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是一份人文读物,其内容主要包括人物志、演讲稿、档案馆、心灵史、私房菜等11部分。《渡到对岸》是《良友》丛书之二,书中收录了《最后的昌耀》、《2006年诺贝尔文学将授奖仪式上的演说》、《渡到对岸》、《法律人的世纪沧桑》、《爱港片的理由》、《何其芳:“你那是一篇坏书评”》等22篇文章。读《良友》,感受到的是早年乡场里稻草的味道,没有具体的酸甜苦辣咸,只有感觉里若隐若现的诱惑与沉醉,飘荡在半个世纪的多变时空里。阅读的时候,总是让人忍不住回头,捡拾起已经消失在日常生活里的童年、少年以及青春的记忆。
《良友》丛书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强调“当代”关照的人文读物。强调以感受映照人生,以事件折射时代,热衷于理趣与情趣的非虚构性表达。尤其关注“文革”结束以后,即1976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纷繁驳杂的历史事件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事件。特别致力于民间及个人视野的开拓,注重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大背景下,表达个人独特的人生感知和生活体验。以人文的视角、以讲述的方式、以现场的姿态是它基本的表达方式。
《良友》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表达对中国现代史上老“良友”图书出版精神的景仰,并试图将其传承和发扬的由衷之心,这也是建立“良友书坊”的一个重要缘由。
他,是不能忘记的;他,不可被忘记!
在我居住的西北边城,昌耀先生的生活印痕早已盖满了时光的浮尘,可供人唏嘘的只是无聊之徒们的闹剧。而他的诗歌,已经越过了所对应的地理背景而被更多逐渐重视他的人吟哦和传诵。当这个现实中和悲剧紧紧连在一起的伟大诗人终于脱离了苦难,静坐天国俯视人间苍茫,也许很早就明白:被时间筛滤存留后世的作品,其实以他的生命熬成,它的重量是生命的几何数。生前困顿,是生活对先生的戏弄?或是宿命?而2000年3月离世前两天他被冠以“诗人中的诗人”,我不知先生在病榻上接受这一荣誉时想到了什么。此后的一个夜晚,我的朋友告诉我,那一刻,先生流泪了。但我知道那并不是喜悦或激动的泪水。他明晓自己的身体境况,那时或在这之前,先生大约就决定了获得安宁的方式。两天后的早晨,他扑向升起的太阳。他,急于想回到母亲身边。
昌耀先生给我留下了远去的孤独背影。2001年暮秋,燎原先生为写昌耀评传,从山东威海赶到西宁搜寻资料。我和青海女作家肖黛、诗人杨廷城、葛建中陪他在一个落雪的早晨前往祁连,那里的巴宝农场是昌耀因诗歌罹祸遭放逐的地方之一。我们在中午抵达了县城,同行的青海民院张教授站在街上指着左侧一幢楼房说:“以前这里有个书店,我和昌耀几个人买过书。”他手指向的更前方,见证了昌耀蒙难日子的牛心山戴着雪帽,在正午的阳光下清冷如以前;对面,跨过黑水河上的一座水泥桥,昌耀曾经栖身过的拉洞台如一尊默兽伏在秋日下。拉洞台紧傍黑水河,是右岸隆起的一大块较平阔的旱塬。塬上散落几十付依土墙搭建的庄廓。院外墙根堆着农民积攒的土肥。张教授说,他们改造的时候,这里叫拉洞台一队;往往是大清早,几个“右派”蹲在土肥堆顶背英语单词,而昌耀先生则躲在屋里看偷偷藏起来的《文心雕龙》。那一段日子,书于昌耀无疑是生活里的阳光。现在,土肥堆静静卧在风里,而上面消失了那些人过去的身影。昌耀们蜗身的土房也多已破旧或被翻新,再也看不出从前活动的痕迹。秋天的太阳照着,七十多岁的张教授回忆往事语调平缓,仿佛那些没有发生过。在他的心里,那个年代大概是一个不可被释疑的梦。在那面秋风忽紧忽慢的高台,他漫不经心捞起了梦境中浸泡的一幅生活底片:他们结束矿山的劳动赶往拉洞台,路过一片森林时昌耀不走了,他放下背着的行李,铺在草地上伸展身体躺下。谁也走不进那一夜昌耀的心,这个14岁开始军旅生活,17岁在朝鲜战场负伤离开火线的湖南男子,在西北一隅的夜空下,好像放开了心的缰绳。