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最为瞩目并带有神秘色彩的文物及其机构的大迁移，当属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其收藏文物的内迁。由于其中近半数的文物乃先保存于上海、南京，再由南京经水、陆路西迁，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因此其内迁的行动便与南京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1．筹备南迁，首迁京沪

1931年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三省以后，又虎视华北，北京已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沦人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制订了周密的抢运文物计划，决定转移故宫及北平文化珍宝的决定。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日军攻占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直接威胁。2月6日，这一天揭开了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艺术大迁徙的序幕。深夜，首批文物装上两列火车南行，由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秘书吴瀛为押运总负责。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总计19557箱。这些箱子里装有242592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

鉴于南京没有库房，国民政府决定将南迁文物暂存上海，在南京选定地点修建库房。1934年12月，王世杰在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提议把南京朝天宫一地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作为成立南京分院及建筑仓库的地点。朝天宫库房建筑延至1936年3月开工，8月竣工。

1936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遂决定将存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12月8日至22日，存上海文物先后共装5列车，由行政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内政部派专员会同监运到南京入库，内共19816箱72包15件13札。内计故宫博物院古物13518箱64包及该院驻沪办事处所存文卷刊物、照相机器等137箱13扎，内政部古物保存陈列所古物5417箱，颐和园物件640箱8包180件，国子监物件11箱。

2．为避战祸，再迁西南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上海烽烟又起，南京的机场和军工厂连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又迫在眉睫。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一起，除2900余箱仍留南京外，其他文物分为三批，又踏上漫漫西迁路。从南京运出的文物计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占5303箱，其余均属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西迁文物分水陆两路运往西南大后方。

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招商局“建国”轮运达汉口，此行的目的地是长沙。船先到武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绕道桂林到贵州边境的一个山洞。于是，这批国宝在这个山洞里沉睡了6年。

陆路文物(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7288箱，于11月10日分三批从南京由火车运出。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并自宝鸡再以卡车护运，经汉中至成都。此路由故宫博物院的庄尚严、那志良协同抢运。这是西迁三条路线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火车一出南京，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未造成损失。第二天到郑州后，又遭敌特放火破坏，幸亏车站人员及时让车从大火中开出。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这批文物运四川时值早春，秦岭经常下雨，路面窄而滑，经抢修才于1938年3月12日修好路面。当时从宝鸡到汉中只能用卡车运送。以一卡车装20箱计，往返300多次。从宝鸡到汉中，直线距离100多公里，他们却费时48天才把7000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4箱。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就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久，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要乘汽车翻越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四川进发。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人川的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整整盘旋了一年余，直到1939年3月，费时10个月，陆路文物才运抵成都。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木箱寄放在一个古庙里。在峨嵋曾遭遇大火，幸好化险为夷。

水路也装船运往汉口，然后从宜昌到重庆，最后迁至乐山。从水路人川的文物9369箱分两批西上，水路文物搬迁由杭立武主持。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招商局“江安”轮、英商“黄埔”轮载运9250箱先后运抵汉口，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1箱，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因武汉地区笼罩着战争阴云，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

首批运达重庆的文物存放于四川禁烟局仓库。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上述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在王家沱、羊角滩、陕西街余家巷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毁损。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袭，存放于重庆的故宫文物只得再度搬移，决定选取乐山为这批国宝最后的避难所。途经宜宾转运乐山安谷场。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的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没及双脚，遭受雨淋等现象也有发生。但是，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运送国宝的轮船到了宜宾就开不上去了。1939年5月底前，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其间，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晚间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人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他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从宜宾到乐山的水路运输比较困难，每年只有6、7、8这3个月可以行船，水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平安运抵乐山。马衡院长为此致书慰问工作人员说：“自泸州被炸(9月11日)，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兄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运抵乐山后，储存条件恶劣，常遭白蚁危害和仓库渗漏，部分文物损毁严重。

位于南京中山门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系于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设立。1936年成立董事会，由蔡元培任董事长，并将北平历史博物馆并人。该院以原内政部所属古物陈列所收藏的清内务府文物为基本藏品。在文物内迁中，筹备处暨馆藏珍品亦随故宫文物一并西迁至重庆。1939年6月，因重庆屡遭日机空袭，遂分三批迁往昆明，小部分存乐山。1940年8月，日机轰炸昆明，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其存昆明文物复迁四川南溪李庄。P54-58

