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也就是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历史。这是一部用血和泪铸就的历史，是一部写满屈辱和灾难的历史。这里有近代仁人志士令人感奋的改革激情，但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认真反省的鲜活素材。面对这段历史，不由得我们不进行深深的沉思。本书多侧面、大纵深探析中国近代军事改革问题，着力揭示改革现象背后隐藏的特点规律，寻求超越时空的历史启迪。

本书对中国近代军事改革中的体制瓶颈、“中体西用”的战略模式、几代改革者的素质与作为、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陈独秀等人的军事改革思想等，都有精彩论述。

自序

绪论：让历史昭示未来

(一)近代以来世界军事革命大潮中的中国军事变革

(二)军事革命一般特征和发展规律

(三)必由之路在于改革

(四)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启示

(五)关注近代中国，超越近代中国

一、“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理论模式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与晚清军事改革的展开

(二)“中体西用”对洋务军事改革的制约

(三)“中体西用”内涵的演变与清末新军编练

(四)余论：两难的选择

二、改革群体：对晚清军事改革者的透视

(一)思想走多远，行动才可走多远

(二)改革既需体制之外的动力，又需体制之上的驾驭

(三)改革离不开爱国激情，更离不开利益驱动和文化激励

三、军事制度：集权与分权，人治与法治

(一)最重要的与最缺乏的

(二)从僵死的集权体制到混乱的分权体制

(三)“治法”的困境与“治人”的迷梦

(四)新军军制与战斗力

(五)跛足而行的军制改革及其严重后果

四、官兵素质：建构近代军事力量的基本要素

(一)官兵素质改造是军事近代化的基础

(二)观念的困惑：从魏源到李鸿章

(三)淮军与日军官兵素质之比较

(四)观念的演进与清末军事教育的发展

(五)新的问题与新的困惑

五、军人地位：军人的经济状况与国家的军队建设

(一)晚清军人的法定收入情况

(二)晚清军人的非法定收人

(三)晚清军人的实际经济状况

(四)晚清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五)晚清军人经济问题对军队建设的影响

(六)清军衰败与清廷军人经济政策的失当

六、军人安置：军事改革与社会大系统

(一)中国近代军人安置的一般情况

(二)近代军人安置的类型、宗旨、效果及影响

(三)制约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的主要因素

七、集团政治：军事改革中的神秘力量

(一)湘、淮集团势力的发展条件

(二)湘淮集团的组织体制结构特征及其运作机制

(三)集团政治的排他性

(四)集团政治与集团意识

(五)初步的结论

八、从旧桂系看民初集团政治的演变

(一)旧桂系集团政治的主要特征

(二)与湘、淮集团政治的联系和区别

(三)余论：中国传统军事力量的控制机制问题

九、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观念与近代军事改革

(一)观察军事问题需要文化的视角

(二)中国传统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三)半个世纪未能解开的一个结

(四)尚武主义思潮对传统军事文化观念的冲击

十、科举兴衰与中国军事的演变

(一)科举之兴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性格的形成

(二)科举废止与传统文疆武界的破除

(三)历史的代价

十一、《武经七书》与中国古典兵学理论体系

(一)《武经七书》所包容的兵学理论体系

(二)《武经七书》理论体系的孕育与形成

(三)《武经七书》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与终结

十二、清代孙子学与中国古典兵学的历史命运

(一)清代孙子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主要成就

(二)制约清代孙子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三)清代孙子学与中国传统兵学体系的终结

十三、清代兵器研制管理制度与军事技术发展的缓滞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武器装备的差距

(二)导致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技术和工艺原因

(三)清朝的军事科技管理制度与政策导向

十四、中国近代边疆危机与治边战略

(一)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

(二)缺的是强边固防的新思路

(三)痛失良机的边疆经济开发举措

(四)事与愿违，未解民族、宗教两大结

(五)武力安边，双倍沉重的话题

十五、中国近代国防形势与国防观念的发展

(一)中国近代国防形势的深刻变化

(二)全面的、强烈的国防危机意识

(三)新的国防价值观

(四)以力御力的国防原理论

十六、中国近代国防建设的四大主题及其嬗递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国防建设科技主题的提出

(二)兵战与商战并举：国防建设经济主题的凸现

(三)军国民主义：国防建设中人的主题的推出

(四)全体性国防论：国防建设综合性主题的确立

十七、晚清“练军”：灰色的历史标本

(一)清廷设立练军的背景和宗旨

(二)混乱的练军制度

(三)各省练军之概况

(四)练军制度的根本缺陷及其历史教训

十八、晚清陆军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

(一)八旗绿营战术：墨守祖制成规

(二)湘军战术：传统战术的顶峰

(三)防军、练军战术：新旧并存的过渡体

(四)新军战术：全面模仿德国、日本

(五)余论：战术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制度的创新

十九、晚清中外海军实力比较

(一)历史的坐标

(二)吨位的比较

(三)航速、火力和装甲防护的比较

(四)正名之外的思考

二十、晚清海军管理与甲午海战

(一)管理落后是清军海战失败的深层原因

(二)甲午战前清海军管理的主要问题

(三)晚清海军管理落后的根源

二十一、海战理论与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失误

(一)甲午战前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略战役理论

(二)甲午战前对西方海军战术理论的引进

(三)从海军学术状况看北洋海军作战指导中的问题

二十二、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

(一)对西方海权论的介绍和认识

(二)运用海权论探讨中国的海军问题

(三)第一次海权论引进的影响

二十三、曾国藩的战争观、建军和作战理论

(一)“义战”、“慎战”与“尽人谋以听天”的战争观

(二)改弦更张，以勇代兵的建军思想

(三)“自治以制敌”的治军思想

(四)稳慎渐图、主动致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五)旧时代的“大树”与新时代的“绊脚石”

