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曾发表《一个都不放过》、《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无知者无耻》、《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谁痛谁知道》、《江山美人》《狂欢》、《中国往事》等中长篇小说作品的伊沙先生的个人随笔集，在本书中作者抒发了他对人生的感悟。

本书是作者的随笔作品集，书中具体收录了：《到火车站扛大包去》、《小叶讲的故事》、《杀人犯来到我们中间》、《白洋淀来的青年》、《有主题的饭局》、《卖红薯的老太太》、《无法确证的故事》、《咖啡馆里的冲突》、《我看世界杯》、等作品。

卷一 花开两朵

 有话要说

 晨钟暮鼓

卷二 浮世人生

 夏令营

 小饭馆

 到火车站扛大包去

 一个女生疯了

 隐情

 看门老头

 小叶讲的故事

 我的保姆

 说者无心

 贩熊记

 我的老师

 阿坚传奇

 球迷会长

 冯姨

 电话人

 胜利之吻

 矛盾的人

 有这样一个女生

 家长会

 小袁的倒霉旅行

 老任这辈子

 三进城市

 杀人犯来到我们中间

 特种兵孙强

 飞越纺织城

 迷信的祖母

 前嫌无法尽释

 白洋淀来的青年

 给自己做广告

 朋友之妻

 她和美术老师

 谈判未果

 不速之客

 逃

 丑陋的皮带

 见鬼的事

 夫妻战争

 幸运的误机者

 有主题的饭局

 胡氏爷孙

 背黑锅

 无缘无故的恨

 想不及格不容易

 灵灵与伦伦

 外婆的崇明岛

 电话骚扰

 王小民外传

 卖红薯的老太太

 给人指路

 坏孩子有多坏

 发工资的人

 卖菜的女人

 花下鬼

 蒙面人

 王熊择偶记

 奇怪的气味

 音乐老师

 候产的男人

 黑孩子

 斜对门

 无法确证的故事

 问题夫妻的问题

 可怕的女同事

 台湾特务

 洋孩子的中国保姆

 到邮局取钱

 我的醉鬼之夜

 爱情榜样

 唐山的孩子

 回老家

 咖啡馆里的冲突

 坚持与放弃

 刑警的故事

 漏网之鱼

 瘦了也麻烦

 职业病

卷三 剑走偏锋

 我看世界杯

 我看奥运会

卷四 重磅出击

 鹿特丹日志——第38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侧记

后记

一位美国诗人(请原谅我未能记住他的名字)把诗歌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概括为“便条”。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关于现代诗歌最懂行最具发现性的说法，你可意会，我不能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去阐释它一个字。

便条的写作。片言只语的写作。不得不说的写作——这是今天的(请不要杞人忧天地说这是“最后的”)诗歌写作。

把自己的写作当成一项伟大工程的开始(而不是书写便条)，设想自己是和屈原、李白、但丁、歌德、莎士比亚……一同开始，这是中文系大学生的幼稚病，是典型的文学青年式的业余写作。可怕的是，这种写作在90年代以来蔓延在相当一部分(甚至很多被认为是“优秀”的)中国诗人中间。

不是怕被读者漠视——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我只是有些担心，中国的诗歌已被中国的文学艺术所抛弃。因此我暗藏一个小小的愿望，愿意以诗人的身份与同时代最优秀的小说家、摇滚人、前卫画家、行为艺术家、实验话剧和地下电影的导演……把东西搁在一起，比一比哪怕是最外在的一点小聪明呢！

台湾诗人痖弦在评论另一位台湾诗人商禽时说：“我觉得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我抄录这句话是因为我认同这句话，但我拒绝抄录他对这句话的论述。这句话不大能够经得住论述(世间很多很对的话都是如此)，它本身很好地说出了我的一种感觉：关于一个作家的基本立场。

某年冬，住在上海的前四川诗人X来西安，他告诉我在上海时有一个假期他和诗人C去附近的一个人工岛玩，一路上C背诵了我很多诗，让他感到很惊奇。我听了自然很高兴，我记得C在一篇纪念海子的文章中写过他只能背诵两个人的两首诗：海子的《打钟》和柏桦的((琼斯敦》。很巧，C在第二年的初夏也来了西安，是带着一个女孩来的。我是接待者之一。我以为我们有话要说，但其实无话可说。在西安时，C只是和另一位做诗评的朋友L谈起了我的诗，他说他很喜欢读，但认为那不是诗。那我的“诗”是什么呢？是相声段子吗？像C这么雅的人能记住相声段子吗？我不认为他不诚实——但很可能他是最大的不诚实——个不敢相信自己生命感觉而只相信文化观念的人是最不诚实的人。诗人圈中多这样的人。