我关注抗战期间的文化损失研究，也发表过研究南京文化损失的论文，但以往并没有成书的想法。我以为仅就一个城市的文化损失进行研究，内容可能会显得单薄，学术的社会影响力也许不大。随着课题的开展，资料的积累，我感觉到当年日军铁蹄下的中国首都南京，确实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它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破坏的一个缩影，有必要整理出来，告诉世人在南京文化史上那被强加的悲惨一页。

撰写拙著的另一个原因，是让资料得到更多地利用。陈垣曾说过，史料工作，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有所为。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史学让研究者想象和自由发挥的空间不大，它要凭史料说话。研究者对史料怀有特殊的感情，在大海捞针般地查找中，偶然发现有用的史料，确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时的感觉。由于种种原因，南京文化损失方面的有限资料，分散、湮没在众多的档案文献中。为了研究者的方便，我愿意将所搜集到的资料与大家分享。因此，我在拙著中尽可能多地利用史料，并详细注明史料的出处。

本书写作播种汗水和辛劳，也收获友谊和真诚。本书成稿，既有他人的学术积累，更有前辈、同仁的无私帮助，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当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负责人听到我的来意后，破例将已近乎焦黄脆碎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让我摘抄。复旦大学教授赵建民先生提携后进，多次提供资料。金陵图书馆的许廷长先生，南京图书馆的陈思丰女士，浙江省博物馆的魏丽莎女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犊先生、郭必强先生、曹必宏先生，南京市档案馆的胡刚先生，南京市党史办的同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刘燕军先生、王岚女士，或给我建议、资料，或提供便利。对此，我要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我是无法完成本书的。我要感谢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徐之顺主任对本研究的支持和指导。感谢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前辈和同道，感谢朱成山馆长及纪念馆的同仁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南京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和大力支持，以及责任编辑精心而富有创造性的劳动。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孟楚为本书日文资料翻译，特别是我爱人安琼的理解和支持，长期以来对我精神上的鼓励。

盂国祥于2007年5月24日

一 悠远而曲折的文化交流

 (一)南京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二)古代南京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三)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二 日本当局与南京“文化大屠杀”

 (一)文化掠夺的历史考究

 (二)掠夺中国文化财富的组织机构

 (三)“文化的大屠杀”——对南京图书典籍有组织的掠夺

 (四)军风纪的废弛和军官的纵容

三 南京古建筑之损毁

 (一)轰炸和炮击所造成的损失

 (二)焚毁所造成的古建筑损失

 (三)拆毁或改作军用所致损失

四 南京文化古物的厄运

 (一)南京公私文物横遭厄运之见证

 (二)南京公私文物损失概要

 (三)文化珍宝万里大迁徙

 (四)《江南踏查》与“文物扫荡”

五 中央图书馆藏书损失

 (一)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

 (二)陷留南京的图书损失及存疑

 (三)古籍“抢救”与善本追索

六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

 (一)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肇始

 (二)战时典籍档案的毁损与散佚

 (三)战后图书的追索和清理

七 南京市立图书馆损失

 (一)三馆合一的市立图书馆

 (二)图书在焚劫中损失殆尽

八 南京学校图书馆损失

 (一)南京高校图书馆损失

 (二)南京中学、小学图书损失

九 政府部会机关图书损失

 (一)南京国民政府及部会机关

 (二)政府机关图书损失举要

 (三)损失辨析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十 民间藏书及书业的厄运

 (一)南京藏书的历史渊薮

 (二)南京藏书家损失举要

 (三)档案中的私人图书损失

 (四)南京书业及印刷业损失

十一 中央研究机构内迁及其损失

 (一)中央研究院內迁及其损失

 (二)中央地质调查所内迁及其损失

十二 学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

 (一)南京八所高等院校內迁

 (二)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

 (三)南京中学內迁及其损失

 (四)南京部分高校的损失统计

十三 南京沦陷时期的教育及其损害

 (一)伪化奴化归附教育概况

 (二)强化思想统治与特务监督

 (三)破败凋零的沦陷区高等院校

 (四)中等、初等教育的损失

 (五)在南京的日系教育

十四 日伪文化的合流及其骗局

 (一)“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的成立

 (二)劫物“移管”与复本图书的“分让”

