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罗比是在文化研究领域中研究得最深入、最多产的评论家之一。她从她的视角，对六位关键性的文化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明晰的、详细的解读。这六位理论家分别是：霍尔、吉洛伊、巴特勒、巴巴、布尔迪厄和詹姆逊。

一种启发人心智的灵性呈现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既是一本学声课本，又不仅限于此。它具有条分缕折的写作风格，同时也带有火热的激情和极高的机智。

在本书中，麦克罗比介绍了最近在该领域中她认为最重要的成就，分析了他们对文化研究的贡献，揭示了如何将这些洞察力运用到当代大众文化的分析中。

本书对研究者和学生研究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广泛领域都会有极大的帮助。作者采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六位领军性交化理论家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文化研究的价值。

译者序

中译本自序

致谢

导论　特权与快乐

第一章　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研究的独创性

第二章　黑与不黑：吉洛伊对种族现代性的批判

第三章　没有女人，就没有哭泣？——朱迪斯·巴特勒和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政治学

第四章　愤怒回顾：霍米·巴巴殖民行为的抵抗主体

第五章　“需求与规范”：布尔迪厄与文化研究

第六章　詹姆逊的后现代性：文化资本主义政治学

补充材料一　灾祸的混合袋子？——布尔迪厄的《世界的负担》

补充材料二　母亲和父亲，谁需要他们？——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

参考书目

索引

第一章 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研究的独创性

本章导读

媒体—政治—意识形态1 方法探求

个案研究：《全景》节目 电视和国家统一

媒体—政治—意识形态2 政治交流中的变化

媒体—政治—意识形态3 新闻批评

打破福利国家符咒 斯图亚特·霍尔遇到铁娘子

从团结到分歧 多元文化问题

附录：当斯图亚特·霍尔遇到托尼·布莱尔

媒体—政治—意识形态1

在这一章中，我将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全部著作出发，集中讨论三个有代表性的时期。它们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电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撒切尔主义的“权威民粹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Hall，2000a，2000b)。我不仅要将这些文本解释清楚，而且还会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它们之间相隔数年。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图亚特·霍尔关注媒体，即电视的那段时问。在那段时间里，他尝试着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日常政治传媒实践，尤其是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也是霍尔作为一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最精彩的时期。当时大家非常关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在的阶级权力关系是如何只在“最终情形”下变得清晰可见的。究其缘由，是由于庞大的意识形态政治机器拥有其本身的自主性，这些政治机器的运作与经济，及其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毫不相干。这一自主性和中立原则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秩序。各领域之间的冲突——例如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冲突，会让人产生利益分离的错觉，实际上却掩盖了那些在现存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基本因素之间存有的共识或联合，而这些因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加以保护、稳固、确保其再发展。因此，要用“复杂的统一体”(complex unity)这个术语来表示。通过这一术语，可以表示出这些政治机器的日常运作如此自然，以至于它们变成了数百万人民接触这些领域、认识(或误解)事物，以及(可能)理解世界的手段。新闻或电视这样的机构会按照基于专业技术编码和惯例的常规操作来使自身长存下去，同时，它们也会复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时事电视的“团结”》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的工作报告》丛书中。这是对1974年10月英国大选前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节目——《全景》(Panorama)广播的深入检验(Media Group，1976)。这篇文章显示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伯明翰，一个研究对象(在此是一个单一的节目)是如何转变成集体研究项目的。尽管在英美社会学中已建立起政治传媒专业，但霍尔等人还是将目光投向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投向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研究，投向了源自广播产业内部的官方文件和报道。唯一被提及的一篇社会学文本是斯坦·科恩(Stan Cohen)和乔克·扬(Jock Young)的《新闻制作》(Cohen and Young，1973)。霍尔等人采用了现在学术界有关这一类课题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与“共谋性观点”(conspiracy thesis)不同的声音，在这种“共谋性观点”中，“节目制作被描述为公众的声音；事实上却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Hall et al.，1976：60)。这意味着严密的控制是以机械式专制主义的方式进行的。“置换性观点”(displacement thesis)也存在一些问题，即把播音员看成是手握绝大部分权力的人，好像电视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自主的角色(ibid.：60)。如果媒体和政府的关系被隔离，那就否认了两者之间细微交叉和互动的可能性。同样地，“自由主义”(laissez-faire)观点也有许多问题。它把电视看成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一种仅仅反映事件本身的媒介。霍尔等人的出发点是，认为电视“从不只传达一个意义”(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巴特的影响，以及他关于意义的内在分歧的断言)，而是提供意义的范围——尽管这里有一个推荐的意义引导或指导观众。要把电视节目做好，其成功的基准就是要传递这样一个推荐意义，值要产生这种推荐性阅读结果，节目制作者需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这类意识形态的工作也是劳动，这需要为内容收集和选择材料，并加以组织，同时还需要对某种技术和专业进行编码。谁也不能担保意义不会出现细微的偏差，因为总是存在着意义被打破、被中断、被遗漏的可能性。要想得到满意的结果，制作者每时每刻都要及时地补救。

