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是一部人物传记，但书中注多于文，其目的是尽量做到“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史实考证透析。书本参阅了农民运动史料及明清档案馆藏书籍、原始资料千余种，即便是一手资料，也细加考证甄别。因此，该书是一部正说历史读物，内容可靠性强。全书文字通俗晓畅，可读性更强。

郭沫若先生在60多年前，著《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在其鼎盛之期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本书提供了进一布的注解。

前言

第一章 动荡的时代

 一 摇摇欲坠的明王朝

 二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第二章 揭竿而起

 一 青少年时代

 二 参加农民军

第三章 流动作战

 一 车箱峡遇险

 二 群英会上崭露头角

 三 继承“闯王”名号

第四章 “剿”与“抚”之间

 一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

 二 养精蓄锐，俟机再起

 三 再次起兵

第五章 民心所向

 一 此消彼长

 二 “迎闯王，不纳粮!”

 三 杨嗣昌的悲惨结局

 四 三打开封坚城

 五 五歼官军主力

 六 在清军和农民军夹攻之下的明政府

第六章 新政权的建立

 一 初具开国规模

 二 正式定鼎长安

第七章 推翻明王朝

 一 向京师进军

 二 在北京的日子

第八章 大顺悲歌

 一 从一片石到九宫山

 二 历史的教训

后记

朱由校死后，皇弟朱由检即位，历史上称为思宗(或称毅宗、怀宗)，改元崇祯，在位共十七年(1628—1644)。

朱由检初即位时，为了巩固皇位，消除隐患，虽曾对客魏集团采取了严厉镇压手段，为过去受迫害的东林党人昭雪过冤狱，然而在政治上却并未因此而有多大起色。“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但有角户分门之见”。崩溃之势，犹如江河日下，业已无法挽回。

所谓“门户之争”，争的是“坐位”——官品的高低，权力的大小；争的是“要路”——高升的捷径，迁转的迟早。吏、兵二部，选官、授官，均以交情的深浅和贿赂的多寡为人择地。交情深、贿赂重，则“钻营闽、粤、浙、直美缺以去”；否则，便“以功令驱之到官”。“命运低，得三西”，这是当时官场中流行的一句谚语。“三西”指江西、山西、陕西。这三省，比起闽、粤、浙、直诸省来，地瘠民贫，是官吏们认为没有多少油水可捞的地方。崇祯十五年(1642)，会推阁臣，大僚们皆以私交情面滥推，一些未能参与会推的人大为不满，于是投写匿名文书，揭露会推黑幕，把参与会推的人比作“二十四气”，称某某为“杀气”，某某为“棍气”，某某为“戾气”……，把一场所谓的会推盛典，搅得乌烟瘴气。

随着世风日下，在明末政治生活中行贿、纳贿的花样越来越多。吏部每逢大选，如不买通东厂关节，总会遇到麻烦；故每到选期，事先馈赠东厂白银二万两，方能双方安堵，彼此心照，互不干涉。贿赂的规格也愈来愈提高：初送白银，继送黄金，再后敬奉珍珠。内阁首辅周延儒、温体仁、陈演、魏藻德等，皆以贪权受贿而致臭名昭著。周延儒家的心腹门客董廷献(又名董心葵)，交际广阔，京师不少达官贵人，甚而对之“上揖其履”、“恭听其声”，不敢丝毫怠慢。周延儒在京师开设三间店铺，卖金、卖珠、卖人参，命董经营，并给他大珠30颗，以当牙筹。凡行贿之人，都假装顾客到这三间铺子进行“交易”；如行贿上千金，则由童心葵给大珠一颗，作为凭信，然后行贿人将大珠面献周延儒，由周含笑收纳。30颗大珠用完，又给30颗，再用完再给，如此周而复始。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论贿赂，讲道：“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纳贿之魁。”“至于科道，人号为‘抹布’，言只要他人净，不管自己污名。”韩一良的话总还算比较老实，敢于承认受过贿，脏!像抹布。不过他还说的不够。不只科道脏得像抹布，整个明末统治集团，上自内阁下至科道，几乎全都脏得像抹布。

“邪人当路，贿赂公行，几于不成世界。”这是崇祯时一位曾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的高级官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话，连他也发出这种感慨，可见问题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造成明末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原因，除上述政治腐败这点外，还有最根本的两点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赋税、徭役的极端繁重。