 (三)为占领者效力的文博活动

 (四)“中日文化协会”及其活动

十五 金陵宗教文化事业的劫难

 (一)宗教文化事业的损失

 (二)日军在南京的宗教侵略活动

十六 战后南京文物的封存与清理

 (一)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二)南京区教育部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

 (三)南京封存文物的清点与发还

 (四)南京文物封存与清理之评价

十七 对南京文化损失的继续探究

 (一)关于日军对南京图书馆的破坏和图书损失

 (二)关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掠夺问题

 (三)关于《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

 (四)关于南京损失图书典籍的分类

 (五)关于南京文化典籍损失起算的时间和地域

 (六)研究中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编后记

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在南京制造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诸多暴行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暴行之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严惩，为中国人民和被侵略的世界各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使被侵略的受害者，特别是南京被屠杀的30万亡灵得以瞑目和慰藉。

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已70年，早已是历史的铁案。然而，至今日本当局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的态度，致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嚣张，一再出现否认侵华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不断散布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言论。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竟把“侵略”改为“进入”中国，意欲达到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目的。这些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愤慨。他们纷纷要求编写侵华曰军南京大屠杀史，并为遇难同胞建馆立碑，藉以铁的事实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历史的言论，并昭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屈辱的历史，激励大家树立以史为鉴、振兴中华的决心。1983年1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组织力量对南京大屠杀史开展研究。

1983年至1985年，随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和建成，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国内外的档案馆、博物馆、影片资料馆、史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中外人士广泛地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征集工作，收集到一批当年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纪实、日记以及“两个法庭”审判的档案资料等。与此同时，还于1984年在10个城区和郊区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发现仍健在的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1756人，并专访了参与“两个法庭”审判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在此基础上，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除陈列展示外，还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书籍，拍摄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录片。这些资料集和专著的出版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内外一批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公布，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其研究形式、方法、机构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适应研究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于1995年率先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学术性研究机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立，在国内外反响很大，团结了一大批中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并多次召开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大救援图集》等20多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与此同时，有关研究人员还先后赴美、德、英、曰、丹麦及中国台湾地区收集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新资料，随即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以及南京大屠杀的音像制品。2005年以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主编的28册《南京大屠杀史料》最具有代表性，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依据，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上述这些史料的出版，大多偏重于史料性，其研究性，特别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留下的证物证据相对比较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该研究会经多年的广泛征集，收集到数万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物和资料。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关心、资助下，该研究会拟组织专家对这些文物、史料进行鉴定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系列专史研究与文献丛书，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印记(手印篇、脚印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像》《南京大屠杀历史报刊集》《南京大屠杀文物史话(纸质类、铁质类)》《南京保卫战阵亡将士档案》等。这些图书的编撰与出版，将填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实证性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  由于文物类、名录类、档案类等类别史料内容广泛，征集与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将按类别陆续以分册形式整理出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维护永久的中日友好关系和世界和平，我们将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该研究会为平台，团结海内外有志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把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7年5月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本书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更多的新史料去求证。新资料有日本的、中国台湾的，更多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的。

史学研究，既要求实，也要创新。本书与已有的成果相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一是发掘和利用新资料。如，第一次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南京市图书馆被毁的总损失。在日本归还中国的图书中，新发现有金陵大学图书的数量和目录，确证日军掠夺南京图书无疑。这为以往研究所未见，也鲜为日本研究者所注意。第一次研究得出江苏国学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的详细损失。二是确立了新的研究专题。如民间藏书损失、政府部会机关图书馆损失、书业及印刷业损失、中央研究机构损失等，为以后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思路。三是对一些史料进行考证，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如对《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的成文时间以及数据可靠性进行考证和辨析，对以往将支那内学院和金陵刻经处损失混为一谈的误解予以澄清。四是利用日军官兵日记以及日本档案，剖析了南京文化浩劫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关联。五是利用汪伪档案，结合战后敌伪文物的封存和清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特别是疏理了文化损失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建议。

本书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第9册，作者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更多的新史料去求证南京大屠杀得历史真相。全书从侧面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成为解读历史的爱国主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