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本书为我们讲述的就是我国清朝13位顶级文臣的生动故事。

本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生动的语言，刻画了13位清朝历史人物的鲜活形象，真实再现了清朝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讲述有助于读者消除某些错解，对于读者正确认识清朝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开国勋臣——范文程

廉吏典范——于成龙

才子宰相——纪晓岚

盛世重臣——朱珪

中衰名臣——林则徐

理学名宦——倭仁

湘军大佬——胡林翼

文臣典范——曾国藩

自强先锋——丁日昌

洋务巨擘——李鸿章

状元帝师——翁同龢

新政中坚——张之洞

末世哀臣——周馥

鞠躬尽瘁

清军入关后，范文程成为汉族大臣的典范。有识之士皆钦佩其魅力，表示愿在清政府中做官。范文程深谙以德行化天下的儒家治国之道，适时提醒满族统治者尊重汉族文化以巩固政局。清军进入京城后，范文程提议为明帝发丧，表明清朝乃遵天意成为中原新的主人。他亲自护送明朝旧臣倪元璐的灵柩返回南方故里，此举赢得了不少汉族忠义之士的赞誉。国家初定赋税时，有人提出军事开支庞大，应该保持明朝过去的练饷、剿饷及辽饷等税种。范文程表示坚决反对，指出：“明朝灭亡恰恰是由于不体恤民艰，苛捐杂税繁多，终致酿成巨变，我们岂能愚蠢地重蹈覆辙?即使按照万历年间的税额还怕百姓负担不起，更别说再加征啦!”于是清廷决定以明中期万历年间税额作为征税标准，每年减少数额数百万两白银，经济秩序得以复苏好转。

范文程历仕清初四代帝王，居高位而不败，可见清廷对他的信任。明清和战时期，明军围困大凌河，清军守将寡不敌众，遂投降了明军。然而不久，在范文程的说服下，守将又归顺到清军一方。当时有谣言说守将其实诈降，暗地与明军勾结，想把清军部队一网打尽。皇太极闻后大怒，准备杀掉降军，范文程及时进言，戳穿谣言，才使数万降军得以保存。清军大举进攻辽东诸战役，如平旅顺、取平岛、征高丽、服蒙古等，范文程都追随皇太极出谋划策，被其倚为心腹。每次重大决策时，皇太极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范某知否?”有时范文程不在，皇太极则日：“何不与范某议之?”有段时间恰逢范文程生病，待他病好后发觉很多事情都搁置不议，等他来定夺。

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衮和顺治帝叔侄更加倚重范文程。顺治帝亲政后，一次请范文程到中和殿商量政务。中和殿乃皇宫第二层大殿，一般只是举行重大宴会时才使用。顺治帝亲自给范文程倒茶，弄得范文程受宠若惊，跪地谢恩道：“臣蒙圣恩，推心置腹，犬马之力，敢惮微劳!”顺治帝笑道：“朕倚卿共致太平，常召卿面议大政，或不时临幸内院。卿夙夜尽瘁，得无过劳，或致疾病，今后觉劳倦即少休，静事调摄，切勿勉强趋直，致有违和。卿体安吉，即慰朕倚靠元臣同心致治之意。”随后命令太监送范文程到府中。顺治十一年(1654)，范文程赏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范文程此时身体大不如前，屡次疏请归老退休。顺治帝知道后，亲自寻配药饵，送到家中，从来没有一天懈怠。范文程上奏谢恩，但再次请求养病。顺治帝闻后迟迟不下命令，只是同意他暂时养病卸任，等病好后马上复命。范文程病体痊愈后，又获赏加太傅兼太子太师衔。范文程位极人臣，已无可进加官衔。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又给他加秩一级，由于已经没有更高封号，于是令画家画其头像，藏于大内，时常拿出观览。由于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帝时常赏赐特制衣冠。每次上朝时，亦亲切地称之为“范章京”。