万历时，潞王朱翊锈在湖广霸占田地四万顷。福王朱常洵封藩洛阳，明神宗下令搜刮河南、山东、湖广等处田地两万顷赐他做王庄；王府官役丈地征税，勒索百姓，捕杀庄佃，引起所在骚动。天启时，瑞、惠、桂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各有庄田万顷。成都蜀王，西安秦王，开封周王，武昌楚王，尽皆“跨土连城”，家财百万。魏忠贤历年盗窃宫中珍宝及内帑财物无数霸占良田最少有万顷。其他一些大太监，也都“房宅遍满京师”。阉党“五彪”之首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强占土地当亦不下万顷。河南南阳曹某、睢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四家，各有良田多者千余顷，少者亦不下五、七百顷，畜养健仆数千人，横行州府，任意杀人，夺人田产，掠人妇女，不可胜计，百姓称之为“四凶”，地方官明知不敢过问。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地主只占十分之一，佃耕农民则占十分之九。那里一年收成，每亩最多不到三石，农民交租一般为一石二、三斗，最少得交八、九斗，自己所剩无几；以致今天交完租，明日就得乞讨、借贷，生活难以维持。  百姓交纳田赋，除规定正额外，还有种种“加派”。主要“加派”有：“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每年共计白银二千三百余万两。为搜刮“加派”，明政府还特地给地方官定出了一套具体奖惩办法：以十分为足额。搜刮六分以上者“免议”，足额者“优叙”；不足额者，分别给以“降俸”、“降职”、“戴罪督征”、“赴部改选”等处分。因此，地方官雷厉风行，“催比钱粮，血流盈阶”。

朱翊钧在位期间，税监遍天下：无论水路、陆路，才行数十里，甚或数里，一遇码头，便设抽税关卡。即使穷乡僻壤，也是税网密张。州县之中，茅檐蓬门之村，肩挑背负之贩，米盐鸡豕之物，无一村不税，无一贩不税，无一物不税。连往来旅客行李，也被搜索，逼令输税。少有违抗，即送官惩治，没收一半资财；再敢违抗，即解税使衙门，没收全部财货。只要一送进税使衙门，就很少有活命希望。朱由检在位期间，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一钱；三年，复增二钱；八年，增添间架税(即房捐)；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20万两。由是商民益困，都在背后痛骂，称“崇祯”为“重征”。

明末徭役之重，和历代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朱翊钧即位不久，就动工给自己修建陵墓，费时六年，紧急施工期内，每日役使军匠、民工2万余人，前后耗银800余万两。朱由校给父亲朱常洛修陵墓，朱由检给哥哥朱由校修陵墓，均各耗银50万两，役使军匠、民佚数万名。重修三殿(皇极、中极、建极)，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诸省，费银930余万两，浪费人工不可数计。桂王建造王府，历时七年，耗费金钱50余万。修魏忠贤生祠，全国数十所，一祠之费，动辄万计，祠宇壮丽，自古罕有。

对统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贵族、官僚、太监、孔孟后裔、举人、监生等来说，都享有“优免”部分赋役的特权。他们不仅可以不当差、不纳粮，或者少当差、少纳粮；有的甚至恃强霸道，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赋役，通过“飞洒”、“诡寄”等欺诈手段，转嫁给穷民。就这样，由于种种弊端，因而造成了赋役的极其不均与不公：有的地主“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而广大的破产农民，则在“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的重压之下，越来越走向贫困。

被统治者当作砂粒踩在脚下的亿万饥寒交迫的农民、手工业工匠、矿徒、以及城市贫民，不堪压迫，不断地掀起反抗。万历时：山东、湖广、南直隶、云南等地区，反对矿监、税监的斗争，波澜壮阔，此伏彼起。有的地方烧掉矿监、税监衙门，杀死矿、税监；有的地方杀死地方知县官，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明政府；有的地方甚至公开转变为武装起义。天启时，山东爆发白莲教起义，实际已经拉开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苏州、浙江等地，抗议东厂差役行凶捕人，数万人罢市，万声鼎沸，痛殴缇骑；苏州居民倡议拒绝使用“天启钱”，邻近各府、州、县采取一致行动，致使“天启钱”被当地禁用达十月之久。崇祯时，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范围越来越广，声势越来越大，最后汇合成为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明朝276年的封建统治，终于就在这次轰轰烈烈遍及全国的农民革命烽火中，土崩瓦解。

