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三个部分十二讲组成：第一讲即第一部分，论述了“五四”以来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可能”的探讨，这既是我们对近些年“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一个回应，也是回顾前辈所构建的中国哲学史之得失；第二讲至第十讲是第二部分，围绕中国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讨论的主要问题，展开其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历程；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以及来自海峡对岸的台湾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评论。

哲学作为本源意义上的“爱智之学”，是人对于更好存在的追求，我们以此“哲学观”来讲中国哲学。

本书围绕中国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讨论的主要问题，即从先秦天人之辩、名实之争，到两汉宇宙论上的或使莫为之争、魏晋有无及言意之辩、隋唐佛道哲学对于宗教境界的讨论、宋明理学时期的理气(道器)之争和心物(知行)之辩，再到明清之际哲学家对于整个古代哲学尤其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最后到近代哲学在历史观和认识论(心物知行关系)的转型，展开其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大陆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和来自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哲学研究的评论。

总序(陈卫平)

前言

第一讲

“金岳霖问题”：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可能

第二讲

天道与人道：先秦诸子哲学之一

第三讲

名言与实在：先秦诸子哲学之二

第四讲

或使与莫为：两汉时期的宇宙论哲学

第五讲

有无之争与言意之辩：魏晋时期的玄学

第六讲

神仙人生与佛陀境界：汉唐时期的道教与佛教

第七讲

道器与理气之辩：宋明理学之一

第八讲

心物之辩与知行之辩：宋明理学之二

第九讲

回归原典与批判总结：明清之际的哲学

第十讲

西学涌入与本土创造：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

第十一讲

形上智慧与生活世界：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

第十二讲

重新评价与互动对话：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评述

陆懋德、钟泰二人与胡适，分别代表了两种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不同态度。金岳霖的《审查报告》对这两种态度作了概括：“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显然，陆懋德、钟泰二人持前一种态度。金岳霖对于这样的态度表示怀疑和否定，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所以“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现在的中国人免不了时代与西学的影响，就是善于考古的人，把古人的思想重写出来，自以为是述而不作，其结果恐怕仍不免是一种翻译。同时即令古人的思想可以完全述而不作的述出来，所写出来的书不见得就是哲学史”。

金岳霖的这些话，实质上是批评陆懋德、钟泰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构走回到经学的“信古”老路，而背离了这一学科置身于现代学科体系的历史趋势。他赞同以“第二个根本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即以“普遍哲学”实即西方哲学的一般作为学科依据，来发现中国学术中与之相应的东西，并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归之于此类。由此可见，在胡适面临陆懋德、钟泰挑战时，金岳霖站在了与胡适相近的立场并为其作了辩护，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依傍西方哲学是合乎学科现代性的要求的。

然而，要注意到的是，金岳霖说以“西方哲学的一般”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依据，但不是以西方哲学中的某种、某派观点为依据。否则，就会湮没中国哲学的民族特殊性。可是，金岳霖指出：“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主张写出来的”，这种哲学主张即实用主义，因而“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这也就是说，以“在中国的哲学史”态度来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必须顾及其民族性。