康熙帝继位后，传谕范文程一子恩荫入国子监读书，享受皇亲国戚的待遇。范文程每逢朝廷重大庆典时，总是上奏皇帝体恤民艰，豁免受灾地区钱粮。康熙元年(1662)，清廷委派范文程前往祭奠太宗陵墓。按照惯例，此事应由皇子承办，可见清廷对其之重用。范文程谒太宗墓时，情到深处，哀恸不已，以致昏厥。此后身体每况愈下。康熙五年(1666)七月，范文程召集诸子于病榻前，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老矣，恨未能以一死报列圣。汝当勉力官方，矢竭忠诚，以成我未竟之志。”次月，范文程遽然而世，享年七十岁。

范文程志在安民，治军首戒嗜杀，为此得罪了不少满族权贵。然他始终如一，举荐大批读书人做官，尽为民生。范文程先后秉政三十余年，从未有任何擅权传言。范文程为官清廉，又乐于助人，遇到族人旧友有困难，往往倾囊相赠，因此去世后家中一贫如洗。然运筹帷幄皆为大计，可谓一代忠臣良相。范文程行事谨慎，从表面看很难猜透其喜怒。平生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即使公务再忙，他保持夜间读书不辍的习惯，因此政论多引圣人之言陈说古今。范文程不喜佛学，院落家里都全无佛教痕迹。

范文程死后不为留名，生前将平生奏议诗文全部焚毁，故罕有论著留世。我们仅能从后世留存官书《清实录》中为数不多的记载，来揣摩评定范文程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其实，顺治九年(1652)，清廷开馆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恰恰范文程担当编修总裁，不好名之清高品性由此可见。

范文程家法甚严，六个儿子皆为国家忠臣良将。长子范承谟时任户部侍郎，次子范承勋任翰林学士，然在父亲面前往往垂手站立，没有父亲的命令绝不敢坐下。范承谟以清正廉洁闻名，成为当时督抚典范，最后于三藩之乱时死在闽浙总督任上，可谓为国尽忠。范承勋亦当过户部侍郎、云贵总督等职。范氏家族成为清初汉人中最为显赫的巨家富室。

P10-1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刘备三顾茅庐，隆中问计，请诸葛亮出山，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到自己的军中，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种种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宁可不做官。

那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们心中的“道”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一言蔽之日：“安民”。

如何安民?扫灭群雄，一统天下是安民；制礼作乐，建立秩序是安民；治水开山，兴农殖货也是安民。为了安民，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为了安民，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安民，他们呕心沥血，不惜拼死直谏。他们的安民，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忠君是手段，安民才是目的。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以道事君”，不惜犯颜直谏，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靠什么安民?有一个著名的掌故，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历仕太祖、太宗两朝，三度为相，他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不论是戡乱平叛、统一天下，还是富国裕民、臻于至治，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都只用半部《论语》就够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其所以能够取胜，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爱民才可以安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民就无往而不胜，半部《论语》足矣!

历代文臣治国，也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等，不免杂用。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甚至并非正人君子。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至于那些品德高尚，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毛佩琦

2006年10月31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清王朝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可化约为“集大成”与“大变局”两个不同阶段。政治上，清王朝巧妙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威胁皇权的相权、储权等因素，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国体制发展到极致；中央集权亦大大加强，对满、蒙、藏、回、台湾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奠定了现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经济上，清代基本形成全国性的市场网络，18世纪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人口增长显著。文化上，清政府先后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对先秦以来的古代文献进行整体全面的清理与保护，同样显示出“集大成”之特色。然晚清以降，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清王朝经历了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剧烈冲击，时人名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从来都有不同的写法，或从制度名物着眼，或从历史事件入手，或以历史人物为切入点。具体到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孟子主张的“性本善”几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人”的因素被格外强调。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治”、“德治”远远强于法治因素，大臣的贤良与否也直接决定着王朝的盛衰命运。本书即选取清代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官员，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入手，希望能够呈现清代政治、社会、经济变动的历史风貌。不过，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官员中大多数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儒家理想化的政治人格，即会“做人”；二是与清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即善“做事”。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体例并未全面整体地描述每位官员的生平活动，而是尽量选择他们最具典范意义的侧面呈现给读者。因此，我们的处理难免挂一漏万，舛误不周之处祈请读者指正。

作者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