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万年的文明起步。而皇帝制度在中国出现,只不过是近2200年的事。远在皇帝制度尚未出现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已经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崇 高的政治理想,有了讲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家学说。有了讲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儒家学说。有了维护礼仪爱好和平的中华文明。而皇帝制度则主张“天下为私”、“皇帝一家子孙世袭”,国家建立不能程序化,2200年来一治一乱,纷争不已。著名史学家,以其独特的锐利眼光,还中国皇帝以本来面目。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皇朝秘史,千年帝制的重新叙说。独家史评,震撼登场。
在皇帝没有退位之前,老百姓是不敢对皇帝,对皇帝制度说三道四的。凡有批评皇帝个人。或是批评皇帝制度的言论,就有被追究,罹大祸的可能。因此这一类的言论多被扼杀,难以流传。皇帝退位至今不足百年,而这个制度压在中国人的头上已有2200年之久,“皇帝思想”、“皇帝梦”这种千年病毒仍然在和我们纠缠。看著名史学家——史式,以其独特的锐利眼光,为我们一一揭述中国皇帝的本来面目。
虽然在乾隆晚期,承平日久,国家已经积累了不少的财富;虽然清代也和明代一样,君主高度集权,皇帝本人或者他的宠臣有大肆聚敛的可能;但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和坤再有本领,也贪污不了这么大的数字。和坤善于拍马逢迎,也得找到一个喜欢拍马逢迎的对象。好大喜功、既贪利又贪名的乾隆,正好是一个理想的对象。和珅的拍马逢迎,正对他的胃口;和珅的敛财本领,正合他的需要。于是乎二者一拍即合,乾隆对和坤也就宠信有加。他们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共生”状态。
笔者认为,从表面来看,乾隆和隋炀帝迥然不同,但仔细分析,乾隆却有很多地方酷似隋炀帝。也许有些读者不赞成,因为盖棺论定,隋炀帝是个暴君、亡国之君;乾隆虽然是个两截人物(早期奋发有为,晚期骄奢淫逸),但是总的说来,还不失为被御用史官长期讴歌的“康乾盛世”的创建者之一,还算是个略有作为的皇帝,二者岂可同日而语!我们不妨对他们的一生经历做一番认真的比较。这样就会看出他们之间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一、他们都是生逢盛世的幸运儿。在历史上,有些皇帝生在一个倒霉的时代,不管怎么努力都难以力挽狂澜。例如汉献帝在被扶立的时候,早已大权旁落,根本无法有所作为;例如崇祯帝即位之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论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隋炀帝出生在北周的贵族之家,成年以后正好接手父亲隋文帝的开国大业,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乾隆25岁即位。继承了康熙、雍正两朝所培植的国力、所积累的财富,可以为所欲为。他们都是皇帝中的幸运儿、纨袴子弟。
二、他们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如果手里没有本钱,要想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不可能。隋炀帝本来就手握兵权。指挥了平陈的战事,立了大功。在远征高丽时他受了挫折,就大闹意气,不计代价,非灭高丽不可。乾隆自己不懂军事.只凭财大气粗,更兼死要面子,每每乐于用兵,一旦打响了,又非打赢不可。所以他在60年的皇帝生涯中,发动过10次战役,被御用史官歌颂为“十全武功”,他在晚年时也自称“十全老人”。以此自豪。其实这10次战役,并非全胜。有些战役,完全是小题大做,全无用兵的必要,一仗打下来,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但他为了自己争个好名声,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牺牲广大军民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命,大玩打仗的游戏。
三、他们都附庸风雅,自诩为风流才子;他们都是自大狂,不仅自认为大有武略,而且自认为大有文才。隋炀帝能写几首艳诗,就敢于自夸“只凭做诗,我也该当这个皇帝”。薛道衡能诗,有“空梁落燕泥”一语为时人所传诵。隋炀帝十分妒恨,把他杀了之后,还得意地说:“尚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乾隆爱好诗词,他在巡游天下之时,到处吟诗题词,卖弄自己的本领。同时他又自诩高明,常常在汉人的诗词中去找毛病,一再大兴文字狱。
四、他们都爱好到处巡游。特别是巡游富庶的江南。隋炀帝三下江都,乾隆六次南巡,所动用的人力之多,耗费之大,沿途扰民之甚,也都非常相似。
五、更加酷似的,是两个人都刚愎自用,不听人劝,绝不认错。隋炀帝在发生兵变,自己已经落入叛军之手的时候,还强词夺理,嘴巴上绝不认输,直到被绞死为止。乾隆则比隋炀帝幸运得多,他的家底要厚一些,虽然每次南巡,都劳民伤财,民怨沸腾,但是直到乾隆退位,还未到民穷财尽的程度,所以没有造成大乱。白莲教在各地的大起义。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乾隆对于劝阻他到处巡游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谁劝谁倒霉。他第四次南巡到达杭州,居然不顾体面,在深夜里换上便服登岸寻花问柳。皇后哭劝,被他一怒之下遣回北京,最后抑郁而死。最不像话的是在六次南巡之后,大臣尹会一上奏章说:江南一带“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大动肝火,下旨质问尹会一:“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他用这种蛮横无理的话来堵大臣们的嘴,实在是无赖之至。尹会一无法回答这种诘问,最后被判充军。善于应对的纪晓岚是乾隆的宠臣,平时很受尊重,只因为在规劝乾隆的时候说了一句“东南财力竭矣”的话,也被骂得狗血淋头。乾隆第六次南巡归来,已经74岁,大概是自己觉得精力不济,以后才没有再提南巡之事。如果不是他自己放弃,当时谁也不敢劝阻。
乾隆和隋炀帝一生的境遇,他们的性格、生活和工作作风,可以说是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最后的结局而已。两个人都是败家子,都是任意妄为,把祖上所积累的财富(实际上是老百姓的血汗)毫不吝惜地加以挥霍。只不过是隋炀帝已经挥霍完了,矛盾过分激化,引发一场大乱,他本人也因此丧生;乾隆家底更厚,矛盾还没有达到引爆点,由嘉庆来进行抢救,才使得局势暂时缓和下来。P280-282
过了2007年元旦,自己又痴长一岁,到了八十有五,按照通常的说法,算是已到高龄。虽然自己耳不聋,眼不花,既无老年斑,亦无老年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关节炎等等一概俱无;而且行动方便,为了治学,终年东奔西去,马不停蹄,记忆力与工作效率不减当年,至少与五六十岁之时相比,没有明显的减退。但是岁月无情,既被称为高龄,想必告别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不远。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为了不想白走一遭,作为一个全无学历自学成才的历史学者,自己很想留下一点一家之言以供后人借鉴。读者如果要问我最想留下的一句话是什么?那就是:“皇帝不是个好东西!”
