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共18种，它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等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本书是《精神分析经典译丛》之一，其作者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该书通过性欲三论、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三部分来具体论述了性欲。

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神经病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心理功能的技术，以后形成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史学、文学艺术和哲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书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最重要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的方法都在这部著作当中得到精深的表述。

《性欲三论》

第一章 性变态

 第一节 关于性对象的变异

 第二节 性目标方面的变异

 第三节 性变态总论

 第四节 神经症患者的性本能

 第五节 各构成本能和快感区

 第六节 神经症中性变态盛行的原因

 第七节 关于性欲的幼儿期特征

第二章 幼儿性欲

 第一节 童年的性潜伏期及其中断

 第二节 幼儿期性欲的表现

 第三节 幼儿期性欲的性目标

 第四节 手淫的性表现

 第五节 幼儿期的性欲研究

 第六节 性组织的发展阶段

 第七节 幼儿期性欲的来源

第三章 青春期的转变

 第一节 生殖区的主导地位以及前期快感

 第二节 性兴奋的问题

 第三节 原欲理论

 第四节 男女之间的分化

 第五节 对象的发现

总结

《一个歇斯底里病倒的分析片断》

导论

第一章 临床现象

第二章 第一个梦

第三章 第二个梦

后记

《“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

与病史相联的种种记忆的存在很自然地与各种症状联结在一起，从理论上讲，二者是不可分的。在以后的治疗过程中，病人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事实，这些事情他早已了然于心，但一直被他抑制着，或者以前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记忆错误症就显出了原形，记忆的空白也得到弥补。一直到治疗结束，我们才能得到一份明白的、连贯的、没有缺损的病历。然而治疗的实际目标是消除病人的各种症状并帮助他们恢复有意识的思想。我们可能认为帮助病人修复记忆上的损伤是第二位的或者是纯理论上的目标，其实，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当一个目标达到时，另一个也会达到，两者殊途同归。

我们要根据事实本身的性质来办事，因为正是这种种事实构成了精神分析的实质性材料。我们要特别留意各种案例的历史——它们既与纯个人也与病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对病人的有关身体检查记录及各种精神病的症状也要多加留意。我们的兴趣不能仅仅限于家庭环境，而且如后文所讲到的，也要探究病人家族的遗传关系。

这篇论文中的主角是一位18岁的姑娘，她的家庭成员除了她自己以外，还有父母亲和一位比她大一岁半的哥哥。他父亲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突出性格而在家中占有显赫的地位。而这种结构的家庭环境又构成了病人孩提时代所直接面临的一切。在我开始给这位姑娘治疗时，她父亲不过年近50，她父亲才智过人，活动能力很强。他是一位大制造商，他的事业辉煌一时，他一生顺畅。他可爱的女儿非常依顺他，她的品评事物的能力发育很早，正因为这样，女儿常常因父亲的不良行为和性格而生闷气。

从她6岁开始，女儿对父亲的感情因他的几场大病而急剧强烈起来。那时，她父亲得了肺结核，于是全家迁到南方一个气候宜人的小镇去住。他的肺病迅速得到恢复。为了防止复发，一家子在此后的10年中主要居住在这个地方。我姑且把这个小城称为B城。当她父亲身体较好时，他总是不时到自己的工厂去看看。盛夏之时，全家就迁往山上的避暑圣地住一段时间。

当这女孩大约10岁时，她父亲因为视网膜脱离症不得不在暗房里接受一个疗程的治疗，由于此次不幸，他的视力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两年之后，一种更为严重的病——即伴有各种麻痹症状和轻度神经性错乱的精神紊乱症——也在她父亲身上出现了。他的一位好友(此人在后文中还要提到)，见他的病情久不见好转，就劝他与他的私人医生到维也纳来找我看病。我犹豫了一段时间，真不知该不该把他的病诊断为脊髓痨引起的疾病，但最后我诊断为扩散性血管病。病人承认他在婚前曾由于感染了一种特殊的病菌，我于是对他施以强剂量的抗传染治疗，效果良好。病人的各种紊乱症全都消失了。由于我这次治疗的成功，4年后，他把自己的女儿带到我这儿，并作了介绍。很显然，当时她已患有神经官能症。又过了两年，他把他女儿交给我进行精神分析治疗。