我的语言是裸体的。别人说那是“反修辞”。

有两种卫道士，一种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种在我们行业内部，满嘴“诗”、“这是诗”、“那不是诗”的那路货色。

10年后，回母校朗诵。本来应该是个节日。那么多有名有姓的诗人欣然前往，这在我们上学时的80年代也不曾有过。我当然知趣，懂得场合，准备读两首情诗了事，可没架住几位小师弟的一哄，他们鲜明地追求着伊沙式的生猛(北师大的传统？)，让我不好意思不拿出点真东西。结果是我一读诗，30余名女生和个别男生相继摔门而去。雨夜，砰砰的摔门声，女生们愤然而去的背影，诗歌构成了一种伤害。一位别有用心的小诗人在报上发挥说，我欲“北伐”，结果“盘峰落马”又“兵败母校”。他不知道那是我诗歌生涯的辉煌之夜——除了我，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效果。母校，我从来就没想着也永远不会德高望重地归来！

风格善变的诗人要么天生具有戏子的品格(诗歌创作中最要命的一种“品格”)，要么就是彻底的不成熟。庞德所说的“日日新”要慎解。

我似乎被公认为一个不讲技术的诗人。这真是一件让我经常偷着乐的事情，就让他们坚持这么认为好了！就让他们永远这么认为好了！我当然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我是怎么在语感上做文章而让他们读来是如此舒服的，也不会说我进入一首诗的角度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更不会写类似的文章。我的技术不留痕迹，花招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点得意扬扬。

怎样鉴定一个诗人的“段位”？我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1)看其代表作三首；(2)过了第一关的诗人我会去看他的一部诗集；(3)过了第二关的诗人我会去看他的所有诗集。如此下来，他属几段就一目了然。顺带说明，我也是这么鉴定并要求自己的。

语言的似是而非和感觉的移位(或错位)会造成一种发飘的诗意，我要求(要求自己的每首诗)的是完全事实的诗意。在这一点上，我一点都不像个诗人，而像一名工程师。

诗是四两拨千斤的事，有人理解反了还振振有词。

有时候我会用看惯经典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作品(像看别人的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我陷于一种不安的情绪中，幸亏我还清醒。在这种时刻心安理得的人真的是已经写出或者接近了经典吗？NO！那不过是仿写所带来的心安理得。我的态度是，永远保持在经典面前的惴惴不安(老子对不住您了)，然后继续向前去创造经典。经典产生的起点是反经典，这是写作于我最重要的知识。

“大师”如果只是写作水平的标志，谁又不想接受它呢？而一旦“大师”被赋予某种意义，那就变成了一种十分可憎的东西——比如，所谓“大师”好像一定得是传统中人，他有一个“集大成者”的存在模式。照此理解，“大师”便成了一个坐收渔利的投机分子，运筹帷幄，城府颇深，十分可疑，他等着那些“先锋”去探索去实验，等待他们失败、牺牲也等待他们的成果，然后由他来“综合”、“整合”、“集大成”——天下有这样的好事么？天下有这样的大师么？这完全是读者层面对所谓“大师”的理解(却发生在诗人和研究者中间)，我拒绝也唾弃这样的“大师”。真正的大师在他的现在进行时，必须是“先锋”，他“集”自己探索实验的“大成”，后人看时才成为传统。在对大师的理解的误区中，我们总是把腐朽的东西指认为大师之作，据此，我只能这样告诉自己：拒做“大师”，永远“先锋”。

出诗集是一件挺残酷的事情。我不是指它在今天基本已成为自费运作的形式——诗人们抽自己物质的血输给精神的局面。我指的是它那永恒的残酷性，当集子出版，你这一阶段的写作就被宣判了，被宣判的是岁月，是你永不再来的一段生命。

纸老虎是人糊的。诗歌领域的纸老虎尤其如此，有多少傻子中庸得道，鸡犬升天。

做一名伟大的诗人——不！还是做一名杰出的诗人吧！

台湾诗歌界有一点小小的得意扬扬，他们为大陆诗歌界至今仍习惯把“诗”称作“诗歌”而得意扬扬。我劝他们不要那么得意扬扬。当年，他们去掉一个“歌”字而把“诗歌”直指为“诗”(他们爱说“现代诗”)之时，其实是并未意识到“歌”在“诗”中的意味与作用；他们简单地以为“歌是歌，诗是诗”，也并未意识到声音(而不是词语)才是语言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诗人一般语感较差，词语堆积的毛病比较普遍的原因。