我赞成苏秉琦先生的说法,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万年的文明起步。而皇帝制度在中国出现,只不过是近2200年的事。远在皇帝制度尚未出现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已经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崇高的政治理想,有了讲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家学说,有了讲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儒家学说。有了维护礼仪爱好和平的中华文明。而皇帝制度则主张“天下为私”、“皇帝一家子孙世袭”,国家建立不能程序化,2200年来一治一乱,纷争不已。我们不仅不能出力维护世界和平,连国内的长治久安也难以办到。皇帝制度在本质上是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完全对立的。这个道理昭然若揭。无待言宣。
说起反对皇帝制度,我是始于孩提时期。在八十年前打倒北洋军阀时代,我才刚刚懂事,能听大人讲故事。听到那些来自民间小唱本的历史故事,说到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到选妃,民间纷纷嫁女,唯恐一旦选中,从此生离也当死别,当时觉得十分愤恨,认为皇帝过于霸道,横不讲理,非常同情那些没有自由的少女。也就是说,从那些小唱本故事书里了解不少皇帝制度的罪恶,反感极深。我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的书箱摆满了几间屋子,即使算不上是“书香之家”至少也可以说是“书箱之家”。我是家中独子,从小生活在书城之中,得以任意浏览,也算人生幸事。按过去的治学道路,一般是先读“正史”,以后再以野史、杂书作为参考。我则由于家中书多,可以自由选读,当时家里又没有父兄管制,小时候啃不动“正史”,就先读小说、野史,诸家笔记。先了解“正史”中的内幕,看出皇帝制度中的许多罪恶,以后再读“正史”,就会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假话连篇”。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就史料价值而言,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野史),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我认为先看野史、杂书,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办法。我特殊的治学途径,居然歪打正着。
我一向认为“正史不正”。
“正史”必然不正,也不可能公正。因为所有的“正史”,都出于历代专制王朝御用史官之手,既是帝王家谱,又是断烂朝报(官方公报),御用史官很难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公道话,不仅对老百姓不公正,就连对他们自己人也不公正。一个王朝维持的时间长了,必然会出一些圣明天子,因为其史书是本朝人写的,自然歌功颂德;凡是短命五朝的统治者,必然是些昏君暴君,因为其史书是下一个朝代的人写的,不妨大骂一通。我总觉得今人还把历代官方史书称为“正史”,实在有些滑稽。因为其中论事既不公正,记事必不准确,有何“正”之可言!
在皇帝没有退位之前,老百姓是不敢对皇帝,对皇帝制度说三道四的。凡有批评皇帝个人,或是批评皇帝制度的言论,就有被追究,罹大祸的可能。因此这一类的言论多被扼杀,难以流传。例如南北朝时期鲍敬言批评皇帝制度是“以强凌弱、以智诈愚”的说法就很少有人知道。明末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顾亭林、唐甄等人目睹明清易代,国破家亡,在痛定思痛之后,才深切地认识到造成覆国的滔天大祸的罪责不能只追到某些君臣个人头上,而要追到整个皇帝制度上去,所以黄宗羲在《明夷诗访 录》中作出皇帝“为天下之大害”的斩钉截铁的结论,唐甄在《替书》中更有直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土匪强盜)也。”
少年时代的我,对于这些学者的说法崇拜得五体投地,钦佩他们揭破了历史的真相,长期藐视那些皇帝头上的光环。曾经自作打油诗曰:
幼读诗书已疏狂,
不依“正史”自主张,
天义在胸笔在手,
敢议千秋古帝王!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居然对于我们批判皇帝横加干预,杜重远先生就因为写了一篇《闲话皇帝》而罹牢狱之灾。足以说明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专制帝王原是一丘之貉。
皇帝退位至今不足百年,而这个制度压在中国人的头上已有2200年之久,“皇帝思想”、“皇帝梦”这种千年病毒仍然在和我们纠缠。非短时期内所能清除干净。十多年来,虽有一些遗老、遗少尽心竭力地写皇帝,演皇帝,想为皇族恢复名誉,估计难成气候。现在已是21世纪,科学、民主、和平、发展才是世界的主流,一切想为帝制恢复名誉的努力都是徒劳,最多也不过是在银幕上、荧屏上供人消遣,博人一笑而已。
虽然还有少数人想为皇帝制度招魂,那也无妨,只要大家对这个问题能够展开探讨,千年病毒总有在思想上被清除的一天。正是:
帝制绵延两千年,
龙争虎斗起烽烟;
尽破心申皇帝梦,
人间始得换新天!
史式
2007年元旦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