在此期间，我在维也纳认识了他的一个姐姐，她比他只大一点点。她有明显的神经性精神病的严重症状，但还没有显著的歇斯底里症状。她在不幸的婚姻生活的重压之下度过了一生，终于死于一种消瘦症。这种病进展很快，病的症状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她就死了。我曾经偶尔碰到过这位小女孩父亲的一个哥哥，他是一位独身男人，患有疑病症。

正如上文交待过的，这位18岁的姑娘成了我的病人。这位女孩子的同情心一直在她父亲家族这边。在她患病后，她就把她姑母(前面提到的那位)当成典范。无疑地，从她父亲家族那儿，她不仅得到她天生的禀赋和智力上的早熟，而且也遗传了得病的倾向性。我不认识这位女孩的母亲。从这个女孩和她父亲的言谈中，我猜测她母亲是一个愚蠢而缺乏教养的人。这位母亲的全部兴趣就是日复一日地料理家务。她丈夫生病加剧了夫妻之间的疏远感，她也就乐得全身心地投人家务琐事之中。事实上，她表现出所谓“家庭妇女精神病”的征兆。这位母亲对孩子们生动活泼的各种兴趣无法理解，她整天忙于清扫房屋、清洁家具、打扫厨房器皿，以求室内一尘不染。家具及其他物什都如此地清洁亮丽以至于家人都不敢碰及，更谈不上使用。这种情形在正常的家庭主妇身上也多少可见，这不禁使我想起一种无法摆脱、令人痴迷的清洗行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顽固性洁癖。而这些主妇对自己的病态一无所知(这也适应于这位病人的母亲)，以至于对这种顽固性精神病的内在特性也全然无知。多年来，这位女孩与她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鄙视她母亲并常常毫不留情地指责她，因此她母亲对她并不具有影响力。

当这女孩子年幼时，她惟一的哥哥(大她一岁半)一直是她着力模仿的偶像。在后来的几年中，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她哥哥总是尽力避开家庭的各种争吵，当他不得不有所选择时他就站在母亲一边。因而，通常的性吸引力会使父亲与女儿站在一边，而母亲则与儿子站在一边。

这个病人(我在后文中称为“杜拉”)早在8岁时就有神经症的症状。当时她患有慢性呼吸困难症，这种病一旦发作起来相当严重。第一次发作是在一次登山运动之后，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过度疲劳所致。经过6个月的休息和精心照料之后，身体渐渐得以恢复。看来家庭医生一刻都没有犹豫就把这种精神紊乱症诊断为紧张劳累所致，而完全排除了导致呼吸困难的器官性方面的原因，家庭医生显然认为他的诊断符合疲劳过度这一病理。(P108-112)

《一个歇斯底里病倒的分析片断》序言

在1895年和1896年，我发表了一些有关歇斯底里症状的病源及其精神作用过程的见解。此后又有数年过去了，在此，我要提供一个病例及其治疗过程的详细报告以代替以前的那些观点。为此我得先作此绪论，这一方面是为了从不同方面证实我所采取的有关步骤，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减少可能引起的过多的期望。

在该领域不存在其他任何研究者来测试、验证这些结论的前提下，我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我这种做法并不高明，特别是把这些决不可能让人满意而只能使人惊讶不已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世，更是笨拙之举。我把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有关材料一并公诸于世，让世人评介，这同样是笨拙之举。因此，我难逃指责。然而，恐怕在有人指责我没有提供有关病人的情况之前，将有人指控我泄露了不该泄露的有关病人的情况。我希望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两者的用意都是一样的，而只不过是借口不同罢了。倘真如此，我倒可以不用反驳了。