其实，胡适对此也是有所意识的。他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东西两支”，它们是“独立发生”的，而中国哲学是东支的代表，并称中西哲学有“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学说”。这些都触及到了中国哲学在民族性的向度上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立性。不过，胡适以“疑古”治中国哲学史，重在学科的现代性，以至于把中国传统哲学过度地作了现代性的诠释。正如金岳霖批评的：“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这意味着胡适把学科的现代性与保存学科对象的传统原色(民族性)相混淆了，意味着胡适还不能自觉地探求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存在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随着陆懋德、钟泰的挑战，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了在胡适之后研究中国哲学史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胡适之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代表性人物是冯友兰。不过，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的态度不是“疑古”而是“释古”。在他看来，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正”“反”“合”。因此，“释古”既批评“信古”的抱残守缺，又否定“疑古”的激进反传统。冯友兰正以这种“释古”精神来探求中国哲学史的独立性。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传统哲学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代，前一时代是先秦，后一时代开始于汉，终结于康有为。此后中国哲学进入了后经学时代，这是西学冲逼经学的结果。他说：“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就是说，后经学时代在学术范型上是以西学更替经学即“新瓶”更替“旧瓶”。因此，“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这个意思就是必须用“新瓶”装“新酒”，要将中国哲学推向现代性学科，必须走出经学模式。在冯友兰看来，中国的义理之学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内容约略相当。但为何不能以中国义理之学史来取代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之名呢?因为义理之学乃经学之一部，用其作为学科之名，仍然是以经学之“旧瓶”来装哲学之“新酒”，没有显示出后经学时代学术范型转变的现代性。对此冯友兰这样说道：“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就是说，在西方学科体系成为了现代中国学科规范的后经学时代，学科现代性的要求，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与经学相分离而独立，必须以西方哲学为蓝本。

如果说，提出从后经学时代来认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表现了冯友兰以“释古”精神反对迷信传统，坚持走出经学体系的现代性，那么区分哲学的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以考察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则表现了冯友兰以“释古”精神理解、阐释传统，试图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的说法。他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之”，因此，“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所谓的“找出”，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系统进行阐释，而阐释则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逻辑重建的过程，这就需要以注重形式系统的西方哲学为榜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显然，他认为把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予以形式系统化，正表现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型由经学转向西学的现代性。

P6-10

讲到中国哲学，有这样两幅图景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一幅图景是：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庄子》，风靡大江南北，成为媒体的当红明星。其他地方的电视台纷纷效仿，开设此类节目，各式“于丹”登台亮相；名牌大学竞相开办国学班，高官和“高管”走进课堂捧起了国学典籍，好像对其中的智慧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招收儿童的读经学堂方兴未艾，天真稚嫩的声音诵读着“之乎者也”，仿佛沉浸在古老思想的熏陶之中。这些给予人们的感觉是当代中国正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传统哲学。

另一幅图景是：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不休，而且似乎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声浪更高一些。这些质疑归结起来大体是：“哲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中国传统中并无西方概念式的哲学，现在流行的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遮蔽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真实面貌。因此，必须或是以“中国思想”取代“中国哲学”，改“中国哲学史”为“中国思想史”；或是用中国传统原汁原味的语言、问题、词汇、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于是经学研究大有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潮之势。这幅图景让人觉得“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能否作为学科而存在受到了挑战。

显然，这两幅图景不那么协调。然而，透过这个不协调，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指向的问题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哲学是什么”。

中国原有典籍中有“哲”和“学”，但没有将它们合在一起的“哲学”。19世纪末，首先是日本人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后来被中国学者引人。众所周知，“哲学”在古希腊的意义上是“爱智慧”，虽然对此概念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基本的，即它是指人根据自身本质力量而追求更好的存在状态。这里，不仅仅是说追求更好的存在状态是从“爱智慧”中总结出来的，而且“爱智慧”本身就是追求更好存在状态的一种表现。追求更好的存在状态，贯穿于所有民族的文明之中。但是，中国人对什么是理想存在状态的思考以及追求理想存在状态的方式等等，与西方人有共同点，更有差异。这样的同和异就构成了中国哲学。

我们试图这样来回答“中国哲学是什么”。这十二讲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讲即第一部分，论述了“五四”以来对“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可能”的探讨，这既是我们对近些年“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一个回应，也是回顾前辈所构建的中国哲学史之得失；第二讲至第十讲是第二部分，围绕中国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讨论的主要问题，展开其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历程；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时期20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以及来自海峡对岸的台湾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评论。这样或许我们能够让读者不仅了解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意味着什么，也能让读者纵观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是什么，还能让读者领略中国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向是什么，从而揭示“中国哲学是什么”。

本书给人突出印象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对“中国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及其答案的寻绎；二是对中西哲学关系的思考；三是对哲学史方法论的关注和自觉反思。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