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公司一直在将其工作岗位和资本转移出美国。但是在大众心目中，中国只是最近才成为其最有可能的目的地。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意识到，如果中国继续快速增长，其无穷无尽的劳动力资源、崭露头角的高科技能力以及投资机会将轻易剥夺世界各地工人和专业人士的生计。另一种不断增加的担心是这种增长将如何耗尽全球的资源，但这种担心尚无法与全球普遍关注的工业与资本流失相提并论：在墨西哥，其建立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上的制造业工作大量流到亚洲；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其领先技术工业必须依赖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在美国和西欧，其离岸工作转移正在全速冲向价值链的专业服务领域；在东欧和北非的离岸工厂，其盈利能力日渐低于亚洲工厂；即使在柬埔寨、泰国、越南、缅甸和印度之类的国家，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被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心区域的相对生产优势所削弱。

所有地方的工人都倾向于将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视为一种威胁。相比之下，大多数流动资本持有人却只看到投资者的财运。这种差异并不出入意料，但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分歧如此突出，并带来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却是罕见的。本书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是怎么得来的，它们是否合理，以及什么样的条件可能改变它们。中国的发展是有助稳定世界经济的及时雨，还是公司全球化造成的利益失衡的典型案例?离岸员工——工作转移后假定的受益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其岸内同行——假定的受害者之一——如何与他们共同弥补出现的任何失衡状态?在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自由贸易世界里，无论西方还是北京、上海之类的重要城市的官员，在平衡利益分配、补偿环境破坏等方面的责任是什么?

为调查这些问题，我去过快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的周边城市和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和在华的印度的工厂和办公室，但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美贸易往来的发展历程。

外包的昨天与今天

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资本流向中国，但这被蔓延整个东亚地区的复杂的合同承包链所掩盖。80年代在中国南部首次建立出口加工区时，美国、欧洲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多数供应商都是台湾、澳门或香港拥有(在开曼或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小规模运营的加工厂。多数情况下，与美国国内公司唯一的联络是通过一家香港中介公司，通常不公开其母公司生产商的身份。实际上，这一体系的目的就是不透明化，使人们难以追踪链条首尾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服饰工业是首次见证离岸劳动密集型业务的领域，服装业工会在追踪向亚洲的流失方面记录最早，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该行业的劳工倡导者反对主要服饰公司供货商工厂内不达标准的劳动条件的历史也最长——首先是在日本，然后是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因此，大众早就形成了亚洲血汗工厂为西方消费者生产的想像。当低端组装业务涌进中国大陆时，这一事实就呈现出更为不祥的征兆，工厂和车间差不多是对国际调查进行隐瞒。

在1989年之后，向出口区的首次工作转移浪潮随之平息。国际制裁对大多数对华贸易关系造成伤害。当时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在选举中曾首次将通过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相挂钩。但是在强大的中美贸易游说团的压力之下，其挑衅性语言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的政府无视对缓和中美摩擦的抱怨，于1994年通过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外包公司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关于共同促进贸易与投资全球自由化的牢固共识。金融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这种相互谅解是“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其倡导者宣扬自由贸易政策将给各方带来财富。财富流向了那些贸易违规和私有化的受益者，但更多的“全球化失败者”很难看到成功的曙光。所有解除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贫穷国家均开始出现不公平在扩大的现象。在公司引领的自由贸易留下不公平足迹的每一片土地上，均出现了内部抗议。进入90年代末，四处蔓延的抗议网——全球公平运动——开始从人类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公司短期利益角度，揭穿全球化的底细。由于中国国内缺乏自由和有限的国际交流(尽管对商务人士来说并非如此)，中国是该网络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全球劳工和环境标准合作中最大的障碍。

部分因为针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全球抵制业已高涨，在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IR)待遇之前，曾发生更激烈的保护工人和人权的运动。赋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是中国于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奏；并由此打开了美国向中国大陆转移生产的大门，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量外流现象。随后几年，中国大多数飞速发展的出口都是依靠国外投资，并且多数产品销往美国市场。结果，中美贸易赤字剧增(仅2004年就增加了30％，达到1620亿美元)，美国国内关于丧失生计的担忧也同时在高涨。

2000年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以后，国会成立了一个两党联合委员会(中美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负责评估日益恶化的对华贸易赤字的经济与安全影响)。关于美国国内就业影响的首项研究指出，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之后的6个月内，美国对华生产转移急剧增加。在这短短的半年内，超过80家公司宣布计划将其生产转移到中国。根据这份调查可知，这些都是大型知名的高赢利企业，其中大多数并不向中国市场销售产品。另外，其对华投资方式明显从技术含量低的轻工业行业转向更复杂、更高附加值的行业，如电子、化学、机械、金属和金融服务等。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这些行业所流失的工作岗位更有可能是那些一直带有更高薪资和福利措施的岗位。