当一位也算“资深”但并不老的诗人，无知还要谈“后现代”，五次三番用“打油诗”作为他自以为有力的指认时，我觉得他已丧失了与我平等对话的权利。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难道诗歌可以除外吗？凭什么？

艾伦·金斯堡读不懂北岛的诗(主要指后期的)；北岛也读不懂老艾伦的诗(亦指后期)；昨晚与于坚通话，于坚说近期他收到了大量的诗歌民刊，上面绝大部分的东西他都看不懂——当一位真正的诗人进入到阅读时，他最先表现出的品质就是诚实。

与过去一块儿写诗的老朋友聊诗，发现越来越难以进入细节，他们已经丧失了对细节的耐心，我真是失望至极！他们如今更热衷于一个既名诗人的牛B感，而我只是一个愿意与他们在细节上谈诗的人——我觉得我也够牛B的。

发现朋友人性中的弱点与缺陷，有点尴尬。我祈求上苍保佑不要让这一切伤害到他们的诗，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放弃了争做一个挺棒的人但还没有放弃对一个好诗人的幻想——写了好多年，人本与文本间的关系不容置疑。

读一位女诗人印制漂亮的诗集。从独白到独白，让我觉出了单调也感受到疲劳，谁说普拉斯已被还给了美国？独白只是方式的一种，但在许多诗人(尤其是女诗人)那里它变成了方式的全部。所有的东西能被写出来肯定已被“我”感知到，但不必事事都要回到“我”心里才能得以表现。独白，主观而自恋，难怪女人们喜欢。P2-6

一、生日

听人说：我是在1966年5月19日早晨八点多钟被一位妇女(自然是我的母亲)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某医院中的，顺产。算起来，那是“文革”爆发后的第三天。成都便成为传说中的出生地。我生为男婴的性别在当时便得到了证实，出生时六斤八两重，没有日后将在某个阶段长成一个胖子的任何先兆。

我生日末尾的9是我日后的经历中一个常遇的吉数，它暗示我：久！

因为我的生年，我成为属马的人，比较典型的一匹马；因为我的生日，我成为金牛座的人，比较典型的一头金牛；因为我的父母，我成为B型血的人，比较典型的B型；因为父母的安排，我成为家中的“老大”(另有一个小我四岁的妹妹)，也是典型的“老大”性格。

二、姓名

我之所以会生在成都，是因为祖父祖母当时住在成都。出生后，祖父为我取大名为“吴一砂”，取乳名为“砂砂”，他的意思是：雷锋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的孙子该做一粒普通平凡的砂子。祖父在我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到我八岁上学时，父亲为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学名：“吴文健”，意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健康成长，并将此学名充作日后的大名。初进大学时，我已经开始写东西了，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伊沙”——取“一砂”的谐音字，反映出我在心理上还是认同祖父对我的命名，也算是对已故祖父的一种纪念吧。初创酷评写作时，由于萦绕心头的纯文学意识在作怪，我还短暂使用过另一个笔名：“壮壮”。网络兴起之后，我有了一个自然形成的固定的网名：“长安伊沙”。

我将对上述名字负责。

噢，对了，我还有个“胖子”的外号，是上大学时同合同学但燕君首先叫出来的，慢慢被叫开了——其实那时我一点都不胖，只是周围这帮家伙都像饥民一般瘦，肚子里头有邪火，非要那么叫，果然给我叫胖了。但是现在，这个被叫了多年的外号，已经大有叫不下去的趋势，就像昨天，一个一年不见的个子比我矮体重比我重的老友忽然叫了我一声：“胖子……”——话一出口，他羞愧地忘记了后面该说什么啦！真是对不住啦！亲呢地叫了我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们，给我另起一个外号吧。

二籍贯

直到现在，我在填写各种表格时，还会在“籍贯”一栏中莫名其妙地写上：“湖北省武汉市”——其实，我迄今尚未去过该市，连湖北省都未踏进过半步。之所以要这么填，是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教我这么填的，因为他就是这么填的，武汉是他的出生地，是我祖父早年工作的地方。沿着家谱的方向再往前看，有据可查的是：我曾祖父原本是南京郊区的农民，中了科举后去安徽做官，难道我还要把自己说成是南京人不成？

我是在两岁那年，祖父在成都病逝后，随祖母来到西安父母身边的，从那时到现在，只在中间去北京读过四年大学，其他时间一直是呆在西安的。我感觉我真正的籍贯就是西安，只能是西安，我是一个西安人——具体说来，该叫“新西安人”：是地方色彩很淡的新移民的后代。

