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圣诞夜，在冰天雪地的北海之滨，四岁半的小女孩面对士兵、军官和俘虏，用梦幻般的美妙歌喉，唱起《平安夜，圣善夜》。多年后，她成为著名歌唱家。她的生活是六七十年代那动荡迷人的时光的缩影。时光的碎片，被她的作家丈夫捡起，拼贴出一部流动的梦境般的作品。她就是歌星、影星英格丽·卡文。小说以意识流的风格，通过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片段，把种种人物、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收集、辑录、拼贴、衔接在一起，讲述了半个世纪的故事，探讨了艺术的奥秘，表现了记忆的混乱无序和生活的真实面目。本书获得2000年龚古尔奖。

本书以小说的形式记述了歌星、影星英格丽·卡文的人生。从1943年她是一个小女孩，为身为纳粹的父亲的军队在圣诞夜献歌开始，以意识流的风格，通过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片段，把种种人物、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收集、辑录、拼贴、衔接在一起，讲述了半个世纪的故事，探讨了艺术的奥秘，表现了记忆的混乱无序和生活的真实面目。本书获得2000年龚古尔奖。

译序：一幅色彩斑斓的时代拼贴画

序幕

1．神圣的夜晚

2．该死的夜晚

3．一页纸

4．西四十四街四十四号

衬衫的袖子总是一直扣到手腕处，音乐练习的枷锁，对乐谱的艰难的辨认，对数字的屈服，古典音乐的学习让她具有注意仪表的、高雅的一面，但她还是想不惜任何代价跟别的孩子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于是，在不上钢琴课的时候，她也装模作样地跑到废墟堆那里去玩，她从下面看见一只被撬出来的浴缸用绳子、缆绳绑着，挂在空中，在里面的墙上，一只褪色的卍符号的印痕依然留在那里……生铁做的小梁不稳定地保持着平衡，黏合的东西，废铁，焊接的东西，金属废料，她在那个由铁梁和石头形成的屋架上走着，因为害怕和危险而兴奋……然后是在荆棘丛和纵横交错的野蔷薇中奔跑，一个陌生世界带给她的威胁让她兴奋异常……回家的时候，带着在垃圾桶、瓦砾堆中开放的硝石花的难闻的气味，与玫瑰的香味混在一起，登上三楼，去看一些秘密的奇怪的场面，她也是同谋：手指夹着一支细长的雪茄，浓郁的薰衣草的香味，她的奶奶安娜梳着男孩的发型，正在玩招魂术，与死者通灵：这在20世纪20年代非常流行，她在与死者对话。为了给自己辩护，她引用圣奥古斯丁的名言：“死人是看不见的人，但他们并没有消失。”小音乐家挺喜欢这个，这些小诡计和秘密仪式，她的父母亲并不知情；上钢琴课时，是数学一样严密和对乐谱数字的屈服，现在则是在苏门答腊雪茄的烟雾缭绕中模拟与死者的对话。

所有的参与者都围坐在桌子四周，伸出手来，让他们的小指碰在一起。你们的手放在一个小茶托上，茶托由中心向外画了一个箭头。茶托放在一块四方形的纸板上，你们要在纸板上面写上字母。茶托在你们的磁力下开始转动起来，上面的箭头指着一个又一个字母，这些字母便组成文字：它们便是死者的回答。“Shikemitsou，我来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被乞灵的爷爷的回答：这个小女孩，出生的时候，然后是她的变态反应让她的脸肿得高高的，像羊皮纸一样干瘪多皱，眼睛也变成了细长形，现在她收到了这个外号，就像日本的外交大臣一样！“Shikemitsou，我来了！”科耐琉斯先生是安娜的朋友，也是这些滑稽的通灵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他干脆地说：“这孩子，是个天生的灵媒！”

她轻盈地走上舞台，显得特别怡然自得，周围的一切全都安排好了，整个空间都好像在听候她的吩咐。

“……一幅电影画面放映出来，”夏尔心想，“就好像是灯光、乐曲和歌词这些都不属于她的东西让她时时刻刻都存在，好像没有它们她就没有生命，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绝对像一部电影。”在聚光灯下面时时刻刻充满活力，表演富有创意，就像一个有活动关节的木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是活的，她非常活跃，而且她能快速地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状态，把女人和木偶混为一体，而木偶也是她本人。一个木偶，一个高级教士：这里有一样东西不属于我，可我把它送给你，我把它捡起来，把它送给你：一支曲子，几句歌词，甚至这些手势，我把它们放到空中……这就是一名表演者，只是一件工具……“表演者”是什么？就是能够把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奉献出来的神奇能力。