该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每家大厂的关闭都会“由于降低薪资要求，限制工会的组织和谈判权，降低税收基础，以及减少或消除公司和企业内相关承包、运输、批发交易、专业和服务部门成百上千的就业机会，从而波及相关行业和工人群体内每位工人的薪资收入。”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估计，自1992年以来的8年间，因为中美贸易损失了76万份工作，并预计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该比率(目前每年约损失7万～10万份工作)还将快速上升。同时有证据证明，特定行业的公司对华投资与国内同行业的就业损失直接相关。该研究的结论强烈指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为了各自政党商业派系和美国对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的利益所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及其他国家推行了以错误的论点和不完整的信息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政策。”P3-6

这个世界可能看起来比以前平坦了，但事实是，它仍然是崎岖不平的。与其赞叹和赞美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无限机会，不如探讨这种急剧的变化给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所带来的冲击、困惑和挑战，这才是最有意义的题目。

——《世界是乎的》译者、经济学家 何帆

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罗斯对于公平贸易和国际劳工权利怀有清晰的见解，针对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这一共识，他提供了详细的选择方案。

——《纽约闲暇》(Time Our New York)

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应如何理解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特定领域——越来越多的美国和欧洲公司正在将其工厂和劳动力转移到中国。

——《亚洲书评》(The Asian Review of Book)

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罗斯明显反对托马斯·弗里德曼对极端自由贸易的狂热支持。罗斯的第一手报告是如此迷人，我们甚至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报告，但经济分析的结果却与提倡外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如果说全球化有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有一个嬴家的话，那就是上海。本书为我们描述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幸运儿的故事。同时作者指出。如果按照此趋势下去，今天外包最幸运的受益者明天很可能就成为受害者。

——《南华旱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台湾与中国大陆因为历史原因而被分离。但我在苏州和台湾的龙潭采访的公司员工更像是被一分两半的同一枚硬币——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语言和紧密相连的经济命运。但他们无法通过任何有意义的途径来相互探讨这种命运，真是一种悲剧，然而他们的悲剧也是全球经济中的工人共同面临的一种困境。而他们共同的雇主却没有此类障碍，并正处在利用他们之间缺乏沟通的位置。实际上，他们为之效劳的公司直接得益于员工面临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来源于岸内和离岸工厂之间的差异。

公司驱动的全球化倡导者希望继续保持那种状态。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通过利用最弱势和最孤立的工人之间的位置上的差异而直接得益的全球公司。他们必须学会像商人一样熟练地玩转劳动套利游戏，像这些商人一样能够预测短期跨国界的财务状况，在风险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惊险地操纵他们的投资。当然，对工厂、办公室乃至人员的投资都远不如全球金融赌场上对期货下注一样变幻莫测。但目标明显在尽可能快、并且尽可能深入地朝着这个方向转移。公司在尽可能避免冲突的国界的劳动和环境标准合作。这些个人和组织的国际倡议和行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此，可持续发展选择摆在了桌面上。公司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请自来的声音不再是全球扩张游戏中仅有的玩家，他们随意操作的权力也不再无所顾忌了。但事实上这都不适用于中国。从另类全球化运动的角度看，中国仍然将其拒之门外。

即使缺乏与国际公平倡导的联系，中国也并非那些缺乏社会良知的普通投资者的天堂。首先，利润仍然不是唾手可得，国内市场已经受到过度生产的困扰。如我的采访显示，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对自强的渴望也许与外来投资者的短期利益相一致，但这些特点同时也确确实实限制了员工们对外国公司的忠诚度。劳动市场也没有投资开发者所说的那么可靠。工人抗议很普遍，他们多数没有组织并倾向于逃避压力，同时他们也证明难以驾驭的好斗精神仍然存在，并渗透到了中国转型经济中。始料未及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出现，即使是在那些非技术流动工人中间。本书部分内容集中在国外经理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难题：严重缺乏具备必不可少的工作姿态和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实际上，我发现薪资膨胀、高人员更换率和员工中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正在延缓有附加值的外包步伐。有规律的跳槽倾向和很少对雇主怀有忠诚度正给投资者带来不安。就在昨天，中国人的生计有铁饭碗加以保证。今天，跳槽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这对有些想连夜转移的投资者来说是有利的，但对那些期待在他们自己停留时期保留一支稳定的劳动力的多数雇主来说是一种折磨。