左派想当然地认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存有共谋关系，以遮蔽观众和全体选民的眼睛。其实远非如此。霍尔等人提出，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电视和政府的关系是相对自主的(按照阿尔都塞1971年著名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章)。播音员和新闻记者是按照他们自身的专业实际编码来运作的，即使他们是在为国有新闻机构(如BBC)工作，他们也并不直接对政治家负责，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霍尔等人的这篇1976年发表的文章详细考察了民族团结受到威胁时，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霍尔等人的研究方法(在随后霍尔的著作中一直使用)把当时社会政治气氛的历史背景与对一个关键文本(如全景节目)的结构主义阅读结合起来。这种结构主义式阅读成为一种理解方式，以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普通电视领域运作的——在这里是指按惯例的(假如是现场直播的话)、大选前人们所熟悉的时事新闻节目。节目中冗长的政治时事分析，显示了一个电视节目的确能帮助我们广泛了解在大众传媒环境中政治活动运行所需的社会条件。那么，这就证明了我们对媒体(作为意指实践)和权力问题进行微观分析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涵盖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与今天的现实也直接相关，并为人们所熟悉。斯图亚特·霍尔曾一度研究过BBC被严密审查的那段时期。对于播音员有太大权力的问题曾有许多讨论，也有不少人认为，BBC将关注点集中在评论和分析上是不恰当的，它应该只做简单的报道。这些批评直接指向时事新闻节目，其原因在于评论时事新闻需要广博的知识和专家的意见。新闻记者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必须以权威姿态表现出远见卓识。正像霍尔等人所要表达的，这种有深度的分析通常会适用于许多不同话题，并使政治家感到紧张不安。这种焦虑情绪反过来又会与对民族团结的多重关注联系起来，与那些从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人那里散播的潜在危机联系起来。北爱尔兰激烈的政治冲突，积累到大选时期时，公众意见就会变得至关重要。一系列关于工业的争论给保守党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导致1974年2月被迫举行大选。那一年的第二次大选，人们认为工党将力保大多数选票。除了工会与政府的对抗，北爱尔兰不停的冲突之外，还有来自威尔士和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挑战，以及对加入欧盟充满疑虑。《全景》广播节目在大选3天前以“哪一种的民族团结？”为题，为制作者提供了一次理想的机会，来检验电视广播如何处理有争议的问题，以及如何代表所有参与角逐的政党的利益取得一个满意的结果。P9-19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芄、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100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一种启人心智的灵性呈现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既是一本学生课本，又不仅限于此。它具有条分缕析的写作风格，同时也带有火热的激情和极高的机智。

——贝尔·施瓦兹，伦敦大学玛丽皇后与西田学院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它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第一本教材，并做到了一本真正有用的教材所应该做到的一切——它对该研究领域进行了总结和描绘，并在这种总结和描绘中使它得以更新和进一步向前发展。

——莱瑞·格罗斯伯格，北卡罗来纳大荦，教堂丘校区