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言语风格，也是个性化，他融合了书面语与北京地区的民间口语，偶尔有些陕北方言，适应人物身份的对话多是口语，叙事则多用书面语。他的小说多用口语，口语则近似于注释一样，解构掉某一种僵死的书面语汇。

《插队的故事》属于知青文学的精典佳作，作者以顺时或逆时的手法，并互相交插，再现了荒谬特定政治时期，一部分知青的生存状态及生命状态，反思人生途路的幸与不幸，并藉此展现了陕北的风土人情以及陕北人的憨直、坚韧、顺乎大道的性格。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耶个姑娘或是耶个小伙子，也记住了耶个地方，那段生活。

到了我们县境内，在小镇上下了卡车，带队的县干部问，是歇一宿再走那几十里山路，还是现在走？男男女女都赛着英雄，说来也来了，就再不怕什么，现在走就现在走。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伟喘着问我：“这上面还种庄稼？”“不可能。”金涛说，也喘。女生中也有人问：“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是风刮的吧，这么平？”老乡们笑起来：“有哪来便宜的风？还要往这搭儿送粪哩！”“怎么送？”“人担哩嘛。”“种什么？”“麦。”“亩产多少？”“两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亩？”“呕嘛。”“一亩才七八十斤？！”“噫！那就拔尖，还要赶上好年成。”行了，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了，都默默地低下头走，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腿下于是沉重起来。那翻松的土地上确实长着麦苗，阵阵山风吹得它们发抖。

疤子撅着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装了书的箱子。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马列经典和文学的、哲学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会，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鱼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着那么多思想和主义，似乎也奇怪这不大的箱子何以会这么沉。看他额头上渗出汗来，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让我来扛一会儿”，我只是惭愧地问：“沉吗？”疤子眼角上、额头上立刻堆起笑纹， “咳呀——！”他说，煞后满脸笑纹一直保持着，扛着箱子越走越欢。半天他才又寻出一句话，问我：“北京起身呀是？”我说是从北京来。“咳呀——！”他又说，满脸笑纹又一直保持着，努力想，却再寻不出别的话。“多会儿回？”另一个老乡问。我说不回去了，以后就在清平湾。“咳呀——！！”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笑个不停，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咳呀——！”含意很多，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捏厚厚的铺盖， “咳呀——！”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仲伟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里，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嘛介？”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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