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死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描绘她短暂一生和猝死之迷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有人曾经认为这个题材今后应该无话可说了。但是，米歇尔·施耐德在这部作品中，以独特的视角、全新的手法塑造了玛丽莲·梦露和她的最后一任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之间的关系，使得这部描写她死前三十个月时光的故事耳目一新。正如法国媒体认为的那样，这是一部真正的、但又不落俗套的爱情小说，同时又略带悲剧色彩，并且充斥着作者本人对电影艺术的诸多思考。

从1960年1月到1962年8月，这段时间把毫不相干的两个人拉到了一起：一位是好莱坞的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另一位是弗洛伊德派心理分析师拉尔夫·格林逊。她需要借助心理治疗才能继续演电影，才能振奋自己的精神，才能不至于自杀。而他也要求自己用爱，用家庭般的温暖，用情感去包围她，就像对待一个孤苦无望的孩子一样。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梦露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她死去的人，人们批评他，认为正是他那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杀死了梦露。全书以电影的写作手法，结合精彩的心理分析，将梦露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深刻重现，深具震撼力。

倒片。让胶片倒回到头，让整个故事重新开始，重新回放一下梦露的最后一幕。很多东西往往得从最后开始。我很喜欢从画外音开始的电影。画面很简单：一个游泳池、一具漂浮着的人体、一棵受到震动而抖动着的棕榈树、一个被床单裹着的裸体女人，以及昏暗中隐约可见的玻璃碎片。有人在说话，在跟他自己说，为了不感到孤独。一个逃跑的男人一一位私人医生——也许是一位心理分析医生——在银幕那一端讲述他的一生，所有经历过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眼前，特别是那些让他死去活来的东西。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请听我讲，因为我就是你。”仿佛构成故事的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故事本身。

现在我来讲一讲这个故事，我们的故事，我的故事，也许这是个肮脏的故事，即使我们可以把故事的结尾抹掉。一个行将就木的女人，牵着一个悲伤的小女孩去看一位脑科医生，医生通过跟她对话来进行治疗。他拽住了她，接着又把她扔了出去，不知是出于爱还是卑劣。他听她不停地讲，一听就是两年半，然后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因为她消逝了。这或许是一个悲哀的、甚至险恶的故事，任何东西都无法抵消它的忧伤，就连梦露那像是在向世人致歉的迷人一笑都无法弥补。

在玛丽莲·梦露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死后留下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了这些不知何时写下的片断。1962年8月5日的凌晨4点25分，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在西洛杉矶警署响起，值班警官杰克·克莱蒙斯接起电话，听到一个男人微弱的声音：“玛丽莲·梦露服药过量——已经死了。”这位吃惊的警官问：“什么？”生硬的男声又说：“玛丽莲·梦露死了。她自杀了。”

倒片。8月的洛杉矶，依然骄阳似火，污尘给整座城市蒙上了一层粉色的面纱，2005年的洛杉矶似乎比四十年前显得更不真切、更工业化、更裸露，也更差劲了。市中心车来人往、拥挤喧嚣，让人的眼睛倍感疲劳。《洛杉矶时报》社位于西第一大街202号，记者福杰·W.贝克莱特的办公室里，此时走进来一位高大、有点驼背的老人，他像个迷路的人那样打量着周围。

他叫约翰·麦纳，八十六岁。作为该市地方检察局法医室的副主任，他正是当年给玛丽莲·梦露做尸体解剖的在场者之一。那天，法医托马斯·诺古奇提取了梦露的口腔、阴道和肛门的黏膜，麦纳就在场。六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也死在这座城市里，给他做尸体解剖的，也是这位验尸官。人们曾经猜测是肯尼迪组织谋杀了梦露。给玛丽莲做完尸检后，法医们发现她的血液里含有一种叫做戊巴比妥钠的巴比妥类药物，浓度达4.5％，但却没有找到任何注射或者口腔摄入的痕迹。最后，尸检报告结论如下：可能为自杀。几年后，麦纳一直在体会这句话的用词，起初的几篇笔录他只写了：自杀或应为自杀。最后定为：可能为……也许从心理层面讲应该是这样——麦纳当时想。但这并未排除这位电影明星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才做成这件事，也不能排除她为此利用了一只罪恶的手。他当初在想能否用其他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一个死亡游戏。或者像“自杀预防组”里的利特曼大夫所说的那样：一个致命的游戏。

倒片。早已退休的约翰·麦纳很想再次按下录音机的按钮，里面最好放入一盘玛丽莲·梦露录下的磁带，那是录给她的心理医生的，录音的时间为1962年7月末或8月初的头两天。拉尔夫·格林逊曾经在磁带上贴了一张标签：梦露的最后岁月。这些磁带麦纳四十三年前曾经听过，并且抄录过，但此后再也没见到过或重新听过。它们在这位心理医生生前(或是死后，谁知道呢？)就找不到了。现在能找到的只有麦纳当初作为法医时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

