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匪里匪气的充满变数的时代,包括爱情在内的理想主义的一切都活得不耐烦起来。当外遇成为一种“必然”,我们要怎样收拾感情的残局?安欣是个传统又多才情的女人,面对丈夫的感情背叛,面对一段突然苏醒的旧爱,面对周围世界的困扰与蛊惑,她看似平静的生活开始动摇……凭什么那么人都在犯错误,而只有她和她的家庭受到惩罚?她只能安慰自己说:那是因为上天偏爱她的缘故,上天不想看到她走到不能回头的地方。
《外遇》,当代知名作家哥们儿续《四面墙》、《黑马甲》之后的首部以当代情感问题为描写对象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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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外遇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哥们儿 |
出版社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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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在这个匪里匪气的充满变数的时代,包括爱情在内的理想主义的一切都活得不耐烦起来。当外遇成为一种“必然”,我们要怎样收拾感情的残局?安欣是个传统又多才情的女人,面对丈夫的感情背叛,面对一段突然苏醒的旧爱,面对周围世界的困扰与蛊惑,她看似平静的生活开始动摇……凭什么那么人都在犯错误,而只有她和她的家庭受到惩罚?她只能安慰自己说:那是因为上天偏爱她的缘故,上天不想看到她走到不能回头的地方。 《外遇》,当代知名作家哥们儿续《四面墙》、《黑马甲》之后的首部以当代情感问题为描写对象的新作。 内容推荐 男人的越轨有一半是女人的错,是女人把背叛的资本塞进他们花心的钱包。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女人太娇惯男人,反而弄巧成拙地替别的女人把他们培养得魅力四射,这就是女人追求完美的得不偿失。从文笔到思想都最出惊人的才华,《四面墙》作者哥们儿创作的另类《围城》,展现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放逐之旅,墙内在继续,墙外已开始…… 什么是幸福?按部就班就是幸福。幸福就是舍得装傻的幸福,幸福就是找好了位置的幸福。个体之间的幸福是无法进行量化比较的——这个人的幸福也许靠厮守或垄断,那个人的幸福也许靠虚荣的外在,还有人的幸福也许只是靠自欺。谁比谁更幸福?没法儿比。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后记 试读章节 安欣是不太相信浪漫的,至少现在不再相信,她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渴望着浪漫。几年前她在校门口的小摊上看见那把红绸伞的瞬间,心里竟然被浪漫怂恿了一下,她是被伞盖上那些简单又热烈的凤凰花感染的,书上说火红如焰的凤凰花象征永生不灭的爱情,那些浪漫的、清新的、浓郁的、炙热的、荡气回肠的、心醉神迷的、云淡风轻的爱情…… 她买下了那把伞。她一直说不清这种冲动的内涵,也许只是纯粹的冲动罢了,人有时是不可理喻的,尤其女人。 程天爱告诉她,当她每天打开报纸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夏天的诗,这就是浪漫。那么,浪漫的定义应该是怀念和无奈了?不可达成的愿望能是浪漫么?安欣不那样想,她知道在自己心里,怀念就只是怀念而已,夏天对她已经没有其他的含义。看夏天的诗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有人喜欢咬手指一样,没什么象征性的深意,只有程天爱那种痴迷心理测试的变态狂才喜欢胡乱联想,甚至每一个不经意的肢体动作,在她眼里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涵义,生活在程天爱眼里,好像已经破碎成无数居心叵测的细节,这也是安欣经常嘲笑她的理由。 电话又响起来。 是高凡打来的。 他说昨天到广州安顿妥当后太晚了,怕打电话影响她休息,所以早上来报平安。