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欢迎、缺钱、遭遇挫折、被瞧不起、心碎、困顿的哲学心灵良方，六个哲学家的智能解决六种人生问题！

英伦才子艾伦·德波顿了解现实人生的苦难，深深体会到这些苦难引起的伤痛；他认为哲学不应只是躲在象牙塔中的文字游戏，而是帮助人们解决心灵伤痛的良方。因此，他回到伟大哲学家身上，探索这些哲学家的智能，为我们提供舒缓现实生活郁闷的慰藉。

针对六个不同的人生问题──不受欢迎、缺钱、遭遇挫折、被认为有缺陷、心碎、困顿──德波顿分别向苏格拉底、伊比鸠鲁、塞内卡、蒙田、叔本华、尼采这六位哲学家取经，希望这些哲学家的个人体验与思想学说能够在我们饱受痛苦时，舒缓我们的症状，甚至根治我们的问题。

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微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他们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他们的共同精神就是不向世俗低头，坚持独立思考。德波顿以其特有的英国式的笔调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的哲学之旅，典雅风趣，帮助我们走近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悲苦、困顿和欲望引起的烦恼在他们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慰藉。

第一章 对与世不合的慰藉

第二章 对缺少钱财的慰藉

第三单 对受挫折的慰藉

第四章 对缺陷的慰藉

第五章 对伤心的慰藉

第六章 困难中的慰藉

几年前，在纽约一千苦寒的冬日，我在赶赴伦敦的班机前还有一下午可以闲逛，信步走去，不觉来到了大都会美术博物馆楼上的画廊。那里灯火通明，一片寂静，只有地板下的暖气低吟，令人心神悠然。我在印象派的画廊里看画看腻了，正想寻找一间咖啡厅，喝一杯我当时特别喜爱的一种美式巧克力牛妍，蓦然间一幅画映入眼帘，从说明来看，这幅画是雅克一路易，大卫作于1786年秋，时年38岁。

画上被雅典人民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在悲痛欲绝的朋友围绕中王准备喝那杯毒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3名雅典公民对这位哲学家提起诉讼，告他不敬城邦之神、传播异端宗教、腐蚀雅典青年——罪名重大，非判死刑不可。

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其非凡的镇静自若流传后世。法庭给他机会当众放弃他的哲学，但是他选择了所信仰的真理而不肯随俗，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他意气昂然对法官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所以，诸位，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你们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虽百死而不悔。

于是，他就给带到一所雅典的牢狱中等待生命的终结。他的死标志着哲学史上一个特定的时刻。

这一事件的意义之重大，也许以此为题的绘画频繁出现足以为证。1650年法国画家夏尔-阿方斯·迪弗雷努瓦绘《苏格拉底之死》，此画现悬挂于佛罗伦萨的帕拉蒂画廊(那里没有咖啡厅)。

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兴趣到18世纪臻于极至，尤其是狄德罗在其《论戏剧诗》中专门有一段话提到这一事件蕴含着丰富的可以入画的意境，其后就更加引起关注。

雅克-路易·大卫是在1786年春从一名富有的国会议员，才华过人的希腊学者，夏尔一米歇尔·特吕代纳·德·拉萨布利埃手中接受这一任务的。报酬极为优厚：预付6000里弗赫，交货时再付3000里弗赫(路易十六给那幅更大的画《贺拉斯兄弟之誓》才付了6000里弗赫)。当1787年这幅画在沙龙里展出时，立即被公认为以苏格拉底之死为题材的画中的极品。乔舒亚。雷诺兹爵士认为“这是自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和拉斐尔的罗马教皇居室壁画以来最精美、最令人仰慕的艺术成就。这幅画足以让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感到荣耀”。

我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买了5张大卫的那幅画的明信片。后来，在飞过冰封的纽芬兰上空时(当时晴空万里，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出耀眼的绿光)，我拿出一张来看，一边嚼着服务小姐在误以为我打瞌睡时放在我前面小桌上的淡而无味的饭菜。

画上柏拉图坐在床脚，手里拿着一支笔，身旁放着一卷纸，他是这场城邦冤案的沉默的见证人。他在苏格拉底死时29岁，但是大卫把他画成了一位老人，须发皆灰，神色凝重。走廊里是苏格拉底的妻子桑娣帕，由两名狱卒陪送从牢房里走过来。有7位朋友处于不同程度的悲戚之中。苏格拉底最亲密的伙伴克里托坐在他身旁深情而关切地凝视着这位大师。但是哲学家本人腰杆笔挺，上身和胳膊如运动员般健壮，神情既无畏惧也无悔意。众多的雅典人骂他是笨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仰。起初大卫准备画苏格拉底正在仰药自尽的情景，但是诗人安德烈·谢尼埃提出了可以表现更大的戏剧张力的建议：画上的苏格拉底正宣讲完一个哲学论点，同时泰然伸手拿起那将要结束他生命的毒杯，这既象征着对雅典法律的服从，又象征着对自己内心的召唤始终不渝。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命完成升华的那一刻。