即使我对于那些胸襟狭窄者的恶意批评可以像蛛丝一样地轻轻抹去，但发表这个病历也会给我带来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一方面则是由于环境本身的性质所致。如果歇斯底里症源于心理领域不正当的性关系，歇斯底里症状是这种最隐蔽的、极受压抑的愿望的流露，那么要真正解析这类歇斯底里病例就必然要揭露出这其中最隐蔽的性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病人要是知道自己的内心秘密将用于科学研究，他们一定会守口如瓶。要求他们同意将病历出版肯定是徒劳无益的。那些胆小怕事的病人会谨慎地要求医生恪守医德，并遗憾地宣称他们的病历对科学研究并无补益之处。我则认为医生不仅要对个体病人负责而且更重要的要对科学负责，即要对许多正在患有同样病症或将来有可能患上此类病症的病人负责。为此，只要避免了直接伤害所涉及的病人，出版他自己研究所得的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及其内在结构就是每一位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顾虑重重、畏手畏脚而不敢这样做的人只能是不光彩的懦夫。我尽最大的努力来采取种种措施预防我的病人遭受各类伤害。我挑选的这例病人并不是维也纳人，而是外省一个城镇的居民，有关她个人的许多情况对维也纳入来讲是一无所知的。一开始我就把她在我这里治疗的一切情况当作一级秘密，只有一位医生——此人的慎重我完全可以以人格担保——知道这位女孩是我的病人。对这个女孩的治疗终止后，我又等了4年，听到此人的生活已发生了变化，我猜测她本人对昔日的一切尤其是心理上的有关经历已不太在意，我才发表了有关她的病历。不用说，我不可能会让非医学界的有关读者从这则病例中去发现病人的真名实姓。我把这则病例刊载在科技方面的专刊上也正是为了避免让外行人品头论足。当然，如果有关这个病人的报道碰巧落在病人本人手中，我自然无法避免病人将遭受的痛楚。但她不可能从病史中知道她早已知道的事情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她会问，除了她自己能知晓这些外，还有谁知道她是其中的主人公呢？

我知道，至少在这个城里，许多医生(尽管看起来富于反抗精神)把这则病例看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认为这是对精神分析学的一点点贡献。我可以向这类读者保证：我对自己所选的材料已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将来有机会发表的任何一个类似的病例由于具有类似的高度保密措施，也能轻易地在他们的眼底下逃脱。

到目前为止，这个病历是我惟一能冲破由不利环境与“医德”所强加的种种限制而得以成功地完成的一个，在这则病例中，我将十分坦然地讨论性问题，我将以种种适当的名称来称谓性器官及其功能。任何心地坦荡、内心纯洁的读者从我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即使同一位年轻的妇女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这样的问题，我也是毫不掩饰的。我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我仅仅想为我自己声明妇产科医生应有的种种权利——或者说一些不过分的想法——认为坦然地谈论性方面的话题只是激发和满足性愿望的有效方法，这只能表明持这种观点的人本身是性变态者。在此，我想借用一段话来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

该报告的第三种不完整性就是既非病人也非作者所能负责的了。因为，即使是一个完满无缺、无懈可击的单个病例也不能对歇斯底里症所引发的所有问题做出完满无缺的答复，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它也不可能对所有类型的歇斯底里症、对各种形式神经症的内在结构、对歇斯底里症所涉及的各种可能的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做出深刻而透彻的分析。对单个的病例希求过高的期望是不公平的。从来就不愿意相信精神性病因论的人(对歇斯底里症也不例外)必然也不会相信从一个病历中所得出的事实。这样，他最好先搁置他的判断，直到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使他逐渐赢得深信的权利。

《一个歇斯底里病倒的分析片断》后记

确实，我只把这篇论文当作一个分析的片断加以介绍。但读者将会发现它比大家看到这一题目时所想象的更不完善，因此我尝试着给省略的部分(它们决不是被偶然忽略的)作点说明，我想这样做是适当的。