……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我知道是血液、基因里所携带的东西决定了我被群氓所恨被庸者所妒被秩序所恼被传统所弃的命运，我早已在积极的配合之中自觉承担起了自己的命运——但在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不大信命的人，从不轻易下结论，更不说破命运，我想走下去，怀着极大的好奇，去看自己命运的好戏！

此为天机，不可泄露。

2006年1—2月

近些年来，我出书不少，主要是多年以来一直在写、什么都写、写得颇多之故。

这里又是一本。

如果按照爱我的朋友所理解的：我是把今舂出版的长篇小说((狂欢》当成了献给自己四十岁生日的礼物，那么本书自然就成了我人过四十所出的第一本书——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吧？

事实上，这是我相当重视的一本书。

正是因为思想上的重视，它也成了我整理过程最长耗时最多的一本书：在过去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成了我每日的首要工作。

之所以费事，还牵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本书并非是那种完整性写作的单行本(譬如长篇小说)，也不是某种单纯文体的作品集成(譬如中短篇小说集、诗集)，它是靠着一个策划者给定的理念来编选的一本书——这个给定的理念是面对身份是诗人的作者的：“诗、言、思”。

那么，如何编成，如何编得好，就是一件需要动点脑筋的事了。我的麻烦似乎永远都不是稿子不够如何来凑，而是面对自己颇为丰厚但却庞杂的积稿与存稿(这既是便利也是麻烦)如何做出取合最终编成本书，在此容我略做说明(但愿这是必要的)——

并置在“卷一”的是两个大东西——我指的是它们都是靠多年以来的不断积累写成的，《有话要说》指向理论，是用语录体写出的我的一个“大诗观”；《晨钟暮鼓》指向创作，是伊沙体的现代散文诗——将这两个指向不同的东西摆放在一起，虽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因为它们都带有明显的“诗性”，很好地体现了那个“诗”字，而且规模也很相近。

“卷二”是一组小品文，面向“浮世”，面对“人生”，体现着一个诗人的“思”——但那“思”却又是很好地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我自以为这是很能见出作者文学功力的一卷文章一一没错，我说的是“文学”，很多诗人大概已经忘记了诗是文学的一种样式(将其悬挂在哲学边缘地带的半空中)了吧？我一直愿意强调文学和文学家，先文学家，然后诗人——所以，我必须像个真正的作家那样写作，敢于直面“浮世人生”，并且符合文学规律地将它表达出来，而不是躲在书架的后面一边抄书一边写“读后感”(诗人的随笔小品一般会留给读者这样的印象)。

跟写作一样，编书也是需要灵感的，应该有神来之笔、意外之喜——我说的正是本书的“卷三”，完全是出自于业余爱好的缘故，我曾写有大量的体育随笔，甚至于做过中国的“球评家”，在编选此书的过程中，某夜我突发奇想：在那些过眼云烟的文字之中，有没有“诗、言、思”含金量的篇章？有没有值得回头一望的美文在里头？重读之下，果然，我没有让自己的灵感失望，很容易便选出了《我看世界杯》和《我看奥运会》这两大系列。事实是：在球“言”球，“言”的不仅是足球，还有这疯狂旋转的地球！有时候，“剑走偏锋”反倒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一个诗人的“思”。

好了，我想：即便是对于那些最严谨认真的读者而言，我的逐一解释也已经显得哕嗦了，而那些只愿意享受话语狂欢之快感的读者——他们才不管这些呢！

而下面致谢的话也绝对不是多余的：

一要感谢这套丛书的主编、诗歌评论家张清华教授，我们在上个世纪末的“盘峰诗会”上相识，几年来我也颇得他的帮助，这套丛书的想法他在很早时候就告诉我了，现在总算到了可以着手操作的阶段，借此我也要感谢将此美好的想法化为现实的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要感谢我的老友诗人、作家、画家严力先生—二按照本丛书别具匠心的构成方式，他该算是我这一本的另外一位作者，本书所采用的全部油画和雕塑作品都是出自他手。严兄慷慨，拿出他自当年参加星星画会以来的全部画作的幻灯片任由我挑，而一直偏爱和欣赏严力画作(同时欣赏着他的诗歌和小说)的我，终于有了一个公开表达的机会——我从中选出本我最喜欢的，也使本书成了一本美丽的书。

我说得太多了。

2006年9月27日长安大雨

书出在即，我又有新的收获：六月欧游，机遇难得，感触颇多，遂成长篇散文《鹿特丹日志》一篇，与责编王月峰君商量：以“卷四重磅出击”增补于后，让读者吃个新鲜！

2007年8月2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