是的，她的面孔，她的声音，她就好像诞生自光和声音，在光线的尽头，一些连着麦克风和扩音机的线。“一个木偶……”夏尔心想，他的脑子里也装着那些线条，每一行五条，这些线……聚光灯的光线和音乐的振荡在这个禁区——舞台激活的昙花一现的女人……她已经不完全是一个人了，尽管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活力。她身上的这种优美对她来说根本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她被重新塑造过，只会显得更加明显……她重塑过自己的身体，因为疾病，因为残疾，一种凄惨的状态，她曾经受过伤，包裹了一层外壳，一个面罩，使她与世隔绝同时也使她更容易受伤，所有的东西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太遥远又太接近，对她充满威胁，她并不是待在自己家里。与那些看不见的线连接在一起，她不用费力，一个神秘的重心对她的每一个肢体、每一块肌肉和肌腱产生冲击……是的，科耐琉斯先生说得对：一个天生的灵媒！可是要注意！这个灵媒还跟物体对话，跟它们的关系几乎跟动物一样：空气、土地、墙壁和她就像本能地懂得“利用”的光，整个舞台空间，而且在舞台上面，她和它们在一起，和它们站在一边。

夏尔看着她，寻思道：“我就是和她，和这个动物在一起生活！”就说这天下午吧，他正在看报纸，她呢，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试了几个音，《月光下的彼埃罗》。她突然在一瞬之间升高了两个八度。迅如闪电！这让他想起在U形弯道的出口一级方程式赛车马达的突然加速，在到达终点的直道上，一次摩纳哥大奖赛的试车，他曾经参加过。他没怎么看清楚，但那声音，在几秒钟就换到四档是有点儿不合常规的。像这样坐在沙发上，穿着T恤衫，比在舞台上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更加让人预料不到。野蛮。他们然后又回头心平气和地交谈着，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她重新变得非常平静，她重新下来，坐到了那张石榴红色的沙发上——那种红色太刺眼，夏尔一点也不喜欢，他更喜欢那些非彩色：灰色，白色，黑色……再说啦，怎么能说白色是非彩色呢？就像音乐中的寂静，那也是音乐时间。就这些啦！他和一个歌唱家住在一起！有一天夜晚，他走在柏林的大街上，与一幅两米长两米宽的面孔迎面相逢，那是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的一幅海报，他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是她又不是她。”而且二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一个是舞台上的她，一个是“城里”的她，在自己家里的那一个。很难把她们俩联系起来，她们俩是什么关系……坐在沙发床上，她恰到好处地直起身子，呼吸非常均匀，嘴巴正好有一点点挛缩，嘴唇有一点点收紧，鼻孔有一点点捏紧，就像宇航员戴着头盔后的变形的脸，还有眼睛呢？眼睛没什么特别，也许只是眼神中有些专注，然后，嗨！火箭离开地面，升上天空，没有音量的问题，推进——加速——起飞，轻而易举：拖着一缕神奇的火光。好了。然后，停下来。他们开始平静地谈论别的事情，她嘎嘣嘎嘣地嚼着一块巧克力。说到一级方程式大赛，有这么一个女孩说了这么一句话：“英格丽是女歌唱家中的保时捷！”对啦，想起来了，“我常常觉得，”夏尔心想，“自己就像那个赛车手的未婚妻。我陪伴她到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下榻宾馆，我十几次地接听电话，我参加排演，参加最后的定夺，音乐会开始之前，甚至在音乐会期间，我总是忧心忡忡的，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到此为止了！”