老人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一叠发黄发皱的纸，跟记者打招呼。贝克莱特请他坐下，并递上一杯冰水。

“为什么事隔多年您想到了找报社？”  “拉尔夫·格林逊是个好人。梦露死前很多年我就认识他。我在研究刑法学之前读的是医科，当时我就在加州大学听过他上的关于精神病学的课。我对他一直很尊敬，现在依然如此，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梦露死后两天，他曾要求我再次找他问话，因为他想反悔当初他对警察说的话。对于报纸上登的那些关于他的话，他感到很不安，报纸上说他是‘一个奇怪的心理医生’，是‘最后见到活着的梦露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她死去的人’。他执意要我听两盘梦露死前一天(也就是1962年8月4日星期六)寄给他的磁带，还说要把磁带留给我，让我记下里面的内容，条件是我不能把内容泄漏出去，即便对检察官和验尸官也不能。尸体解剖后，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出答案，难以提供证言。所以我觉得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好。”

“你跟他见过面？什么时候？”

“是8月8日星期三，他刚参加完梦露的葬礼以后，我们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怎么从来没听你谈起过这次会面？”

麦纳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我记得他曾说过，有些事情不能说出来。即便流言四起，他也无法为自己辩白。想开口却又不能说确实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但他实在是无法将所有的事情透露出去。我也就一直保守着秘密，没有说出磁带的事。但是近来那些传记作家又开始攻击他当初对玛丽莲使用了暴力，甚至害死了她，我觉得我该站出来说话了。我已经见了一位名叫麦休。史密斯的英国记者，他后来就此写了一本书。还有，在我今天重新拿出当年的笔记来见你之前，我已经征得了拉尔夫·格林逊的遗孀希尔蒂的同意。”

福杰·贝克莱特提醒他说希尔蒂·格林逊曾对《洛杉矶时报》说过她从未听她丈夫讲过关于磁带的事。她对此一无所知。麦纳说，那是因为格林逊有着很强的职业操守，严格为病人保密。P1-3

1955年4月的一天，玛丽莲·梦露正和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一起参加一个葬礼。

“我要去染一下头发，”玛丽莲对卡波特说，“可我总没时间。”

她一边说一边拨开头发，把发缝上的一条深色印记指给他看。

“我怎么这么幼稚。我一直以为你的头发是百分之百的金色呢。”

“我的头发就是金色的，但没有谁的头发天生就是纯金色的。哎呀，你真烦。”

就像玛丽莲深浅不一的发色一样，这部小说——或者说这些混在一起的小说——也是虚实难辨。与那些开篇就表明自己的故事“纯属虚构”的老电影不同，这部小说从真实事件中汲取了灵感，人物的姓名都是真实的，除非考虑到在世者的隐私。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都经过核实，所引用的话也是从这些人物的传记、笔记、信札、文章、谈话、书籍和影片等当中摘出来的原话。

只有下面一些东西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比如，将这个人说的话写成是那个人说的；声称有一些话是从某人的日记中摘录的，其实并没有找到该日记。另外，还编造了一些文章或笔记，或给人物炮制了一些难以考证的心理活动等。，

玛丽莲·梦露和她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原本是两个毫无干系的人，是命运的捉弄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这场无关爱情的爱情故事里，不必去探究哪些事情是真的，而哪些又像是真的。至少，我是依照人物原型在真实生活中的性格特征来勾画两位主人公的，并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写下了这个故事。

只有想象才能通往现实。在故事的最后，或者在人生的最后，我们触及的并非总是每个人的事实。写书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主人公玛丽莲和拉尔夫)——看着正在写作的这只手，好似看着一只别人的手，在写下的一字一句中追溯逝去的时光，它留在纸上的痕迹像是镜子里的倒影。这只手从左到右地写着，写着，直到黑暗的屏幕上出现“无信号”的字样。

我希望所有这些私密的话语、这些看得见的行为、这些经过反向折射而被打碎的人物形象停在一个问号上，停在书中人物渐渐模糊时，这时，作者写作的手才会停下来，像无人看管的孩子的手那样张开。

这是一部奢华的小说。如丝般地刻画，一点一滴的情感。作者通过细致地描写，拨开迷雾，将玛丽莲·梦露一直私下里向男人要求的尊重还给了她。

——《观点》

这是一本美丽的书，是梦露这颗流星未出版的画像。

——《世界报》

米歇尔的心理分析师身份，无疑为本书增添了一抹特殊的理性光芒。

——《欧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