很难判断这些倾向究竟是通向理想之处道路上的小波折，还是部分因为伴随自由贸易而来的无常气候所造成的长期不稳定症状。但在进行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我反复看到了它们的冲击的迹象，并且我试图通过日常工作场所，尤其是中国员工和国外经理接触过程中浮现出的错误交流和矛盾冲突来阐述其结果。我的结论是，这些冲突不能仅仅归结为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无法仅靠适当的人员培训来加以解决。它们还应当被视为正在进行的关于协商工作规则的对话的一部分。中国出人意料地跨人领先经济集团的事实几乎称不上是教课书上的“受邀工业化”的典型事例。中国政府远不是心怀感激、卑躬屈膝的受邀者，它在谨慎地保留自己的自主权和议价权。我称之为新一代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并没有丧失这种不屈的立场，他们正在发觉自身对自我定向的需求。

在不断使他们确信自己正在这个世界上开创自己的道路上，本书提到的工程师和其他人却并不是全新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继承了20世纪初期掌握了有益的西方强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始于“五四运动”)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在全球工业链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他们的作用取决于他们的技术才干、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以及对跨国商业惯例的适应性。他们如何在保留他们新的自我促进感的同时，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是那些掌握高科技资金的投资者极其关心的事，但它也是政府和全世界人民利益攸关的大事。

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员工受到国外的关注，有时还受到不公正的指责，指责他们夺走了工作。这种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找错了对象。在大多数方面，不公平行为的真实根源在于离岸环境，而这种环境是在自由贸易的庇护下和在中国官方的热心参与下，通过全球公司为其自身创造的。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主要通过外资刺激增长的地方，轻易得到的金钱给母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损坏。就中国而言，快速增长要求全球资源所难以支撑的消耗率。在广义上，中国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威胁，但不是因为鹰派批评家所宣称的地缘政治原因——害怕军事工业扩张。这种危险在于其在整体上掌控全球经济行为标准的巨大能力。

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一年间，我发现我自己也在审查公司版的自由贸易的日常现实，并验证对其声明。鉴于中国给予国外投资者的大量恩惠——免税期、折价土地、电力、水资源、快速审批以及劳动和环境义务的宽松规定等，谈论自由贸易明显是用词不当。实际上，更准确地说，类似其他离岸国家，中国是在从事向公司购买短期就业的交易。国外直接投资相应流入，但这种资金注入并没有凭空创造新职位。当国外资本到来时，作为换取新资金的部分条件，大量公共财产被出售，数千万国营部门工作被替换。

对岸内国家来说，其资产负债表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目前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更加熟悉了。随着外包以及资金流失进一步沿着价值链攀升，本土员工的工作机会急剧减少，自由贸易献身者已难以把它解释为一种双赢局面了。但他们有时仍然能够成功地把他们的反对者描述成狭隘的保护贸易论者。保护贸易论者原则上并没有错。人们当然有权通过任何必要的法律手段来保证他们的生计，并且有几项流传中的我认为合理并值得在此一提的建议。

以流失税形式对资金流动实行更加严格的政府控制，似乎是一种可行的措施。负责任的下一步是对保持不动的公司给予标准化的奖励，随后对明显已经落后的公司税务法进行改革。现行的联邦税务法对国外税收抵免过于仁慈，明确地鼓励离岸意向。它允许公司推迟缴纳由国外所得征收的税款，并且公司一贯通过伪造账目来隐瞒在海外避风港的所得利润，因此这种安排意味着许多公司能逃避缴纳任何国内或国外税款。(美国公司的海外未纳税利润累计高达约5000亿美元。)因此，目前向失业工人提供的贸易调整援助与那些因为贸易错位而丧失业务的雇主享受的大量税务救济比起来，也显得微乎其微。最后，我认为更广泛的社会保险计划系统(包括公开保证的健康与养老金福利)也应该得到资助，部分资金来源于对离岸公司的税收增加。此类措施能满足重视公民和居民的社会的最低标准。

但此类改革建议并不是关于外包和公司流失的所产生的唯一争论。这种狂热同时还孕育了它自身的一种故步自封的沙文主义情绪，并受到关于封锁边境和限制贸易的丑陋的反动呼吁的推波助澜。让我们重温一下，以国家为基础的抵抗在回应全球化造成的通常是残酷的变化时，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佳的途径。确实存在取代公司型自由贸易的更富创新性的选择。在范围上它们同样是全球性的，并且它们都以公平贸易、可持续经济和有社会意识的投资为原则，而不是以短期利润和掠夺为原则。

对那些赞成这些选择的人来说，相对于它曾被跨国公司视为寻求轻松获利的机会而言，中国是一个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更大的挑战。在努力控制美元影响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有效地将一些阻碍发展的成分剔除出去。但不管这种挑战有多么令人生畏，却无法加以回避。没有中国，任何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形式的讨论都是不全面的，因为不仅是外包，而且中国自身也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前言

 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

 中国成为美国政治游戏的替罪羊

 中国缺少民工?