现在她从舞台深处走到那里……“那一截绕在手腕上的没有光泽的金属链子又是怎么回事啊？我从没见她戴过……”这个破旧的饰物能唤起对破碎、贫民窟、运送牲口的列车、翻斗车和废铁声的回忆，它与精心缝制的黑丝缎长裙很不协调……她是逆光的，她的影子在旁边，在地面上，在左边的墙上显出轮廓来，比她要大得多，而且有一点点变形，做着一个比较清晰的动作，庄严得就好像它也有自己的生命，好像是这个颤抖的、稍瞬即逝的影子把她投射了出来，而不是她投下影子，但很快，悄无声息地，啪嗒，轮廓线不见了，影子消失了……连走带跑的两三步，精致的微笑，一个少女式的滑步，简直就是一个小女孩，在那个舞台上。她跑着……她跑着，Shikemitsou……她以前一直在跑……P19-23

一幅色彩斑斓的时代拼贴画

在写出获得2000年龚古尔奖的《英格丽·卡文》之前，让-雅克·舒尔只出过两本反响平平的小说，而且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人们只知道他出生于1941年，是马赛人，二十五年里他没有出版过一个字，得了个“懒鬼作家”的绰号。大作家、龚古尔奖评委米歇尔·图尔尼埃断言：“这是一本不会陈列在书店的新书橱窗的书。”可是老伯乐也有相错马的时候。这本书当年就在法国销售23.4万册，还在《读书》杂志年度“二十大好书”中排名第二位。

“要当心啊，这本书非常危险。你要是打开它，就会一头扎进去，再也出不来。它用魇魔法迷惑你，使你陷入流沙泥潭，用甜言蜜语哄骗你，就好像一种乡愁，但这个家乡却是你不知道的，除了让-雅克·舒尔，可能也没人参观过。”法国《读书》杂志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个回不去的家乡，乡愁弥漫的，是作者的青年时代，是影响深远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法国，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处于一个矛盾交会时期：一方面，这是二战之后繁荣发展的三十年中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增长，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其间又出现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引发了一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危机，在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一股现代主义潮流，并向其他欧洲国家渗透。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给文化带来了新的繁荣。而战败的德国在1954年的世界杯夺冠后，德国人重新扬眉吐气，“我们得了世界冠军！……重新被接纳，令人尊敬，不再是贱民了”，而后经济重新崛起，并出现高速增长。两次大战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渐渐被抹去。《英格丽·卡文》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梦幻的时代。

作品的主人公英格丽·卡文1938年8月3日出生于德国萨尔布鲁克一个殷实的中产家庭，萨尔布鲁克是一座美丽的小城，歌德是这样描绘它的：“小城景色宜人，因为那些房子全都刷成灰白色，高低错落有致，给人一种变幻无穷的印象。”她们家在清泉街二号有一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L形的舒适的大房子，每一层楼都充满音乐氛围，到处都是乐器，家人和朋友组咸乐队，父亲一个人演奏四种乐器，把这所房子变成了音乐宫，使英格丽·卡文小小年纪就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1943年圣诞夜，在冰天雪地的北海之滨一所临时营房里，她面对士兵、军官和俘虏，还有他们的指挥官——她的父亲，在“元首”画像的目光注视下，用梦幻般的美妙歌喉，唱起《平安夜，圣善夜》。这是她第一次登台献艺，那时她才四岁半。她父亲指挥一个海军基地，战争一开始就被一台沒有后坐的大炮震得半聋，但他有空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钢琴边，弹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然后，英国的轰炸机来了，小城的一切都被毁了，一颗炮弹让她家里的一切都化为灰烬。这个声音甜美的漂亮的小姑娘皮肤被毁坏，“脸部肿起，眼睛睁不开，关节、两腿和手臂受伤，尤其是手臂，十个，十二个，十五个伤口，有一年夏天，我奶奶数过的，伤口流血，手和手臂全都缠满绷带，为的是不刮伤，不让我再受伤，再碰伤，就像个佛像！……一个漂亮、快乐的小女孩，这是一个怪物，她勉强能走，几乎看不见东西，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一个有着金嗓子的小怪物”，病痛让她饱受折磨。祖父非常疼爱她，在废墟堆中为她找到了一架漂亮的钢琴，还为她找来钢琴教师，祖父说：“我的乖孙女，你有一副金嗓子……”然后她开始反反复复的音乐练习，这种训练“也是一种毒品，能减轻我这副混沌的身体的病痛，抚慰我变质的面孔”。六岁时，星期天在家里举办小型音乐会，她和父亲亚瑟一起四手联弹勃拉姆斯。在主心教堂做晚祷的时候，人们要她登上琴台，替代生病的管风琴演奏者，这个生病的孩子就像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七岁半的时候，她的皮肤出现可怕的变态性反应，全身都是伤口，裹着毛巾和绷带，就像“一具长着一副金嗓子的干尸，一个有活动关节的布娃娃”，常常疼得彻夜难眠。她在旋律与疾病中成长，一遍遍地祈求圣母送一块新皮给她，让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她在十三岁的时候进了黑森林的一所寄宿学校，三年后世界杯德国队得了冠军，那是一个令她难以忘怀的日子，“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忘记了……废墟堆，瓦砾，黑暗，迷迷糊糊的童年以及伴随着童年的恐惧”。时尚也开始回到了德国，第一批少女裙、低领上衣和浅口胸罩开始出现了。而她的变态反应却依然在周而复始，有一次脸部彻底变形了，肿得老高，眼睛变成了两条裂缝，都差点瞎了，无奈之下，她只好去找喜欢开违禁药品的K医生。之后，她主演的音乐剧《把世界停下来》取得巨大的成功，并持续了两年。她住进了慕尼黑风光旖旎的市郊的一幢漂亮的现代化的别墅里，和一个有钱人住在了一起。