他说:“我不走了/这里,有无垠的处女地。”他说:“我在这里躺下/伸开疲惫了的双腿/等待着大熊星座/像一株张灯结彩的藤萝/从北方的地平线/伸展出它的繁枝茂叶。”他说:“而我的诗稿/要像一张张光谱/描绘出/这夜的色彩/这篝火,这荒甸的/情窦初开的磷火”(昌耀《荒甸》)这首诗,写于1961年。那一夜,他燃起的篝火照亮的地方按常规只有方圆数米,周围和他的前景一样黑暗。他为何在西北漆黑的夜里独自一人与荒甸为邻?也许在夜风的呼啸中他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看似木讷的昌耀,内心其实极为细腻和敏感。我想像不出在得到自由后仍然警觉如孤狼的他,在厄运紧随的年代会有如此不羁之举——抑或这是沉默中的爆发,郁结太久的宣泄?从祁连回来的路上,几幅和先生交往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交叠,但没有一幅能和他的荒夜独眠图联系起来;他后来给我的印象完全没有诗歌《荒甸》中的狂放之气,相反,他在人面前不自觉流露的怯懦和警惕,常令我有从他身边逃走的念头。记得1987年7月第一次拜见昌耀,我只在他西宁小桥湟水河边的家中坐了二十分钟。那天先生多半在被动地回答,没有主动说一句话,而且身体端坐在一个方凳子上,二十分钟一动不动。他的目光仿佛在逃避,从不和别人的接触,始终对来者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提防;回答简练且声音很低,极像一个等待家长或老师训话的孩子,局促不安。我不忍看他的窘相,撒谎说要去亲戚家便匆匆离开了。临出门,先生说:“我要给三个孩子炒洋芋,他们的妈妈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声音中含着几分歉疚和不安,好像犯了错似的。这一年,距他“摘掉荆冠,我从荒原走来”已过八九年时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过去刻在他身上的痕迹。
再见昌耀时已到1996年的5月,我离开西宁去兰州谋生前和先生告别。期间,我再没拜访过先生——我想,对他最真挚的尊敬,就是让他享受安静,任何形式的会面,都是对他的折磨。那时,他已从家中搬到西门口青海省摄影家协会的办公室居住。办公室里外两间。里间摄协的人办公,外间昌耀生活。昌耀的房子几无陈设:一张单人床,一面三人沙发,屋中间放着一个巴掌大的电炉子。他告诉我:“我掌握了牛奶熬粥不溢的窍门。”样子很骄傲。整个下午,我俩谈论西宁新近几家味道不错的牛肉面馆和羊肉泡馍店。他说,平常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在外面吃一碗牛肉面或羊肉泡馍,心情不好就在电炉子上熬南方黑芝麻糊喝。过了几天,我在水井巷给他推荐的一家牛肉面馆见到了他。先生坐在墙角,低头吃面,手中拿着三四串羊肉串。我不敢惊动他,悄悄退了出来。(P37-39)
昌耀在修篁的眼中应该既是一个使之痛怜的孩子,又是一个挥喝万千文字夺顶扬旗的英雄。而这样一对英雄佳人,为何要苦苦地蹉跎岁月,不能走在一起呢?
——燎原
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帕慕克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样一句俗语似乎传达了流氓与情色之间的一种隐秘的曖昧关系。
——张立国
济南是一座老城,不断推陈出新的躯壳底下,芯子里是一颗老式嫂娘的心,虽也很有母性包容,终究还属于平辈,人们在远处难免会对之寄托些绮思丽想。
——韩青
既无文化传统,又无眺望世界的眼光,我们似乎是被误生的一代,尴尬地落在历史的这个坐标点上。
——蔡朝阳
好色的拜伦,曾经说过一句很色情的话,大意是说,对于一个年轻的男人而言,任何女人都是美的。
——乌耕
那些小孩,多是北方南下干部子弟,骄横无良达到极点,那时隐约觉得自己已成异类,但小孩们何以都那么坏呢?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