二十四、李鸿章的军事改革思想

(一)军事改革的基本主张

(二)军事改革主张的主要缺陷

(三)历史决定了李鸿章

(四)李鸿章所给予时代的

二十五、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

(一)张之洞军事思想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二)积极、理智的军事价值观

(三)作为军事改革基本原则的“中体西用”

(四)军制改革的具体主张及其特点

(五)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时代价值

二十六、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军事文化观

(一)一面主张尚武，一面反对军国主义

(二)民主理念的引入与军事文化观念的突破

(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声音

一、“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理论模式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模式，它对中

国军事近代化的作用始终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从根本上说，它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命题，尽管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可以存续很长的时间，但终归要被抛弃。对于这种有关“文

化应对模式”的问题，绝不应该仅仅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

任何一场真正的军事改革，都必然有某种指导思想或理论存在。有时候这种指导思想或理论是纯军事性的，但更多的时候它从属于一种宏观的社会改革指导思想或理论，也有可能是这种宏观的社会改革指导思想或理论的一部分。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它都必然对军事改革的实践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研讨一种军事改革指导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演变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军事改革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我们提高在军事改革实践中的理论指导能力。

中国军事近代化改革运动前后历经约一个世纪，在它的前70年间，其基本的指导理论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体西用”。在它的后30余年间，“中体西用”虽然不再明确地被作为一种指导理论，但在军事建设的实际活动中仍常常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仍继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然，“中体西用”属于我们所说的那种宏观的社会改革指导理论，它因严峻的军事问题而提出，并以一种文明应对与文化交融的哲学模式为其归属，既作用于军事改革又远远地超越于军事改革。它曾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起到了观念牵引作用，又像一道无形的绊索，对中国近代军事改革运动长期进行制约。对于作为军事改革指导理论的“中体西用”，我们既不能做简单的肯定，也不能做绝对的否定，正如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军事近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又要正视它所存在的问题一样。

(一)“中体西用”的提出与晚清军事改革的展开

“中体西用”理论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在他的《校邠抗议》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有关这个理论的基本思路。他的著名话语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在这里，他表明了两个最基本的想法：首先，治理国家需要兼采中国与西方两方面之优长，中国的“伦常名教”和西方的“富强之术”都不可少，而且二者是可以协调的，相互间并不矛盾。其次，他认为，中国的“伦常名教”和西方的“富强之术”两者间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是完全平列的，前者应该是“原本”，而后者只能是辅助性的。这样，他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中体西用”最本质的内涵，他也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体西用”理论的创始人。

在冯桂芬的心目中，西方的“富强之术”主要指包括兵器与农耕机器在内的“洋器”及其与之相联系的近代科学技术，其中尤为重要的又在于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近代军事技术。他说，在“军旅之事”方面，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又说，只要中国下决心解决好坚持中国自身的伦常名教原本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奠定富强的基础。按照他的说法，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

冯桂芬所提出的这种思路，很快便得到了一些理论家的响应。汤震、薛福成、王韬、邵作舟等人在这方面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时间，“中体西用”论变成为一种颇具声势的理论思潮。

汤震说：“中国所宗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主张中国要“善用其议，善发其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③薛福成提出要“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P27-28

中国近代军事发展史也就是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历史。这是一部用血和泪铸就的历史，是一部写满屈辱和灾难的历史。这里有近代仁人志士令人感奋的改革激情，但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认真反省的鲜活素材。面对这段历史，不由得我们不进行深深的沉思：

为什么中国具有悠久辉煌的古代军事文明，到了近代却长期落后挨打？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军事改革消极保守，特别是军事制度与军事文化观念的改革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为什么清朝的军事领导体制旨在集权，其结果却恰恰导致了分权和分裂？

为什么在近代军事改革的过程中集团势力非常活跃？

为什么清政府在军事建设方面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超出了同一时期的日本，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却长期赶不上日本军队？

为什么中国人早就注意到军队建设必须走精兵的路子，可清末民初的中国军队却长期摆不脱一个“冗”字？

为什么中国近代的军人不是处于社会底层，就是要凌驾于社会之上？

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失误到底在哪里？

中国军事改革的正确之路又在何处？

当我于198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之后，这些问题便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是如此的沉重而又具有吸引力，以致让我深陷其中。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写成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受到了军队和地方同行的广泛关注。相关著作和论文多有征引，《南方周末》撰文大量摘引，凤凰卫视的马鼎盛先生还专门撰写书评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现在，我因工作性质变化虽不再专注于历史研究，但随着对现实问题的更多体味，对历史也增加了不少新的感悟。

本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史，而是在一个宏观思路导引下进行的一系列实证性专题研究，因而并不追求体系的完备。作者所希望的是“形散神不散”，将宏观的思路与微观的实证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各个侧面的实证性研究，真正触及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各种实质性问题，并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近代化”是一个外来词，是英语Modernization一词的汉译。但在西方，正如：Modern包含有我们所说的近代和现代双重含义一样，Modernization也包含有我们所说的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含义。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在西方人看来是同一个东西。尽管我们有很多理由对之进行这种区分，但区分却并不意味着抹煞近代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应该说，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化是近代化的延伸曲线。明确了近代化与现代化之问的这种关系，也就明白了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进行研究的特殊价值。它无疑有利于我们在历史的时空之中为今天所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给予准确的定位，有利于我们看清未来之路！

本书在撰著、修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前辈、朋友的鼓励和关心，特别是张一文、刘庆、翁飞、程童一、李世琦、易晟、易巧平、申晓辰等诸位的鼎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