高凡说办事处只有十来个人,都是年轻人,氛围很好,他喜欢,安欣被他感染得也轻松起来,离别的滋味反而被冲淡不少。细想,离别的滋味是怎样的呢?似乎她也没有品出什么特别来,可能是他刚走一天的缘故吧,安欣没来得及多想。 高凡说:“家里有什么事,直接找林亚东,扛个面袋儿什么的,你就把他当短工使吧。” 安欣笑。她知道她真的可以那样使唤林亚东的,他和高凡是那种被男人们叫做“铁哥儿们”的弟兄,到了各自家里横行霸道不见外,比在自己家里还舍得糟蹋,就差“共产共妻”了。 林亚东的父母都是区委的干部,只有他这么一个孩子,管不了,整天在外面野,宣称自己是独身主义者,二十七八了,还没有收心的迹象,据说急得两个小干部没少抓墙。平时,既然林亚东张口闭口嫂子嫂子地叫,安欣也就少不了要关心他的个人问题,高凡总是不以为然地说:“那小子,才不缺女人呢。”安欣就摇头。在感情上,她一向很保守的,可她也不觉得林亚东那样有多么坏,她受的教育和她生存的环境教她懂得了适当的宽容,就像对古教授墙外风流那种事的态度一样。遇到这样的事,她只是苦笑着摇头而已,她不认可,也不堂吉诃德一样地去充当卫道士,她可不想成为那种自以为有能力替别人去分辨是非指导人生的傻子。 这时,高凡在那边说:“我在路上想了,如果米粒儿太闹,就和妈商量一下,把她转到咱妈家旁边的幼儿园吧。” “你怕我不够冷清?” 安欣说完,轮到高凡笑了:“我只是担心你太辛苦。” “算你有心,不过没问题,你在家的时候还不是我一个人管孩子?” “呵呵,我是怕我回去的时候,你累成老太婆了。” “然后你就有理由喜新厌旧了?” 安欣的本意原是开玩笑的,可话一出口,心里却猛地黯然。她有些后悔这样说了,那些不愉快的过去不该再提,哪怕是无意间。本来她还想玩笑着警告他不许勾搭别的女人一类,现在也决定只字不提了。 高凡果然敏感地尴尬了一下,敷衍道:“又胡说。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的,就是你真的变成了老太婆,也别想从我的世界里溜掉,这叫西施效应,哈。” 虽然她听出高凡的笑声有些发干,还是附和着笑起来,以缓和一下刚才自己对他的刺激,然后温柔地说:“不过——你每天都要记得打电话回来哦?” “不会规定只许打一次吧?” 安欣幸福地笑着:“最多不许超过十次,好不好?”说完,她不自觉地在心里羞涩了一下,这样撒娇的调情是出自她的本心么?也许是,也许不是。她是个愿意撒娇又不会撒娇的女人,况且跟高凡,真的已经好久没这样暖昧地交流了。今天怎么了?莫非自己的潜意识里是渴望能有个对象来供自己撒娇的? 正半明半暗地互相逗俏着,杜时明推门进来了,安欣向他笑着点了点头,对高凡摆出官样面孔说:“那边气候怎么样?要注意身体啊,自己多照顾自己。”又嘱咐两句,便挂了线。在别人面前,她不好意思和老公表现得太亲呢,这一点可不像那个疯子程天爱。杜时明在大家心目中本来是以严肃见长的师长,程天爱却偏偏喜欢在校园里和他拉扯嬉闹,让杜时明很不自在似的,尤其是程天爱和别的男人也是言语随意,逮谁都敢跟人家开玩笑,时不时叫某个小心眼儿的尴尬一回,对这,杜时明也是引为不快的。所以程天爱辞了职,杜时明反而觉得轻松。 程天爱经常跟她抱怨杜时明老土,不解风情,安欣就笑她:“这是你自己精挑细选的,而且还是你主动追求人家啊。” 程天爱自有一套理论为自己辩解:“我这叫成熟,找老公可不能像找情人那样光图浪漫。老公嘛,就要沉稳才让人放心,人家成熟的男人不是也讲究娶个丑妻心里踏实吗?而且找老公不能找没有缺点的,没有缺点的男人有什么可爱?男人的缺点是被女人把握住的关键,一个完美的男人不会只属于你一个人,就像你那个夏天。”(P19-22) 后记 那些风花雪月的破事儿 写这本小书,是一场经历外遇的过程:我在跟我的小说偷情。偷情这码子事儿,虽说好歹也算个技术活儿,可毕竟不光彩,偷得再好也没人给戴大红花,我甚至不好意思告诉朋友们我在写一本关于外遇的书,怕大伙儿以为我在写自传。这种偷儿般的写作感觉挺不赖的,美妙刺激又心情忐忑。 美妙的就不说了,写作本身就是一件美妙的事儿,敢写东西的人,一般都是在现实生活里有贼心没贼胆的,写作给了我不知好歹的勇气。同时,写作的乐趣还在于能满足作者的表演欲:我在写作时不得不频繁地变换着角色,一会儿是公一会儿是婆,一会儿是偷欢者,一会儿是道学家,那种两面三刀的处境让我疲惫和快乐,一个花心者在几个异性之间疲于奔命的情形大概也应如此吧,是充实还是狼狈,一时也说不清了,自己把自己折腾麻爪儿了。 说起忐忑,是因为在这个欢天喜地的年头儿,“外遇”这种破事儿毕竟不再是个新鲜话题,弄不好就码成了一摊烂狗屎。说好听的我这叫知难而上,损着说那是胆大不嫌寒碜。倒退几分钟,当我给最后一段文字敲上句号的时候,那颗扑腾着的心才踏实下来,甚至我开始沾沾自喜地认为:写这样一本书,对我是值得的,至少我自己先教育了自己。 “外遇”这个文绉绉的名词,是那些识文断字又感情丰富的人给自己想出的一个好辙。台湾同胞好像管这个叫“劈腿”,还有的地方叫“瞎巴”,都挺形象,也中肯;不过在我的农村老家,有个更厉害的词儿,叫“搞破鞋”,听着就不像一般良民的勾当,根本无法产生风花雪月的美妙联想。说实话,我不太情愿大家把这本书看成是写“破鞋”的书,我更愿意我的书能幸会那么几个闲人,在阅读的过程中抽空思索一下有关幸福的事儿,对我死皮赖脸写出的文字也是个伟大的升华。毕竟,要是能有人认为这些故事好歹还有点儿意思甚至意义,对我的虚荣心也是个满足。 外遇这种事儿,源远流长。性、幸福、欲望、人性、社会风气,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元素,有可以津津乐道的,也有叫人特恶心的,这大概跟宠物一样,在讲究人眼里也分品种吧。一般高人雅士的风流,更容易被传成美谈,贩夫走卒的苟且,往往被指作下流,就像野菜,在乡下常被扔进猪圈,进了城,就摇身成了餐桌上的美味。公平与否,也不好决断,不过野菜毕竟还是野菜,只是城里人要多洗几遍并配以美器罢了。所以考证野菜的出身并不重要,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城里人不会因为乡下人拿野菜喂猪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乡下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家的猪就因此有多高贵,睡醒一觉后,日子还得自己过自己的,看别人比别人都没有用。 话是这么说,不过,扒窗根儿偷听别人的生活,一向也是人类乐此不疲的臭毛病,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扒窗根儿,所以小说一类的东西也就有了市场。但小说光讲故事,读者光看故事,好像也显得不太有品位,该琢磨一下的地方还是得做做思索状,至少好多文化人是这么摆姿态的,一般人多模仿一下也没害处。况且外遇这档子事儿,就像车祸一样,说撞上就撞上,提前买份保险还是有些必要的。 和许多稍微有些自知的写作者一样,在小说里,我也没想立竿见影地解决什么社会或者伦理的问题,那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写小说的人,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自己感兴趣的故事讲出来,就已经完成了他的所有使命,多走半步,都是糊涂。所以,我只想以自己的方式讲一些我有兴趣讲的故事,并且试图把自己的一些感悟跟读者分享罢了,从没敢抱着人生导师的心态企图给人家指出一条万里无云的康庄大道来,不然我会恶心得码不下字去。 况且,在“外遇”这种问题上,我也不能虚张声势地夸耀自己有何等丰富的经验,我很清楚那样会显得多么恬不知耻,并且容易引起一些人联翩的浮想——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想草率地接受这种道德风险。我只能说:我能够讲出这些故事,是因为身边总难免有一些容易捕捉得到的素材,就像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的影子也可能在你身边出现一样,或许还是反复地出现,不厌其烦人云亦云地出现。如果有人突然看见自己的影子了,那也不用担心,我应该没有剽窃您的生活,扒窗根儿的事儿我还没具体操作过,我也没捡到过谁的日记本儿,对一切可能的巧合,我只能说生活本来就很有意思啊——车祸嘛,谁也防不了谁。 但我也遇到了一个逻辑难题。我设想的这个外遇是完美的。而“完美外遇”,这本身是个悖论。外遇如果完美,就肯定是偷摸到底不为人知的,一被揭穿,也就没法再“完美”,想美也美不起来了。可是,那号称不为人知的“完美外遇”,是如何走进小说的?虚构,是虚构。虚构是真理的搭档,而不是敌人。 读小说还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很容易让自己变得幼稚和理想化。如果你相信自己也能完成一场无懈可击的外遇,不妨试试看,生活可能很快就告诉你:小说都是骗人的。而编造小说使人走险的作俑者该不该承担责任?我还真的没考虑这么长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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