许多分析的结果被略去，这是因为当研究工作中断时，这些结果不是尚未得到完全证实，就是尚需进一步研究。对于一些看起来可行得通的论点，我已指明有可能找到特殊解决方法的方向。在这篇论文中我完全没有考虑技术问题，事实上有关的技术问题并未沿着既定的过程前进。但仅凭借这些手段，有关潜意识思想的有价值的“纯金”就能从病人联想出来的粗糙材料中“提炼”出来。这就带来了一种不利的情况，即没有给读者提供检验我在说明这个病例过程中所运用的程序正确性的机会。但我认为，在论述歇斯底里病症的内在结构的同时论述精神分析技术，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我几乎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那结果也是不堪一读的。精神分析技术需要单独加以论述，需要从各种各样的病例中挑选许多例子来进行论证，而不能仅从某一特殊病例中已获得的结论来加以考虑。我也不想在这篇论文中证实那些潜藏在我对精神现象分析描述后面的有关心理学基本原理。当然，草率的尝试只会导致一无所获，详尽无遗的尝试，本身就会成为一卷书。我惟一能向读者保证的是，在我分析、探讨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的现象时，并没有发誓要忠于某一特殊的心理学体系。我总是不断地调整我的看法，直到它们看起来适合于通过观察所收集到的事实材料为止。我丝毫也并不因为自己避免主观推测而感到满足；我的假设所依据的材料是经过广泛而吃力的观察收集起来的。我对潜意识问题所持的坚决态度也许很容易引起反感，因为在处理无意识念头、无意识思想系列以及潜意识冲动时，认为它们跟意识层面的心理材料一样，同样是有根据的和无可指责的。但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不管哲学家怎样提出忠告，任何打算调查同一区域现象的人，只要他使用同样的方法，就会发现他自己被迫采取同样的立场。

我的一些医学界同事把我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理论看成纯粹心理学上的东西，并由此断言“根据事实本身”它不能解决病理学的问题。他们也许能从论文中发现，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根据他们已不合理地把本来属于技术特征的东西转换成了理论本身。只有治疗技术本身才是纯心理学上的。理论从未忘却指出神经症有器官性根据——尽管它确实没有从任何病理解剖方面寻找有关根据，并且暂时用器官功能方面的概念来替代我们希望弄明白但目前还不能理解的化学变化。可能没有人倾向于否认性功能具有器官性因素的成分。我认为性功能是歇斯底里症、也是一般精神性神经症的根本。我怀疑没有一种有关性生活的理论能够避免假设某种具有兴奋作用的“性物质”的存在。事实上，在临床医学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临床现象都表明，与服用某些慢性毒物相关的中毒现象和禁戒现象与真正的精神性神经症最为相似。

但是，在这篇论文中我尚未深入探讨所有这些称为“身体配合因素”的问题，譬如幼儿时性错乱的萌芽、欲望区以及我们对两性同体的看法等。我只不过提起人们注意这些在分析治疗中所接触到的有关症状的器官性基础。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问题仅靠这一病例无法进行探讨。由于以上提到的同样的原因，我不愿对这些问题作草率的沦述。将来有机会可以根据大量的分析材料进行深入的探究。

这篇论文还很不完善就发表出来，我考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证明有一种艺术(这艺术在其他方面也许没有用)能用来说明精神生活中潜在的和被压抑着的东西的构成原因，并以此补充《梦的解析》一书。顺便提一句，在分析那两个梦的过程中，这篇论文已经考虑到与精神分析技术相类似的有关梦的解析技术。第二，我想激起人们对目前科学仍然完全忽视了的精神现象的兴趣，这些现象只有通过特别的分析方法才能弄明白。我相信，没有人对歇斯底里病例中的有关心理事件的复杂性有确切的概念，诸如不同倾向的并置、矛盾性思想的互相依赖性以及潜抑和置换等等。珍妮特(Janet)特别强调“成见”转变成某种症状，这不过是思想贫乏却又想形成体系的伎俩。而且，当附属于某些刺激的念头不能变成意识时，那些刺激彼此之间必然相互作用，必定沿着各自不同的途径发展，从而也必定表现出与其他我们称之为正常的刺激及其我们已意识到的附着于其上的念头的种种不同之处。一旦这一点弄明白了，则对通过把前面一种思想转化成正常的思想以消除精神病症状这种医疗方法的理解已不存在任何障碍。

我急于进一步指出，性并不像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并扭转局面的“天神”一样在某个场合中介入，并决定歇斯底里特性的形成。它只是为单个现象的形成提供动力，并促使单个现象表现出来。病的症状只不过是“病人的性活动”而已。单个的病例决不可能证实这种一般性的原理。我当然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的观点——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它不是这样的——一般而言，性是解决精神性神经症和神经症问题的关键。任何不承认这一点的人都不可能找到治疗神经症的正确途径。我仍在等待着那些可能驳倒该原理或限制其适用范围的经过调查研究而得出来的确实可靠的知识。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反对意见还只是个人的厌恶和怀疑。