也是在这个时期，法斯宾德带着他的剧本《卡策马赫尔》找上门来，请她出演里面的一位小城的歌唱家。两年后的1971年，她向他求婚。她和他一起合作拍摄了《四季商人》、《一年十三个月》等多部电影。这段婚姻结束后，她来到巴黎，在科克托的一部电影中”扮演女王”。在蒙梭大道五号，伊夫·圣·罗兰直接在她半裸的身上为她裁剪出一条美妙典雅的裙子，“他的灵魂好像留驻在裙子上”。她在巴黎穿着那条裙子初次登台，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那条裙子成就了她的传奇。然后她与本书作者让-雅克·舒尔住到了一起，两人相依相伴，依然健在。

这部作品以英格丽。卡文的生平为线索，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主人公的爱情、生活片段，把种种人物、事件、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收集、辑录、拼贴、衔接在一起。作品着力描绘了英格丽·卡文、法斯宾德、伊夫·圣·罗兰、马扎尔、夏尔等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们是战后那一代年轻人的代表，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作品以刻画人物为核心，运用多样的艺术手法来描绘人物，力求塑造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作者像传统的小说家一样将他的人物放进一个动荡缤纷的时代背景下，借助特殊外部环境来发掘并展示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世界和他们的精神风貌，刻画其鲜明形象和生动个性，通过对他们的描写再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音乐、电影、时尚界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作品对于主要人物英格丽·卡文的描写采用了传统和现代并用的实验手法，通过切分节奏、瞬间场面、短暂画面、倒叙往事的闪回镜头、组镜头、特写、镜头推移等电影表现手法，更像是在拍摄一个女人，而不是在描写一个女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女人的一组组画面，一个极度时髦、酗酒、吸食可卡因的女人，还有她的姿势，她的心情，她的神态，她的烦恼，古怪行为，她那无法抗拒的魅力和忧伤，通过她进而展示出一个令人怀念、向往、感叹的业已消失的时代的影像。小说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对她的大量描写，从那个穿着有绒球的毛皮大衣的四岁半的小姑娘，到在舞台上演唱风格千变万化的歌星，“在聚光灯下面时时刻刻充满活力，表演富有创意，就像一个有活动关节的木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是活的，她非常活跃，而且她能快速地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状态”，在舞台上”像斗牛士一样沉着冷静、像僧人一样轻松专注、像妓院老鸨一样充满活力”，她“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符号语言、引诱的技巧，可以随意地用一个小手势或者一个声调让观众哭泣或者发笑”。当然，作品对于英格丽·卡文的生平经历叙述是碎片式的，就像毕加索为他的情人多拉·马尔画的肖像一样，作者在书中提到毕加索的这幅肖像时说它是“混乱的一大堆，拼得一点也不整齐的拼图，移位、错乱、排列不整的头部碎片”，他本人笔下的英格丽·卡文的形象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但相较于其他人物，英格丽·卡文的形象是最完整的，读者可以从总体上把握这个人物。通过这个不平凡女人的人生片段，通过她的幸福与痛苦，爱情与友谊，我们看到了一个魅力无法抗拒的鲜活感人的艺术家形象。英格丽的感人之处在于她没有被所获得的荣誉俘虏，与她如影随形的痛苦也没有把她打垮。