 探求工作外包背后的秘密

一、走向上海

 外包的昨天与今天

 美国公众与跨国公司的博弈

 上海的两种城市景象

 要么本地化，要么灭亡

 上海：从工业中心到金融中心的变身

二、暗战上海——游走在中美之间的美国商会

 从虹口进入

 敲门的艺术

 弗里德曼忽略了最紧迫的问题

 在华美国人如何看外包

 外包背后的利益角逐

三、上海的新一代

 浦东软件园的太阳永不落

 沟通困难不仅仅源于文化差异

 在东西方变化中寻求平衡的中国工程师

 灰领工人的兴起

 一位在华的美国商人：谁适应得早，谁就能赢

 白领小姐：从国企跳到外企

四、塔塔先生进城——进入上海的印度企业

 塔塔集团在上海的经营史

 印度的繁荣

 上海、孟买两座城市的故事

 外企老板对中印员工的不同评价

五、聚焦苏州

 苏州工业园的创建始末

 福利化的园区管理

 价值链上的工人群体

 外企经理们之间的热门话题

 欧美同事不搭理我们的问询

六、走向西部

 西部：中国发展的新前沿

 重庆：从国防重地到投资天堂

 成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

 乐山：穿越闹市送芯片

七、从台湾流向大陆

 岛内工业：起步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贸易规则与贸易战

 台湾：勾画“全球后勤中心”的蓝图

 中芯国际：国际化的芯片制造商

 雇主眼中的台湾员工与大陆员工

结语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在受访者所在地采访他们，而不假定我已知道他们如何以及为何去的那里。尽管我已经观察中国多年，然而我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易受咸见的影响。我采访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我并不怕以更具分析性的方法来解释我听到的信息。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经济文明历史中是如此迷人的篇章，以至于记录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将会让人觉得做了许多．不管是好是坏。

如不另作说明，所有引述都来源于我与受访者的私人交谈。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书中更改了许多受访者的姓名及部分人的身份。在引用中国人的姓名时，我尊重了受访者的意见——如有时使用其英文名，对居住在西方国家的人士，则将姓氏放在后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上海大学的王小明(音)和王月华(音)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我们促膝交谈了许多。对于他们在我携家人居住在汾阳路期间提供的慷慨帮助，我只能期待来日回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义华(音)在写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丰震(音)等人，以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陈宽兴(音)等人。

感谢我女儿所在幼儿园的老师；上海的玛丽·加勒、罗布·克利弗、理查德·麦格雷戈、凯斯·卡明等也都是我要感谢的人。我同时还要感谢上海美国商会的官员和员工们。

我非常感谢长期饱受我折磨的语言老师，他们是纽约的肖小娇(音)、田田(音)和上海的张老师。

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提供的津贴帮助我支付了部分研究费用。艾利森·雷迪克、马塞洛·彭哈、西比尔·库克西在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帮助，纽约大学美国研究计划的阿莉莎·赫伯恩和马达拉·希莱尔给予了我坚实的支持。

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张旭东(音)、哈里·奥若特、安杰拉·齐托和道格·格恩里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帮助。

本书的终稿采纳了3位杰出的区域专家李静君、翁爱华、白露的大量意见，他们在百忙之中热心地审阅了全文。人类学大师米切尔·丹尼尔也慷慨地仔细审阅了初稿。

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我的合作伙伴玛格丽特·格雷。在我们共同待在上海的期间，她经常被我的文章弄得云山雾罩，在通读所有手稿之后才得以理清来龙去脉。事实证明，她比我理解得更透彻，本书终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的仔细编辑。

本书的最终出版应当感谢我的编辑维基·威尔逊，是她指导我如何完成任务；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人埃莉丝·切尼，她已经知道怎么督促我。

我在上海进行研究时，我的母亲琼在苏格兰去世了。特以本书纪念她对我的养育之恩和她对生活的热爱。

本书通过工作流动这个主题，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流动对中、美、印等国工人带来的冲击、困惑和挑战。

本书的作者安德鲁·罗斯指出，中国目前在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资本的逐利性使跨国公司会继续转移他们的工作岗位。

对于关注全球化、关注中国机会以及关注个人发展等主题的人来说，本书有助于他们从客观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这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从而谋求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

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应如何理解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特定领域——越来越多的美国和欧洲公司正在将其工厂和劳动力转移到中国。本书有助于他们从客观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这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从而谋求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