这张明信片之所以使我如此震撼，或许是由于它所描述的行为和我自己的成鲜明对比。我在与人谈话时总是重视取悦于人甚于讲真话。为了讨好别人我常常为索然无味的笑话大笑，就像家长对待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开幕式一样。对待陌生人，我常采取饭店守门人对待有钱顾客那种奉承的态度——那是出于讨好所有人的欲望而表现出的过分殷勤。我从不对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公开表示怀疑。我努力博取大人物的赏识，每当同他们见过面后，总要久久心怀忐忑，担心他们是否看得上我。经过海关，或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与警车并行时，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希望，想让穿制服的人对我有好印象。

但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那一夜，在冰封大地的上空，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要拳脚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字根的原义——philo；sophia。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P3-8

由于精力与时间有限，我一般不轻易接受翻译的约稿。因此译文出版社的朋友最初提出要我承担他们准备出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时，我本能地倾向于推辞。但是当他们把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一书送到我手上后，翻阅之下，立刻就被吸引住了。首先是文字，后来才是内容。说来惭愧，我也算是王修英国文学出身，在大学上的基本课程是从莎士比亚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较之诗歌、戏剧，我自己更偏好小说和散文。但是一出校门，我的工作就与文学绝缘，也做了不少翻译工作，却多为政治性的文献、资料以及口译，少有文采可言。近20年来，专业是国际政治研究，所读书刊文章很少在文字上有特点，而且大量是美国人的著作。在这个领域内我所读到的真正上乘的英文是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虽不是文学作品，却在遣词用字上有不可言传之妙。当然，丘吉尔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作为写作家的英文也是享有盛名的，不必我赘言。

这一次，这本小书的文字使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那种特别英国式的散文风格，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惯以轻描淡写代替浓墨重彩，给读书留有回味的余地，这些都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我一向认为，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工的，不是洋腔洋调的，中文如此，其他国家文字也如此。例如纯粹英国英文与带点法国味或德国味(指文风，不是口音)的英文就不一样，哪怕后者非常流畅而正确。(现在国内流传的美国式英文又当别论，其实美国真正的大作家也有文字不俗的。)因为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特殊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字本身又有文、质、雅、俗之分。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地译成別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正是这本小书的这一特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对自己的中文形成一种挑战，使我跃跃欲试，于是就知难而上了。……

译者自知对哲学是门外汉，有关知识没有超出常识范围，翻译此书有些诚惶诚恐，力图避免望文生义，或出硬伤，贻笑方家。现将翻译本书的原则和体例作一说明：书中涉及六位哲学家，其著作的原文有希腊、拉丁、法、德四种语言。从书后索引看，作者不论是间接叙述或直接引语绝大部分都来自这些著作的英译本，书中只有个別地方引了原文。译者的原则是只对本书的英文负责，一切引语也从书中的英文译出，不负责查对原著。有不少著作国内已有中译本，但我还是根据本书的文字自己译出，没有抄录已有的中译本。一则是为了与全书译文的风格保持一致，二则更重要的是，中译版本有时不止一个，偶然碰巧发现同一引文，往往与书中的英文并不完全吻合。除非——查对原文，并且比较各种译文版本，得出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另一种专业研究工作了)，否则只能一律以本书为准。惟有《圣经》例外，因为中文《圣经》有其特殊的语言，书中引语除个别无法查到的之外，大多照抄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新旧约全书》中文本，即便文字有些古怪。关于人名地名，约定俗成众人皆知的，当然不成问题(如苏格拉底)。但是约定俗成也有不同范围，有的在圈内认为已有定论，而圈外人就不一定知道。本人自知非哲学界人土，对此没有把握。在查阅有关资料中常发现译名也有不同版本。有些常见的名字就存在不同译法，例如Seneca至少有塞内加和塞尼卡两种译法。本书关于人名、地名翻译的参照本有：《希腊哲学史》第2卷(汪子嵩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以及新华社出的外国人名、地名译名手册。查不到的只好揣译。全书译名的统一工作则偏劳责编衷雅琴女士了。”

在翻译过程中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叶秀山、周国平等哲学界专家，承蒙他们热心、认真、及时指教，助我解惑。由于本人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曾请叶秀山先生帮忙。第四章第四节的希腊文根据叶秀山先生提供的牛津版英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乔纳森·巴恩斯主编)引文译出，同一节中的一段拉丁文引语则由出版社请冯象先生帮忙译出。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