在这篇论文中，我发表了一些有关病史和治疗片断的材料，我这样做并不打算把精神分析治疗的价值明明白白地揭示出来。治疗时间过短(不足3个月)和该病例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治疗结果也带有特殊性。在其他病例中，病人及其亲友都会承认病已经得到改善或接近完全恢复。只有这些症状是由有关性冲动的内在矛盾维持着，这种满意的治疗结果才能出现。在这类病例中，病人症状的改善状况与他的精神状态由病态转入常态的过程相一致。一旦症状在外在动机的驱使下被罗致，事情的进展将大不相同。两年前发生在杜拉身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奇怪的是，尽管分析工作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病人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也常常导致人们的误解。事实上，情形并不如他们看起来的那么糟。在分析工作正在进行之际症状并没有消失，但当病人与医生的关系终结以后，这些症状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当然，病愈或改善的延期确实是由医生本人引起的。

……

如果令人痛苦的刺激和充满仇恨的动机(在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们维持着她的症状)在治疗过程中已经转移到医生身上，在医生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追溯其根源把自己与它们分离开来之前，医生对治疗所做的种种努力对病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这并不奇怪。病人除了亲自表明医生的无能和无用之外，还能采取什么更有效的报复行为呢？尽管如此，即使像杜拉这种治疗的片断，我也不倾向于低估其治疗的价值。

直到这个病例治疗结束后15个月，这篇论文也已经写成，我才得到有关病人身体状况和治疗结果的消息。在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日子里，4月1日(我们知道时间和日期对杜拉而言并非没有意义)，杜拉又来看我了，来结束她的故事并再一次请求帮助。但只要一看她的脸足以让我明白她的“恳求帮助”之心并非出于诚挚。中止治疗后的四五个星期她一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她告诉我，随后有了很大的改善，她发病的次数减少了，精神也好了起来。那年5月K家的一个小孩(他一直病弱不堪)死了。杜拉利用K家丧子的机会去拜访他们并表示吊慰之情，K家很平常地接待了她，好像在过去的3年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杜拉从K家得到了补偿，她报复了他们家，并且使自己的事情得到了满意的结论。杜拉对K女士说：“我知道你跟我父亲私通。”对方没有理由否认这一点，K先生也承认在湖畔的不轨行为。以前K先生对此曾一直抵赖。杜拉把这些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此后杜拉再也不与K家往来了。  到10月中旬杜拉一直很好，10月中旬，杜拉的嘶哑症又一次发作了，这次持续了6个星期。我对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惊讶。正当我要问她这次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诱因时，她说那次发作随着一次极端的恐惧而来。她发现有人被一辆四轮马车辗过。后来她发现那次事故的不幸遭遇者不是别人而正是K先生。那天她在大街上偶然遇见他，他们相遇之处正是一个交通要道，K先生在她面前停了下来，显得迷惑不安，就在他心不在焉之际他被一辆四轮马车撞倒了。杜拉在终于相信K先生没受什么伤就爬起来逃走了时才放下心来。但每当听到有人谈论她父亲与K女士私通的事，心里总感到有些不安，当然杜拉对父亲与人私通一事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在意了。她开始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丝毫也没有结婚的念头。

她告诉我，因为右脸神经痛，她前来求治。脸部神经痛使她日夜不安。“这病已经产生多久了？”“正好两个星期。”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我能够向她证明正好在两周前她在报刊上读到一则有关我的消息(那是在1902年)。杜拉证实了这一点。

她宣称脸部神经痛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惩罚——悔恨打了K先生一记耳光、悔恨已把报复的念头转移到我的身上，我不明白她要从我这里得到哪一种帮助，不过我已答应原谅她已经剥夺我已经提供给她的更彻底地治愈她的病的机会。

自从她上次来访以后，又有几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杜拉结婚了，而且事实上——除非所有的现象都给我错误的印象——她和那位追求她的年轻人结了婚。在分析第二个梦之初，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年轻人曾进入她的联想之中。好比第一个梦表示她对所爱的男人表示厌恶而转向她父亲——也就是说，她从现实生活逃入病中——第二个梦宣称她将从她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并再次回到现实生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