P3-6

编者按：本书作者谢承仁先生已八十四岁高龄，多年来受眼疾困扰，不能应出版社邀请亲撰序言，遂由责任编辑访问，谢先生口述本书撰著缘起、历程诸事项如次。

中学时代，我对诗词曲赋、小说戏剧之类很感兴趣。我家祖上有位清朝道光年间做过大官的元淮公，在文学、音韵领域都有成就，所著《碎金词谱》、《养默山房诗稿》、《双砚斋词话》等至今还有较大影响。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亲自指定专业人员将《碎金词谱》翻译成简谱，演唱并录制了数百张唱盘。家人喜以他的事迹教导子弟，我从小就深受启迪。但高中文理分科时，因为物理、数学等学科成绩出众，我还是选择了理科。1946年投考大学时，我在上海同时报考了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北京大学六所高校，专业则有医、理、法、工、新闻、史学六种，结果全部考中。只有北京大学录取单上注明为试读。当时犹豫再三，反复思量，考虑到北京是文化古都，学风好，同时又很想去看看明清两代遗留的故宫，最后还是大胆舍弃其他学校，进胡适之先生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初入学时，对“试读”二字深感困惑，惴惴不安，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找当时任校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的郑天挺先生打探究竟，承他热心接待，告诉我只要期末考试每门都及格，即可免试读，转正式生。听完我才舒了口气，在史学系安心读起书来。

求学期间，我对明清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给《青年报》、《中学生》等刊物写文章，讲明清故事。离开北大后，我仍与郑天挺先生有联络，他是清史专家，所著《清史探微》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又经他介绍，先后认识了王崇武先生、吴晗先生。王崇武先生介绍我参编《中国历史大图谱》(拟出中俄双文版)，王先生和我负责文字部分，沈从文先生配图，苏联方面派出的则是莫斯科大学尼基伏罗夫教授。直接负责这本书出版工作的本是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孰料书未编竟他便因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而遇难。此后，中苏关系破裂，书的出版工作遂告流产。不过我在编书过程中，与王崇武先生朝夕相处，深受教益，更坚定了研究明清史的志向。

吴晗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在学术上成名很早，但虚怀若谷，很愿意与学术界人士往来，尤其是青年学者。他主编《中国历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时，便邀我协助他主编古代史部分，我们间渐至熟悉、密切，他还介绍我与廖沫沙、邓拓认识。吴晗先生曾到中央党校讲明史，从朱元璋起义，一直讲到嘉靖年间，讲稿由中央党校记录并整理。1961年，北京出版社约他撰写明史通俗读物，他于是打算将这部讲稿和《朱元璋传》交过去，由于缺明后期部分，吴先生工作又太忙，专门让出版社主编到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来找我。我不便拒绝，于是要求与吴先生合写，他却说：“你先别管那么多，先找资料，写完再说。”我只好勉强承担下来，准备先将受约撰写的《李闯王》整理、完善后交过去。不料形势骤变，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吴先生首当其冲被批斗，之后含冤辞世，我亦因与“三家村”相熟，受到牵连，进了牛棚，这本书的修改完善工作遂告中辍。

“文化大革命”后，我回到北京师范学院，重执教鞭，开始正常的研究、教学工作，学校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不时有外国学者来访。一次，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福士(DES，Forges)来访，他是汉学家，见面后即送我一本Harvard Journal of Asitic Studies，内容是研究李岩和红娘子关系的，我看到以后感觉很惊诧——原来国外汉学界如此关注明清历史的研究!本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明清史的研究就较热，中共中央进城后即有要求全体干部集体学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举措。此际可以重操旧业了，我于是再起炉灶，开始整理《李白成新传》书稿。1984年稿成后寄上海人民出版社，很快得以出版。可是之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版权卖给台湾桂冠图书公司，该公司也没有与我联系，于1993年将这部《新传》收入自己的“古典新诠”丛书，录排出版。对出版商的这种不尊重著作权人的违法行为，我只好诉诸法律，所求无他，只是希望著作者辛辛苦苦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已。其结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败诉，桂冠公司亦因未与我联系而被判侵权。

本书有三个特点：一、考虑到读者对象文化程度相当于大专学生，文字上力求通俗晓畅，可读性更强。二、在写作形式上，本书注多于文，其目的是尽量做到“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史实考证透析。为说明问题，个别注达万余言(如第三章注)。本书参阅农民运动史料及明清档案馆藏书籍、原始资料千余种，即便是一手资料，也细加考证甄别。三、采纳别人意见，书中一律明确说明是某人所持某观点；凡与他人观点相左者，则均说明自己的观点所在，及为什么与人不同。

《李自成新传》撰写期间，我曾带年轻同事和研究生赴陕西米脂等地实地考察。后来，米脂县专门为李白成立了碑，由我题词，欧阳中石先生书写。这算是一份意外的回报，我感到很欣慰。现在《李自成新传》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慨允出版，真是此书又一大幸也。出版在即，感慨良多。记得文革前，为使吴晗先生1962年交给我的《明史》记录稿和《朱元璋传》油印稿等免遭不虞，我专门将这些书稿装进一个小皮箱，请求我的大学同学、时在中宣部任职的朋友刘一冷同志代为保管，后来取出来时，曾赋诗致谢，诗云：