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法斯宾德，这位德国电影界的”神童”无疑对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英格丽·卡文是在1971年嫁给法斯宾德的，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虽然在法斯宾德生命中的众多女人之中，英格丽是他最敬重的一位——因为她拥有其他女人所没有的反抗他的勇气，但卡文却也是遭遇最惨的牺牲者。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受材料、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他一生完整的经历，但作品还是选择了能够概括其一生特点的细节。比如刚出道吋的法斯宾德“只穿着皮夹克，缩在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他“一声不吭，缩着脖子，在酒吧的柜台边面对着墙壁，背对着其他人”，爱上英格丽，卡文后的法斯宾德“柔声细气、悦耳动听的声音，像是少女的声音，这声音从那副他不爱的身体里发出来，他更愿意自己是一个长着鲜桃般皮肤的大个子金发女子”，一个想尝试异性恋的同性恋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对于成名后的法斯宾德的描写更突出了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尤其是他的“暴君”形象：“这个哑巴，这个人是不能批评的”，在罗马的太子花园酒店，英格丽·卡文因为唱了两句“愚不可及的流行歌曲”，他听了，“气急败坏地端起电视机朝我头上砸过来，最后却砸到了自己的脚”。作品还描写了他的奢靡颓废的生活，有吸毒的情景，有他对于金钱的迷恋：“他与金钱保持着公开的爱情关系”，“这成沓的钞票，他都随身携带，所有的口袋里都塞满了”，因为对他来说，金钱是“一个真正的保护层，一副钱做的盔甲”。法斯宾德反复骂他手下的那帮仆人“全都是蠢猪”，当英格丽·卡文问他：“那你呢？”他回答说：“我吗，超级大笨猪！”通过对法斯宾德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德国电影史上的怪才大师喜怒无常的性格和扑朔迷离的感情生活。这位天才导演三十七岁便因为吸毒酗酒过量致死，英年早逝更使他充满传奇色彩。

对于其他人物的描写，则是通过典型的事例，以小见大，来表现人物性格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书中只有几个地方提到伊夫·圣·罗兰，开始时他就着英格丽·卡文的身体裁剪衣服，他说“一条成功的裙子应该给人一种要掉下来的感觉”，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时尚大师的艺术追求。而有一天早晨五点钟，他在一座公园的湖边“柔声地、和蔼可亲地同鸭子说话，鸭子在他身边围成了半个圆圈”，则表现了艺术大师天真可爱的一面。夏尔则是本书作者舒尔的化身，他“讨厌阳光，总戴着一顶草帽，穿着白色的上装，长长的袖子，就像世纪初那些小说中的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一个古怪的贫血症患者”，他听自己说话的时候，“他明显地听到一个专横的普罗旺斯彩色小泥人的声音，也许是小磨刀匠的声音”，他说自己是“一个脸色苍白、穷困潦倒、冒充高雅的胡格诺派犹太人”。在永无止境的空虚之中，他在干什么呢？他在读报纸，在剪报，把它们归类，丢失，会见一些上流社会的人，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惯、穿着和精神特征。他附庸风雅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就是为了截取他们昙花一现的“风雅”。他迷恋卡文、法斯宾德和马扎尔过的那种豪华生活，“可卡因，还有来来往往的女孩子、妓女、优秀女演员，所有这些钱在转手，女孩也一样，桌子的一角是填好的支票，床底下是成箱的美金，床上是女孩……”他就像个窥淫癖者，成为他们病态人生的永恒的观众和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为了表现这种“病态人生”，表现这些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作品还运用了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以一种嘲讽态度来彰显环境和个人之间的互不协调。书中的马扎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奇怪人物，实际上他就是法国著名制片人让-皮埃尔·拉萨姆。他并不是个粗俗的家伙，却“常常戴上粗俗的面具，采取粗俗的外表”，他“总是前后左右地走来走去，边走边旋转，像个陀螺一样”，他渴望“生活得像个王爷”。作品还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和畸变，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比如有一天马扎尔感觉不舒服，便打电话给医疗急救，一位年轻的医生来到他家，坐在地上，靠近那张非常矮的床，俯身用听诊器听诊，但不一会儿医生竟趴在马扎尔的胸前睡着了，他的毒瘾比马扎尔还要厉害！还有一次，马扎尔对下榻的饭店不满意，他和手下的人就动手把桌椅的一条腿给锯掉，然后又用胶水胶上，让下一个入住的房客跌跤。他手下的人物都像是国王的小丑，干蠢事，说蠢话，各种各样的荒唐事他们都不会错过。作者旨在借他们的可笑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现沉重苦闷的人生。这位三十九岁的制片人后来被人发现死在自己家中。他在70年代曾为许多电影导演筹集过资金，包括波兰斯基、费雷里、让·厄斯塔什、让-吕克·戈达尔、让-亚纳，他为法国电影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却没有逃脱自己的悲剧性的命运。

