着熊熊炭火，一杯浓茶，几碟瓜果，不紧不慢地聊天。窗外是寒风，是飞雪，窗内是温暖的火盆和温暖的亲情。过年必须在冬天，过年最好下雪。室外的严寒如一圈墙，把一家人和世界隔绝，一家人就更加手足相亲。

电视把这一切都破坏了，它终结了家庭的诗意。但是为什么千千万万家庭都会接纳电视呢？社会习俗的形成总是一种需要。或许家庭成员之间早已无话可说，电视便乘虚而入。p2-5

王安忆与东方出版中心商讨出一个很好的设想，那是祝君波先生主持东方出版中心之后的事情，他们商定，为新时期以来上海专业作家的创作，出版一套代表性的丛书。安忆说，想尽量选择各位作家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品。当然，不是说以后就不再有更好的作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假如有超越巅峰之作，肯定是被热烈欢迎的好事。安忆希望，我也关注此事，于是就有了一点感慨。

前些日子，我有事去五原路，那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忽然童心大发，决定去穿越一条小弄堂。那是从我的老家旁边通往安福路的狭窄的弄堂。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那条弯曲的窄弄，竟全然不顾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甚至淡漠地应对身边的明显的变迁。比如，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一带建造的众多豪华的大厦，它依然简陋而安静地蜿蜒着，那破旧的墙壁，那杂乱的树木，乃至那废弃的老井，与五十年前我读小学时几乎一样，连呼吸到的潮湿而带点霉味的空气也与半个世纪前的记忆相似，时间在这里好像凝固了。

当我穿过小弄堂，面对安福路沿街高档的建筑群，据说，那是香港地产巨商的得意之作，星空下，亮丽的灯光从众多窗户喷射出来，我才长长地透过气，明白毕竟已经过去了五十个年头，我也早就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年，演变为品味过人世沧桑的感叹者。

这套书的作者，有比我年长的，也有年轻几岁的，大体算同代人。听着差不多的黄浦江的涛声成长起来，体味着大同小异的上海人的甘苦走上文坛。上海，有着她的变与不变，我们也有着自己的变与不变。丛书中的小说，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变，街景的变，风俗的变，时尚的变，乃至人物内心、社会世态的变等等；同样，这些小说还证明着许多的不变，梧桐树、老洋房、石库门之类，是外在的保留，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也有许多难以改变的基因存在7我想，肯定有不少，上海的文化可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除了特别的方言之外，肯定相当丰富。至于比较优劣长短，那就很难简单说清楚了。文化方面的情况，当然比数学物理的公式要模糊得多。

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家们的记录，各有侧重不同。程乃珊与王小鹰均从所谓的大户人家走出来，但是，《金融家》与《丹青引》，是主旨、人物、艺术很大不同的作品；沈善增与阮海彪都在反映底层的生活，不过，其角度、思考的差距也是相当大；陈村和孙甘露，在先锋文学方面全有过引领风尚的美誉，但他们的创作特点，也真难归类。正是作家们散漫的观察与书写，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作家的个性张扬与社会的前进脚步，在丛书里无意识地和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张照片始终很新鲜，可能是某个西方商人或旅行者拍摄的，那是一百多年前，上海刚开埠的时刻。黄浦江畔，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马路栏杆，只见沿江排列的帆船和连接船与陆地的长长的木跳板，泛着暗光的江水奔流不息，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艰难地跋涉在那狭窄的木板上……

今天繁华的上海，源于黄浦江上的那些木跳板。我曾经为一百多年前的照片产生灵感，有过写一部小说的冲动。后来因为懒惰而没有动笔。因此我感激这套丛书的作者们记录下来的上海的昨天与前天，由此，我们还能联想到上海的明天。

长篇小说《不是忏悔》，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写得很累。不仅因为没有整块时间，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思路一再打断，情绪一再阻隔；还因为写的是中年人的负重，中年人的尴尬，中年人的无奈，中年人的苦涩。

中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中年人精力旺盛，经验丰富，占据着各行各业的关键岗位，主导着大众行为的走向，无可替代地充当着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乐观的词句，沉浸在人生的辉煌之中。可我们不是在一个平凡的年代，我们不能按部就班地接过上一代的遗产，享用一番，再太太平平转送给下一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承上难，启下也难，自己倒是不上不下的颇尴尬。

面对着知识和信息的爆炸，生活方式的演进，伦理道德的变化，多数的老年人是难以接受难以适应了，他们不受引诱不抱希企，他们可以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了，倒也较少痛苦、坦然处之。青年人思想活跃，适应能力强，他们拥有长长的未来，他们有资格做各种各样的试验，他们不怕失败、挫折和错误，因为他们付得起学费。中年人不甘心被淘汰，中年人雄心未灭欲望尚存，中年人的心还不是一潭死水，可他们已经力不从心，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本了。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在愿望和可能之间挣扎。自然，他们并没被判处“死刑”，如果没有希望倒也没有痛苦了。最深刻的痛苦是精神的痛苦，精神痛苦是先进分子的特权。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中年人的爱情有着太多的人生况味，于是，就不像年轻人的爱情那么轻松，那么单纯，于是它就有了爱情之外的许多东西。这是一个婚外的爱情故事，但大概很难用一句“第三者”来简单概括。我无意引起有关问题的讨论，更不想充当道德裁判。小说无非描述了一段人生，而这段人生是有意味的，它能提供给读者小说之外的更广阔的想象天地。这是作者的愿望，我期待着读者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