把酒殷勤劝，西窗夜雨来。

相交三十载，肝胆两无猜。

抱节山间竹，冲寒岭上梅。

与君同醉饮，且待雾霾开。

重新整理、撰写《李自成新传》时，我为新的气象鼓舞，填写了一首《金缕曲》，词道：

万里长征路，见新天，云开日出，尽擒狐兔。前辈当年征途上，斩荆披棘岂惧?造就了，英雄无数。赢得关山刁斗静，后来人，昂首鹏程步。

心腹话，纵情述，凯歌一曲平章赋。愿年年，东风雨润，茂林春树。溪越的卢奔何速，惊破襄阳紫雾。怎驾驭，天公分付。酒祝河清星添寿，展新容，桃李芳如故。谈笑里，不知暮。今日之欣慰、感念，正可与之照应相合也。

最后，感谢编辑同志热忱、辛勤的劳动!

2007年2月

于首都师范大学寓所

大约是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为青少年写一本有关李闯王的通俗读物。我写好后自己读了读，感到不满意，所以一直未把稿交去。1961年，北京出版社请吴晗先生写一本大众化的《明史讲话》，吴先生因为忙，约我和他合作，由我承担明末农民起义部分的撰写。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因此这本书未能按计划完成。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我又重新振作起精神，重理旧业，把过去所收集的业已散乱零落的旧稿加以整理，费了将近5年多时间，才于1981年写成这部《李白成新传》。稿子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提了许多宝贵意见。1982年我又到陕西米脂李自成的故乡进行过一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对原稿作了某些删削和修改。

在前后断断续续几十年的整理写作过程中，多次中掇，其间所经历的坎坷和艰辛是无法为外人道的。要不是“三中”全会召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落实，这本书恐将永远不会与世见面。

这本书的完成，我应该感谢那些曾经热情支持我、鼓励我、并大力帮助我解决许多实际困难的朋友们，感谢那些为我提供资料、挑选图片、绘制地图、核对引文、抄写原稿的人。对他们，恕我不一一举名，但是我将会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永远牢记在我心中。

关于李自成的死难地点及死难日期，我已在这本传中作过较详细考证。当我把书稿寄往上海后，我很高兴地收到了湖北省通山县文化局的毛彦斗同志送给我的几份珍贵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证实李自成的确是死在通山县九宫山，是死于地主团勇之手，不是死在别处，更非如某些史料所说他是出家做了和尚。资料还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有关李白成遇难时的某些细节。尽管这些细节与《荒书》、《程氏宗谱》等材料所记有所出入，但资料本身仍不失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了感谢毛彦斗同志的厚意，今将他所赠资料中有关内容抄录数段如下：

《金氏宗谱》卷三：“世俊次子字华生，追剿李自成于牛迹岭下。”

《朱氏宗谱》：“祥卿公生二子，日：必贵、宪贵。……宪贵公迁湖广通山之牛迹岭下。……因崇祯末年，闯寇死牛迹岭小月山下，抵此不远，并其住居尽被贼焚，今所存者惟笔录旧底耳。”

《甲申岁弋闯志》(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拙录，民国元年仲秋八世孙麟安移录)：“……清师衔纵追击，伧促退武昌。未几南奔，流占九江，图金陵未逞，折洞庭，倍道宁洲，径取横路，与部分兵自率一股，谋占九宫。湘勇合剿，遁李家铺饮马，清军突至遭遇，从者败亡，单骑脱，突进黄土洞，得樵夫助。饥疲转涉，误走葫芦造，乞樵者食。时源口寨首勇程九百闻，遂领寨勇剿逐至牛迹岭下，合寨百余众亦放弩铳，闯趋林内而避，诸勇奋力，犹未能近，须臾夺路，猝遭弩铳击毙。九百刳其首，尽得剑、骑、缨盔、龙袍、佩玉，献于督宪军门佟。翌日，有庄人怜者，草葬之。时顺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这本书将完成时，我的老师郑天挺先生答应要为我写一篇序，万没想到，郑先生刚准备动笔，谁知竟溘然与世长辞!郑先生在世时，曾对我写这本书寄予很大期望，可惜他未能来得及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我愿谨以此书默献给吾师郑先生，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谢承仁写于北京团瓢书屋

1984年2月25日

书中的地图(草图)系北京师范学院张树宏同志所绘，不想她已于1984年因病去世，来不及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书此对她表示悼念。

谢承仁于198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