作品还采用同样的艺术手法描写了法斯宾德的婚礼和葬礼。他和英格丽·卡文举行婚礼的时候，穿着一身白色的礼服，非常正式，但在午餐祝酒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幸福和玻璃杯，是多么容易破碎。”而新娘呢，新娘唱了一首老歌：一切都随风而去，一切都烟消云散……实际上，他们刚结婚时就预见到了这桩婚姻的悲剧性结局。而法斯宾德的葬礼则更富戏剧性，他的尸体还在解剖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演员和死者生前的好友却煞有其事地对着一口空棺材举行追悼仪式，这像是死者本人一手导演策划的，更像是他的一部电影。

《英格丽·卡文》打破了传统小说时间顺序的限制，割断了逻辑衔接的故事情节，过去、现在和将来自由交织，仿佛法国电影大师让-吕克·戈达尔的一部手法随意的电影，过去和现在之间出现反复的镜头推移，通过镜头语言来构造文本，并且用那种纪录的视角描述故事。在空间处理上给人的感觉也是随心所欲，现实、梦境、想象、幻觉、潜意识交错呈现，文字组成的画面穿插在文本中，一个回忆唤起另一个回忆，一个细节引出了另一个故事，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从一段引文到另一段引文，全都是碎片，被切断的句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乱”字，作者显然想用这种独特的手法来表现记忆的混乱无序和生活的真实面目，更真实地表现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心境和细微的感知。无论如何，作者通过拼贴散乱的片断，拼出了一个魅力无与伦比的女人，拼出一部充满爱的作品，这拼贴画虽然缺少一些拼块，但还是把一个女人的面孔，她的一生，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风貌给拼出来了。

作品生动活泼、文雅诙谐和多样化的语言风格，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丰富的写作技巧带给我们全新的阅读体验，但杂乱无序的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阅读障碍；拼贴的艺术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但支离破碎的分裂结构会不停地打断和岔开读者的思绪，很容易让人觉得混乱不堪和茫然失措。就像《读书》杂志所说的那样，译者在“流沙泥潭”中艰难跋涉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部作品的翻译，个中的艰辛一言难尽。在此要感谢蒙田女士和菲利普先生为译者在巴黎期间以及本书翻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感谢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刘春先生的鼓励，感谢责任编辑张媛媛小姐在此书编辑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译文中的错谬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2007年10月19日重阳节

于桂林漓江畔

要当心啊，2000年的龚古尔奖获奖作品非常危险。你要是打开它，就会一头扎进去，再也出不来。它用魇魔法迷惑你，使你陷入流沙泥潭，用甜言蜜语哄骗你，就好像一种乡愁，但这个家乡却是你不知道的，除了让-雅克·舒尔，可能也没人参观过。

——《读书》

有很多种读法——20世纪70年代纪事、美学宣言或者私人日记。它最成熟之处在于整个的统一性，仿佛多种材料的完美糅合，让人完全看不见缝合的痕迹。

——《解放报》

在字里行间，尤其是书的最后部分，舒尔最终立起了一个形象：一个歌手，一个女人，这同时也是小说本身的形象，就像一组流动的拼贴画，神奇的，同时又是犹犹豫豫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下来。走近英格丽的歌声与生活，走近法斯宾德、圣·罗兰和舒尔，也就是走近了他们那个年代的梦想。

——《新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